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戏曲的新文献—读《山西戏曲碑刻辑考》
选自《晋阳学刊》2003年第2期，周华斌
冯俊杰编著的《山西戏曲碑刻辑考》(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书采集山西古碑100通，上自北宋大中祥符五年，下迄清光绪二十七年，时间跨度将近千年。所谓“礼失而求诸野”，古来视戏曲为小道，文献记载多有缺憾。这些默默屹立在乡野之间的古碑，虽经岁月剥蚀，却是“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记录着民间戏曲文化的发展历程。
全书的着眼点不仅在于“辑”，更在于“考”。一方面，通过实地考察，将石碑文全文照录；另一方面，结合文献古籍、地方志书、风俗民情对碑文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和戏曲事相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多方位的人文视角，以及文物、文献、田野考察三结合的科学研究方法，标示出中国戏剧史研究领域的新的学术途径。百通古碑，纵览千年，体现中国戏曲成熟、发展的全过程，可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从而为中国戏曲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珍贵资料。
山西是戏曲文物大省。人称：“商周文物出河南，汉唐文物出陕西，宋金文物出山西”，宋代以来的地面文物所存之多、之精，非山西莫属。其建筑、壁画、雕塑，相应的民俗———那些口传的、无记录的、有形或有声的文化遗产，使山西成为考察中华历史文化的重要基地。宋代以降，平民戏曲走向成熟，明清时期更加泛滥，乃至成为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自王国维以来，研究中国戏曲史的学者大多数着力于文本和文献的稽考，不大注意场上的演剧特征和民间的戏曲事相。“五四”以后，知识分子走向民间，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千百年来广布民间、融于民俗的戏剧现象。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学者难得有条件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中国戏曲史的总体研究长期停留在书斋式的文案和文本层面。
我的父亲周贻白毕生从事中国戏剧史研究。他始终重视场上和民间的戏剧创造，十分器重与之相关的文物文献、资料图片、唱片乃至小唱本的收集与研究，认为“戏剧非奏之场上不为功”。自!"世纪’"年代始，山西、河南陆续有戏曲文物发现，先父都曾经著文阐解，如山西广胜寺元代“忠都秀”戏曲壁画、侯马金代墓葬中的戏台模型及戏俑、河南宋墓中的杂剧雕砖、南宋杂剧绢画等。)"年代初，在我继续从事戏曲史研究之时，先父之贤弟子、戏曲史专家余从先生告我：“搞戏曲史必须到山西去。”$%)!年，我到山西参加梆子声腔学术研讨会，从太原到运城，一路观摩地方戏曲演出，一路考察戏曲文物，晋南的戏俑、戏楼和戏俗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后又曾多次前往，走遍了晋南、晋中的十几个县，大有所得。有学者称：“晋南是中国戏曲的摇篮”。二三十年来，山西不断有新的戏曲文物文献发现，如嵇山县宋金杂剧俑群，芮城市永乐宫元代石棺的杂剧线刻，右玉县元明水陆画中的路歧人形象，上党地区的“迎神赛社四十曲宫调”手抄本；宋金元明清历代延续的神庙戏楼和社火戏剧等。经实地考察，我越发感受到此言不虚：“搞戏剧史，必须到山西去。”尤其是遍布晋南大地的戏曲文物和戏楼、戏俗，其丰富与集中的程度为其他地区所不及。从另一个角度说，山西的戏曲文物和文献大有可为，也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学者。其中，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几位教授和中青年学子多有成果问世，颇为引人注目。
1984年秋冬，我独自到晋南考察戏曲文物，在临汾的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师范大学)驻留过几天。当时，曾与中文系、历史系和相关职能部门的同仁黄竹三、窦楷、张守中、杨太康等讨论过成立戏曲文物研究所和创办《中华戏曲》之事。不久，在校领导的支持下，戏曲文物研究所果然成立了，《中华戏曲》也办起来了。研究所首先着眼于收集文物资料和图片，建立了戏曲文物陈列室，又于$%&*年$月编辑出版了《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与此同时，《中华戏曲》于1986年6月出版第$辑，未曾间断，迄今已达27辑。十余年来，戏研所增添了冯俊杰教授等中坚力量，规模扩大，成果越来越丰富，在国内外同行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山西师大的诸位同仁将抄碑、拓碑、读碑、解碑视为戏研所的基础性工作和经常性工作。