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class="pgc-h-arrow-right">得也文章，失也文章</h1>
白居易因文章得官、得名，早入台省，如他自己和諸多論者所言，他因為忠誠遭遇诽謗，含冤被貶，開始了漫長的外任。白居易對于這樣的遭遇，内心自然充滿不平，在其後的各階段對此均有回憶、追述。但是回顧白居易居于台省時候的言論行為，我們可以發現一個身處優越位置，卻時刻緊張焦慮的形象不時躍然于這一時期的詩作中。
回顧白居易一生長期出京外任的遭遇及其心态，早年台省的焦灼緊張心緒與出訪京師的違願遭遇絕非互相孤立地存在，前後兩期的情緒存在相近頻率。
白居易入仕之初，外力幫助甚少，憑借自身而進取的比重較大，而他自身所能依恃的優勢，多集中在天分、文才、勤奮等方面。如其自言早慧即與文字結緣道：
仆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于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仆者，仆雖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仆宿昔之緣，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谙識聲韻。
另一方面，他在文學興趣上進一步立志進取，如“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的苦讀，可見他因為天分而早早接受教育，又因為教育積累而進一步立志于仕途。這個過程中,他知道進士是在十五六，雖然有早慧而及早接受文學教育，但是十五六歲前對于仕途的啟發卻少有發生，可見其家庭家族對其教育存在的缺位。此外，在《襄州别駕府君事狀》中，白居易提到：
及别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馀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緻也。
由此可見，白居易少年時候的教育是在父親缺位、母親教導下逐漸實作的。對其精神産生廣泛影響的事物多集中在《詩》《書》這樣的經典，由此構築了其精神模式中的強烈的道德意識，初步造就了其思維慣性，并引發了其讀書人的仕途意識。這種精神狀态貫穿白居易早年的讀書生活。
文章才力在天賦和勤奮的積累下，白居易“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名聲和仕途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然而對于這種收效，白居易流露出了困窘和不足的情緒狀态。
對于這種窘境，他自己時常不無流露和剖析：
然仆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
在生活交遊樂趣上是寡淡無味的，在宦途援引的機會方面是沒有優勢的，以及在其文章的價值認同上，他自認為是曲高和寡的。而這正是其家庭經濟和自身苦學模式等因素共同造就的。早期求學的那種孤立狀态延續到了入仕之後的階段。
與過去較為單一的環境形成鮮明反差，白居易精神領域存在的這種拂逆違和之感不斷地攪擾着他，過去精神追求的合理性，在仕途新環境中産生不适。完成短暫的平和自适以後，又進入到下一個“積累—爆發”的周期循環中。環顧白居易的人生各階段，這種情緒的周期性痕迹持續存在，深刻塑造着他的精神結構，并且影響了他在人生關鍵節點上的選擇。
<h1 class="pgc-h-arrow-right">身世不顯，名位難合</h1>
關于白居易的家世背景，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載：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北齊五兵尚書建之仍孫。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禦。志善生溫，檢校都官郎中。溫生鍠，曆酸棗、鞏二縣令。鍠生季庚，建中初為彭城令。時李正己據河南十餘州叛。正己宗人洧為徐州刺史，季庚說洧以彭門歸國，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駕，賜绯魚袋，兼徐泗觀察判官，曆衢州、襄州别駕。自鍠至季庚，世敦儒業，皆以明經出身。季庚生居易。
白居易雖在此追溯先祖功業官職的流轉以顯示自我身世，但又在《與元九書》中自言“中朝無缌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
