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笔者在此前的文章说到，四野战将、“好战分子”钟伟私自从大别山出走苏北一事，引起不少朋友关注。其实在那个年代，类似的出走事件并非个案。说实话，在发生的几起团职以上干部出走事件中，钟伟和陈康是最幸运的，出走后都没有受到进一步的处分，后来都立下诸多战功，在1955年分别授衔少将和中将。而其他出走事件就没这么幸运了，甚至还产生了严重后果。今天再来说说两个私自出走事件及处理。
钟伟
（一）许世友等人出走事件，不幸中的万幸
1937年3月中旬，红军西征失败后，对张主席的批判开始升级，过程出现偏差，范围扩大到红四方面军（以下简称红四）的干部，甚至谣传要枪毙一批人。许世友当时也在抗大学习，非常苦闷，并因此病倒了。
他感觉没有出路，对前来看望他的红四干部说，“我们回四川去”。红四长征后，在川陕根据地留下了一支坚持斗争的武装刘子才部，许世友的意思是，去四川找这支部队，并说“在这里天天说我们不好，要枪决，我们到四川去！愿去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他们。”
结果，有30多个团级以上干部（包括5个师级、5个军级，另有2名营级干部）愿意走。许世友将出走的一切都计划好了，准备4月4日夜里出发。
1944年，许世友（近景者）在讲话
曾任军政委、计划一同出走的抗大保卫处长王建安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这样出走是严重违背原则的，他意识到问题性质严重，遂于4月3日将情况报告了上级。随即，许世友等人被逮捕。
在战争年代，“拖枪逃跑”是严重的罪行，应判死刑。后在主席的干预之下，此事得到妥善化解，给予从宽处理：由于上述人员屡立战功，法虽不赦，情尚可原，且犯罪行为尚属未遂，例应减轻处罚。最后，许世友、王建安等6人被分别判刑，实际上并没有坐牢，而是继续在抗大边学习边改造。也就是说，许世友等人的行为“情尚可原”，但法不容情，仍然对他们做出了相应的处理。
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
许世友等人的出走事件，是不幸中的万幸，一是王建安的及时报告，二是主席的高瞻远瞩。对这段历史，笔者认为：许世友等人应当感谢王建安。为什么？如果不是王建安基于组织原则将此事作了报告，一旦出走事件“既遂”，后果将不堪设想，至少在开国将军中不可能再有这批人。
至于许世友等人内心会不会这样想，就不得而知了。不得不说，主席从维护团结的高度，对此事的处理是极有水平的：既没有“法虽不赦”而过分处罚（当时有人认为许世友态度恶劣，应该枪毙），也没有“情尚可原”而不了了之，而是给予适当的处罚，有警戒，也给出路。
1979年对越还击，东线总指挥许世友在勘察战场
（二）叶道志等人出走事件，一个巨大的悲剧
与钟伟类似，由八路军派到新四军工作的叶道志、陈康、徐长胜3人，从皖南军部私自出走，北上寻找八路军。结果被军部追兵赶上，一人被当场打死，一人被抓回枪毙，酿成一个巨大的悲剧。仅陈康幸运逃脱，与钟伟相似，千里迢迢从皖南跑到太行山，找到老部队129师，后来在陈赓手下屡立战功，1955年授中将，后在兰州军区副司令员任上离休。
叶道志、陈康、徐长胜3人都出身红四。在红军时期，叶道志先后任师长、师政委，曾与陈锡联搭档。陈康的最高职务是团长，徐长胜的最高职务是副团长，都曾是叶道志的部下。
新四军成立后，急需干部。为此，延安派了大批干部支援新四军，例如后来新四军著名的“叶王陶”中的王必成、陶勇，都来自延安。1938年初，延安委任叶道志担任临时支书，率陈康、陶勇等数十位干部南下到新四军工作。应当说，叶道志的能力都是不错的，被安排到2支队4团任副团长，后任政委。陈康任补充营营长，徐长胜任军部特务营参谋。
新四军是红军主力长征后，由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其成分本来就是地方部队或游击队，当时又值建军之初，各方面还不完善，部队作风相差很大，一些八路军来的干部工作上一时不大习惯。而且在规模上，新四军的团只相当于八路军的营，叶道志对职务安排及工作颇为失望，并反映在了工作中。上级得知后，又将其降职，调到军部任特务营营长，这让叶道志更加不满。因此，叶道志与陈康、徐长胜一商量，就准备回八路军去。1938年7月底，即到新四军工作才几个月，3人携带防身手枪私自离队。
新四军军长叶挺得知后，命令侦察科长李志高带人去追捕，并命令“如不肯回，就地击毙”。李志高带1个排追赶，在景德镇山区堵住了3人。结果，徐长胜被当场打死，叶道志被抓回，只有陈康逃脱。
当时项英正好去延安开会，不在军部。叶道志被抓回后，叶挺认为“带枪开小差，抓住就毙。这是铁的军纪”。据说，当时随叶道志一同南下的干部还给军部写了联名信，请求枪下留人。叶道志本人也辩解说：我擅自带枪离队是错误的，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罚；但我不是叛变投敌，而是对分配工作有意见，所以我想回八路军去。
在此过程中，随叶道志一同南下、也来自红四军方面军的陶勇曾直接找叶挺求情担保，并拿出许世友当年试图拉走一批人的例子，说“当时主席都没枪毙许世友”。但叶挺态度坚决，陶勇为此还被批。8月30日，叶道志被枪决。补充说一下：此后不久，陶勇调任4团团长，开赴苏南抗日前线。4团后来发展成为华野4纵、23军。
左起：叶挺、赖传珠、罗炳辉、张云逸（1939年）
如果能坚持到建国以后，叶道志正常应授中将，其悲剧令人唏嘘。当然，叶道志、徐长胜的悲剧，首先是他们犯错，但对比主席对许世友等人、刘邓对陈康、陈毅对钟伟的处理，不得不说：叶挺自广州起义后即脱离组织，没有经历过红军时期艰苦卓绝的残酷环境，与红军出身的干部在感情上有一层隔膜，仍是传统军人的作风。在枪决叶道志以及后来枪决高敬亭的问题上，叶挺以“军法处置”不算错，但在大局谋略上、对待战友的革命感情上，似存在原则性有余、灵活性不足。
需要交待的是，1983年，组织上为叶道志恢复了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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