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得也文章，失也文章</h1>
白居易因文章得官、得名，早入台省，如他自己和诸多论者所言，他因为忠诚遭遇诽谤，含冤被贬，开始了漫长的外任。白居易对于这样的遭遇，内心自然充满不平，在其后的各阶段对此均有回忆、追述。但是回顾白居易居于台省时候的言论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身处优越位置，却时刻紧张焦虑的形象不时跃然于这一时期的诗作中。
回顾白居易一生长期出京外任的遭遇及其心态，早年台省的焦灼紧张心绪与出访京师的违愿遭遇绝非相互孤立地存在，前后两期的情绪存在相近频率。
白居易入仕之初，外力帮助甚少，凭借自身而进取的比重较大，而他自身所能依恃的优势，多集中在天分、文才、勤奋等方面。如其自言早慧即与文字结缘道：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无”字、“之”字示仆者，仆虽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仆宿昔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
另一方面，他在文学兴趣上进一步立志进取，如“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的苦读，可见他因为天分而早早接受教育，又因为教育积累而进一步立志于仕途。这个过程中,他知道进士是在十五六，虽然有早慧而及早接受文学教育，但是十五六岁前对于仕途的启发却少有发生，可见其家庭家族对其教育存在的缺位。此外，在《襄州别驾府君事状》中，白居易提到：
及别驾府君即世，诸子尚幼，未就师学。夫人亲执《诗》《书》，昼夜教导，恂恂善诱，未尝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馀年间，诸子皆以文学仕进，官至清近，实夫人慈训所致也。
由此可见，白居易少年时候的教育是在父亲缺位、母亲教导下逐步实现的。对其精神产生广泛影响的事物多集中在《诗》《书》这样的经典，由此构筑了其精神模式中的强烈的道德意识，初步造就了其思维惯性，并引发了其读书人的仕途意识。这种精神状态贯穿白居易早年的读书生活。
文章才力在天赋和勤奋的积累下，白居易“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入众耳，迹升清贯”，名声和仕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对于这种收效，白居易流露出了困窘和不足的情绪状态。
对于这种窘境，他自己时常不无流露和剖析：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
在生活交游乐趣上是寡淡无味的，在宦途援引的机会方面是没有优势的，以及在其文章的价值认同上，他自认为是曲高和寡的。而这正是其家庭经济和自身苦学模式等因素共同造就的。早期求学的那种孤立状态延续到了入仕之后的阶段。
与过去较为单一的环境形成鲜明反差，白居易精神领域存在的这种拂逆违和之感不断地搅扰着他，过去精神追求的合理性，在仕途新环境中产生不适。完成短暂的平和自适以后，又进入到下一个“积累—爆发”的周期循环中。环顾白居易的人生各阶段，这种情绪的周期性痕迹持续存在，深刻塑造着他的精神结构，并且影响了他在人生关键节点上的选择。
<h1 class="pgc-h-arrow-right">身世不显，名位难合</h1>
关于白居易的家世背景，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二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余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门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
白居易虽在此追溯先祖功业官职的流转以显示自我身世，但又在《与元九书》中自言“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
由此可见“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的叙述由来有自，并非夸张，其追溯的郡望先世功业，对他在其时的社会地位几乎没有帮助，因而白居易几乎无法凭借门第获得仕途的优势竞争条件。这样的客观需求之下，选人的视角必然转向同样接受文化教育而没有过大政治权利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子弟。