抄碑，曾经被认为是“厚古薄今”的事，年轻的学子往往不屑一顾。殊不知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石碑绵延千百年，数以万计，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宝库。宋代以来，刻石立碑不限于朝廷、官府，业已成为神庙、宗祠、村落、家族的普遍的记事习俗，是一种公众行为。镌刻在石头上的图文信息，较之记录在纸本上的文字更为重要、更为确切、也更加真实可靠。它透现着社会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无疑是货真价实的历史文献。
山西师大戏研所的这项工作开始于上世纪&"年代建所之时，在第一部专门著作《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中，已附有碑文、题记amp;篇。当时只是原文照抄，连标点也没有添加。尽管原原本本地提供了原物信息，但是碑文过于芜杂，大量文字与戏曲关联不大，从中选取有用的信息几如沙里淘金，需要另外下大功夫。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年来，以冯俊杰教授为首，将研究碑文中的戏曲资料作为工程，累计考察了山西八九十个县市的几百座神庙，明确以神庙祭祖活动中的戏曲现象为主攻方向，终于著为《山西戏曲碑刻辑考》。该书对所选的quot;"篇碑文断句标点，全文照录。又据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加以补遗。每篇碑文均进行考述，弄清石碑及所属庙宇的基本状况，其民俗历史背景及文化内涵，相关作者、篆额人、书丹人、题名者的生平事迹，尤其对碑文中涉及的戏曲事相加以阐解。
冯俊杰教授在“前言”里提出了“神庙演剧”的概念。所录百通碑，至少在以下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资料，应引起学者们的思考：
首先是神庙剧场———碑刻所示，从北宋和金元时期的露台、舞楼、献殿、南楼，到明清时期专门化的神庙戏楼、过路戏台、山门舞楼(戏房、看楼，以及清代山门舞楼的多种变体，如山门三门三连台、庙内普通过路台、三连过路台、三面开口过路台、门厅前后搭板戏台、庙外过街台、关门舞楼等)，有大量的记载。冯俊杰先生在前言中说：这一切表明，“我国的神庙剧场起步于北宋，普及于金元，明中叶以后着手改革，发展到清代更趋完善”，“从一个重要侧面概要显示了中国戏曲上千年的演进历程”。
其次是演剧习俗———神庙演剧，依附于祭祀仪式，区别于礼神之外的娱乐活动。碑刻所示，包括献戏、罚戏、议戏，乃至戏班活动、剧种选择等多种信息。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出现的戏碑，所载更为详尽。基于此，冯先生说：“祗需一点爬梳剔抉的工夫，细加整理，这些资料便可构成一部概要的神庙演剧史，从中同样可以反映出中国戏曲发展的曲折历程”。
第三是审美观念———碑刻所示，包含对祀神演剧的看法、对戏剧的评议、对民间戏班、艺人、演艺水平的记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时代官府、文人及公众的戏剧观念和审美态度。冯先生称：总体上看，宋金元时期对演剧酬神既有宽容、欣赏，又有贬抑、排斥。元代祀神演剧更为普遍，即使思想保守的官员也无可奈何。明代地方官员对此则多持通达和宽容态度，甚至有人开始自觉提高戏曲文化的地位，寻求某种理论的支持。清代不但“演戏酬神，例所不禁”，而且对戏剧本质的理性认识渐渐增强，以至于剧坛上的“花雅之争”在神庙戏楼里同样进行了一个多世纪，最终出现“乱弹”胜出的局面。
碑刻原文的文化价值不止于此，不同时代、不同庙宇、不同用途、不同撰者所涉及的不同的祀神演剧活动，显示着丰富复杂的思想观念、宗教心理、祭祀习俗、社火活动、建筑形制、民俗文化等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能够引起学者们的多视角、多方位的思考。文献的发掘和记录具有永恒的价值，其意义就在于此。
近十几年来，中国戏曲史的研究领域多有拓展。特别是关于民俗民间戏剧、宗教祭祀戏剧、仪式戏剧、场上戏曲的研究，多运用艺术学、戏剧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的观点和方法，对固有的“戏曲”观念和“声腔剧种”观念有所突破。由此，在中国戏剧及戏曲的起源、形态、发生、发展等问题上出现了新思路，可以与国际性的戏剧研究如东亚传统戏剧研究接轨。冯俊杰和戏研所同仁们多次参与国际国内的学术研讨会，《辑考》一书，表面看来是抄碑、读碑、解碑，“钻故纸堆”，实际上在戏剧学、民俗学和史学领域功不可没，为学界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珍贵的文献资料。其中所反映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方法，与时俱进，不啻为本学科的前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