其实，从踏入己亥年的那会儿起，我就琢磨着该如何控制好自己的淘书欲。应该说，在这一年的一多半时间里，自己基本上还是按着计划来的，大致控制在月均一两本新书“入账”的速度。不过，说起来也算是好景不长吧，曾经的完美计划终究未能挺过最后一个季度的考验，以至于第四季度淘来了几近半数的书，仿佛打开潘多拉魔盒一般，一发不可收拾。
回首己亥年之淘书成绩，在50种共计59册的“入账”新书中，文史类的书籍依旧是占据了半壁以上的江山。尽管这对于像我这样一个靠法律吃饭的人来说实在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这么多年来似乎又是一以贯之地屡教不改，可谓顽固至极！当然，若是抛去前面所说的那些条条框框，2019年于我则称得上是一个收获满满的书之年，而且有的收获还算得上是大惊喜，请容我在这里逐一道来。
最早的一个大惊喜是在2019年的4月，当代文学界鼎鼎大名，且最有希望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阎年科来厦开讲——“我们时代的真实与虚构”。为了能近距离一睹这位文学大家的风采，并满足我的签名欲望，我早早就做好了充分准备。到了4月27日下午，在纸的时代书店，我如愿以偿地得到了阎年科本人在其著作《坚硬如水》（云南人民出版社）、《风雅颂》（河南文艺出版社）、《炸裂志》（上海文艺出版社）、《速求共眠——我与生活的一段非虚构》（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上的签名。为了以示纪念，我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中发出如下感言：“在‘改开’后产生的大陆作家中，阎年科是比较特别的一位，主要是他的作品比较另类和有激情，甚至偶尔露疯狂。或许也正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会具有‘标志性’。原本以为见这样的作家比较困难，没想到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过，作为高一辍学、部队成长起来的教授作家，阎年科也有一定知识上的BUG，比如在厦门的那次开讲中，他误把厦门的鼓浪屿当成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之发生地，着实令我有些大跌眼镜。
接下来的另一个大惊喜发生在2019年的9月下旬，“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藏族作家阿来的厦门开讲同样令我喜不自禁。老实说，阿来的名字虽早有耳闻，但他的作品之前却是从未读过的。也不知是什么观念作祟，一直以来我都很少涉猎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似乎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疑惑在心头萦绕。但即便如此，为了聆听这次关于生死轮回的对话，我还是试着去改变自己，不仅购得阿来的《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云中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阿来的诗》（四川文艺出版社）请其签名留念，而且还在今年春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期间，一个人待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读完了他的那本为汶川大地震中的亡灵而书写的《云中记》，由此也体悟到了阿来笔下所描绘的颇有些沉重感的世界和人生。
己亥年的第三个大惊喜非意外补齐《师陀全集》（河南大学出版社）莫属。师陀先生是我熟知且早年有一段忘年交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988年10月师陀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后，直到16年后的2004年，共计5卷8册的《师陀全集》才由河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初版本共印2500套；之后，又间隔了9年至2013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再度出版了共计2册的《师陀全集续编》，初版本共印1000套，总的印量都非常少。据我所知，无论是《师陀全集》还是《师陀全集续编》，都很难在厦门的书店找到，而我也是前几年才陆续在网上购得《师陀全集》中的第5 卷（书信卷）和《师陀全集续编》2册，但前4卷则一直处于缺失状态。不过，话说回来，倒是真应验了那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19年10月中旬的样子，偶尔在“孔夫子旧书网”闲逛，就在一次不经意地查询中，竟让我十分意外地找到了最为经济的补齐方式，于是一股脑地在河南开封的一家书店买下了尚缺的4卷7册《师陀全集》（略有品相问题的新书），终于让其在我的书房实现了“大团圆”，那种油然而生的满足感就甭提有多带劲了。
己亥年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淘书记忆，单以签名本而言，像是9月中旬在网上购得的当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彦的获奖作品《主角》（作家出版社）签名本、9月下旬在厦门第15届海峡两岸图书交易会上购得的台湾著名作家黄春明的签名本《看海的日子》（台湾联合出版社）、11月中旬回申城参加母校活动时在福州路上的上海古籍书店购得的沪上名家管继平的签名本《管中窥书》（上海书店出版社）和已故著名作家黄裳作品集《榆下夕拾》（齐鲁书社）之编者签名本等，都令我爱不释手、好不喜欢。正因为有书的陪伴，每当我驻足书房，信手翻阅、品读自己所收藏的这些签名本，无不从中流淌出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