显然，白居易附会的郡望世系并不能实际增加自己在仕途上有所进取的优势，这种反差造成的心理虚弱感难以避免地给白居易以自卑和孤立。
<h1 class="pgc-h-arrow-right">高举诗教，渐遇挫折</h1>
白居易早期的讽谕诗所揭露的时代和个人志向问题，正是这种不适的体现。他所表达的观点是经书道德的延伸，并且这套道德体系已经深刻塑造了他的精神。白居易虽然在诗歌中常常表现出了解、关注民生的姿态，但是在关于现实和理想的嫁接问题上，他没有掌握有效的方法，只能不断在困惑中走向苦闷。苦闷的同时一方面找到释放出口，一方面不断地提醒、呼吁改变。
<h1 class="pgc-h-arrow-right">孤立困顿，悲剧渐显</h1>
白居易在融入问题上表现为对官场的不适和自我乐趣体系的建立。这样的影响使得白居易坐实了这种与环境的对立，以至于其一生都在挣扎，一生的悲剧色彩也是在此埋下了伏笔。
白居易虽然进入长安，但发现上升路径少，投身亦无门。在长安未能融入而形成的孤立状态，一方面是环境对他的孤立，一方面是不能融入后的自我孤立。在这个过程中，他愈加以道德、文名来显示自己，通过追比圣贤教化的标准，强化对自我既有价值体系的认同，进而求得一隅以立身于当下文坛和官场。因而，与集体的对立就愈加在困境中得到强化。这种强化的逻辑是一种“自我确证”，亦即在上述的“双重孤立”状态下，建构自己的生存哲学，寻找自己在道德、文章、官场上的位置。
对于压抑状态下的白居易，家境、文才和心态问题是导致其求学、仕进过程中出现持续紧张状态的原因。对于缺乏根基的白居易来说，机会是不可预料的，是必须抓住的，是放过就不会再有的。但紧张状态需要不断调整以保持从容姿态。所以白居易常处在一种焦虑和放松并存的精神状态，这也关系到对他“兼济——独善”状态关系的理解——二者实则相伴、相对而并存于其一生意志中。
在以上这样的心理背景下，白居易显得愈加“不合群”。早期的认知格局及思维局限导致白居易在人生、仕途大好开局中已显乏力。
在此状态下，积极用事的白居易越是想在仕宦之路上有所开拓，便会相应地感受到环境对他的排挤，他的主张和精神在周身难以取容的环境中被挤压了空间，而显得逐渐窒息、压抑。这样的对立具体表现在上述官场、人际、诗歌主张等方面的孤立。众多难以合众的表现，使得孤立的白居易必然试图在各个方面突破这种局面。
武元衡方死，白居易进谏。众人不言，不是没有人因此激动愤怒。白居易敢言也不代表不知道这样不合规矩。值得注意的是，在知道不合规矩的前提下，仍然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对于一向善于隐忍、预防危险、珍惜身份职位的白居易来说，“激愤而谏”是不足以构成全部动机的，只能作为一个直接动因。
在久积的压抑和难以看到继续进阶机会的困境下，借此进谏是一个机会。换言之，白居易虽可能没有考虑到具体后果，但在经过一定的衡量后，做出了这样一个“投机”的选择，这是一次一本万利、稳赚不赔的生意，即使有后果也会让所有人看到白居易的立场，闻名长安甚至整个官场，以这样的对冲思维进行的这次选择，寓示着白居易无可选择但却在努力寻找机会寻求破局的出口。
但毕竟是一次个性主导的政治冒险，如其所述：
两日之内，满城知之。其不与者或诬以伪言，或构以非语。且浩浩者不酌时事大小与仆言当否，皆曰丞郎、给舍、谏官、御史尚未论请，而赞善大夫何反忧国之甚也？
对此，白居易的解释是：
赞善大夫诚贱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独进封章，谓之忠，谓之愤，亦无愧矣。谓之妄，谓之狂，又敢逃乎？
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被贬，是在自身政治力量薄弱且未能融入任何有力政治集团的情况下，在久久积累、反复循环的压抑困境中选择的一次“尝试破局”且具有“投机”性质的政治冒险。不可否认，这种行为的动机，固然有白居易为政之德、为国之志的因素在其中，但结果仍然是显而易见的迅速外贬。
不得不提及这个时期，白居易被贬的前后，其同僚多有外贬的情况。可以推断，白居易这时其实是处在一个模糊酝酿、尚未成型的政治集团中，只是这个集体较为松散、弱势，且这个时候的政治局面不利于这个集体，因而稍有不慎处在这个模糊集团中的个体便可能被逐一排挤出朝廷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