由此可見“中朝無缌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的叙述由來有自，并非誇張，其追溯的郡望先世功業，對他在其時的社會地位幾乎沒有幫助，因而白居易幾乎無法憑借門第獲得仕途的優勢競争條件。這樣的客觀需求之下，選人的視角必然轉向同樣接受文化教育而沒有過大政治權利的中下層地主階級子弟。
顯然，白居易附會的郡望世系并不能實際增加自己在仕途上有所進取的優勢，這種反差造成的心理虛弱感難以避免地給白居易以自卑和孤立。
<h1 class="pgc-h-arrow-right">高舉詩教，漸遇挫折</h1>
白居易早期的諷谕詩所揭露的時代和個人志向問題，正是這種不适的展現。他所表達的觀點是經書道德的延伸，并且這套道德體系已經深刻塑造了他的精神。白居易雖然在詩歌中常常表現出了解、關注民生的姿态，但是在關于現實和理想的嫁接問題上，他沒有掌握有效的方法，隻能不斷在困惑中走向苦悶。苦悶的同時一方面找到釋放出口，一方面不斷地提醒、呼籲改變。
<h1 class="pgc-h-arrow-right">孤立困頓，悲劇漸顯</h1>
白居易在融入問題上表現為對官場的不适和自我樂趣體系的建立。這樣的影響使得白居易坐實了這種與環境的對立，以至于其一生都在掙紮，一生的悲劇色彩也是在此埋下了伏筆。
白居易雖然進入長安，但發現上升路徑少，投身亦無門。在長安未能融入而形成的孤立狀态，一方面是環境對他的孤立，一方面是不能融入後的自我孤立。在這個過程中，他愈加以道德、文名來顯示自己，通過追比聖賢教化的标準，強化對自我既有價值體系的認同，進而求得一隅以立身于當下文壇和官場。因而，與集體的對立就愈加在困境中得到強化。這種強化的邏輯是一種“自我确證”，亦即在上述的“雙重孤立”狀态下，建構自己的生存哲學，尋找自己在道德、文章、官場上的位置。
對于壓抑狀态下的白居易，家境、文才和心态問題是導緻其求學、仕進過程中出現持續緊張狀态的原因。對于缺乏根基的白居易來說，機會是不可預料的，是必須抓住的，是放過就不會再有的。但緊張狀态需要不斷調整以保持從容姿态。是以白居易常處在一種焦慮和放松并存的精神狀态，這也關系到對他“兼濟——獨善”狀态關系的了解——二者實則相伴、相對而并存于其一生意志中。
在以上這樣的心理背景下，白居易顯得愈加“不合群”。早期的認知格局及思維局限導緻白居易在人生、仕途大好開局中已顯乏力。
在此狀态下，積極用事的白居易越是想在仕宦之路上有所開拓，便會相應地感受到環境對他的排擠，他的主張和精神在周身難以取容的環境中被擠壓了空間，而顯得逐漸窒息、壓抑。這樣的對立具體表現在上述官場、人際、詩歌主張等方面的孤立。衆多難以合衆的表現，使得孤立的白居易必然試圖在各個方面突破這種局面。
武元衡方死，白居易進谏。衆人不言，不是沒有人是以激動憤怒。白居易敢言也不代表不知道這樣不合規矩。值得注意的是，在知道不合規矩的前提下，仍然能做出這樣的選擇，對于一向善于隐忍、預防危險、珍惜身份職位的白居易來說，“激憤而谏”是不足以構成全部動機的，隻能作為一個直接動因。
在久積的壓抑和難以看到繼續進階機會的困境下，借此進谏是一個機會。換言之，白居易雖可能沒有考慮到具體後果，但在經過一定的衡量後，做出了這樣一個“投機”的選擇，這是一次一本萬利、穩賺不賠的生意，即使有後果也會讓所有人看到白居易的立場，聞名長安甚至整個官場，以這樣的對沖思維進行的這次選擇，寓示着白居易無可選擇但卻在努力尋找機會尋求破局的出口。
但畢竟是一次個性主導的政治冒險，如其所述：
兩日之内，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僞言，或構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大小與仆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谏官、禦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
對此，白居易的解釋是：
贊善大夫誠賤冗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之憤，亦無愧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由此可見，白居易的被貶，是在自身政治力量薄弱且未能融入任何有力政治集團的情況下，在久久積累、反複循環的壓抑困境中選擇的一次“嘗試破局”且具有“投機”性質的政治冒險。不可否認，這種行為的動機，固然有白居易為政之德、為國之志的因素在其中，但結果仍然是顯而易見的迅速外貶。
不得不提及這個時期，白居易被貶的前後，其同僚多有外貶的情況。可以推斷，白居易這時其實是處在一個模糊醞釀、尚未成型的政治集團中，隻是這個集體較為松散、弱勢，且這個時候的政治局面不利于這個集體，因而稍有不慎處在這個模糊集團中的個體便可能被逐一排擠出朝廷中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