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晉戲曲的新文獻—讀《山西戲曲碑刻輯考》
選自《晉陽學刊》2003年第2期，周華斌
馮俊傑編著的《山西戲曲碑刻輯考》(系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全書采集山西古碑100通，上自北宋大中祥符五年，下迄清光緒二十七年，時間跨度将近千年。所謂“禮失而求諸野”，古來視戲曲為小道，文獻記載多有缺憾。這些默默屹立在鄉野之間的古碑，雖經歲月剝蝕，卻是“刻在石頭上的曆史”，記錄着民間戲曲文化的發展曆程。
全書的着眼點不僅在于“輯”，更在于“考”。一方面，通過實地考察，将石碑文全文照錄；另一方面，結合文獻古籍、地方志書、風俗民情對碑文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和戲曲事相進行了詳盡的分析。其多方位的人文視角，以及文物、文獻、田野考察三結合的科學研究方法，标示出中國戲劇史研究領域的新的學術途徑。百通古碑，縱覽千年，展現中國戲曲成熟、發展的全過程，可以補文獻記載之不足，進而為中國戲曲史研究領域提供了大量前所未有的珍貴資料。
山西是戲曲文物大省。人稱：“商周文物出河南，漢唐文物出陝西，宋金文物出山西”，宋代以來的地面文物所存之多、之精，非山西莫屬。其建築、壁畫、雕塑，相應的民俗———那些口傳的、無記錄的、有形或有聲的文化遺産，使山西成為考察中華曆史文化的重要基地。宋代以降，平民戲曲走向成熟，明清時期更加泛濫，乃至成為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自王國維以來，研究中國戲曲史的學者大多數着力于文本和文獻的稽考，不大注意場上的演劇特征和民間的戲曲事相。“五四”以後，知識分子走向民間，一部分有識之士開始關注千百年來廣布民間、融于民俗的戲劇現象。但由于種種原因，大部分學者難得有條件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中國戲曲史的總體研究長期停留在書齋式的文案和文本層面。
我的父親周贻白畢生從事中國戲劇史研究。他始終重視場上和民間的戲劇創造，十分器重與之相關的文物文獻、資料圖檔、唱片乃至小唱本的收集與研究，認為“戲劇非奏之場上不為功”。自!"世紀’"年代始，山西、河南陸續有戲曲文物發現，先父都曾經著文闡解，如山西廣勝寺元代“忠都秀”戲曲壁畫、侯馬金代墓葬中的戲台模型及戲俑、河南宋墓中的雜劇雕磚、南宋雜劇絹畫等。)"年代初，在我繼續從事戲曲史研究之時，先父之賢弟子、戲曲史專家餘從先生告我：“搞戲曲史必須到山西去。”$%)!年，我到山西參加梆子聲腔學術研讨會，從太原到運城，一路觀摩地方戲曲演出，一路考察戲曲文物，晉南的戲俑、戲樓和戲俗使我産生了濃厚的興趣。此後又曾多次前往，走遍了晉南、晉中的十幾個縣，大有所得。有學者稱：“晉南是中國戲曲的搖籃”。二三十年來，山西不斷有新的戲曲文物文獻發現，如嵇山縣宋金雜劇俑群，芮城市永樂宮元代石棺的雜劇線刻，右玉縣元明水陸畫中的路歧人形象，上黨地區的“迎神賽社四十曲宮調”手抄本；宋金元明清曆代延續的神廟戲樓和社火戲劇等。經實地考察，我越發感受到此言不虛：“搞戲劇史，必須到山西去。”尤其是遍布晉南大地的戲曲文物和戲樓、戲俗，其豐富與集中的程度為其他地區所不及。從另一個角度說，山西的戲曲文物和文獻大有可為，也造就了一批卓有成就的知名學者。其中，山西師範大學戲曲文物研究所的幾位教授和中青年學子多有成果問世，頗為引人注目。
1984年秋冬，我獨自到晉南考察戲曲文物，在臨汾的山西師範學院(今山西師範大學)駐留過幾天。當時，曾與中文系、曆史系和相關職能部門的同仁黃竹三、窦楷、張守中、楊太康等讨論過成立戲曲文物研究所和創辦《中華戲曲》之事。不久，在校上司的支援下，戲曲文物研究所果然成立了，《中華戲曲》也辦起來了。研究所首先着眼于收集文物資料和圖檔，建立了戲曲文物陳列室，又于$%&*年$月編輯出版了《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與此同時，《中華戲曲》于1986年6月出版第$輯，未曾間斷，迄今已達27輯。十餘年來，戲研所增添了馮俊傑教授等中堅力量，規模擴大，成果越來越豐富，在國内外同行中産生了重要影響。
山西師大的諸位同仁将抄碑、拓碑、讀碑、解碑視為戲研所的基礎性工作和經常性工作。抄碑，曾經被認為是“厚古薄今”的事，年輕的學子往往不屑一顧。殊不知矗立在中華大地上的石碑綿延千百年，數以萬計，是中華文明史上的寶庫。宋代以來，刻石立碑不限于朝廷、官府，業已成為神廟、宗祠、村落、家族的普遍的記事習俗，是一種公衆行為。镌刻在石頭上的圖文資訊，較之記錄在紙本上的文字更為重要、更為确切、也更加真實可靠。它透現着社會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生存狀态和文化狀态，無疑是貨真價實的曆史文獻。
山西師大戲研所的這項工作開始于上世紀&"年代建所之時，在第一部專門著作《宋金元戲曲文物圖論》中，已附有碑文、題記amp;篇。當時隻是原文照抄，連标點也沒有添加。盡管原原本本地提供了原物資訊，但是碑文過于蕪雜，大量文字與戲曲關聯不大，從中選取有用的資訊幾如沙裡淘金，需要另外下大功夫。
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這些年來，以馮俊傑教授為首，将研究碑文中的戲曲資料作為工程，累計考察了山西八九十個縣市的幾百座神廟，明确以神廟祭祖活動中的戲曲現象為主攻方向，終于著為《山西戲曲碑刻輯考》。該書對所選的quot;"篇碑文斷句标點，全文照錄。又據清胡聘之《山右石刻叢編》加以補遺。每篇碑文均進行考述，弄清石碑及所屬廟宇的基本狀況，其民俗曆史背景及文化内涵，相關作者、篆額人、書丹人、題名者的生平事迹，尤其對碑文中涉及的戲曲事相加以闡解。
馮俊傑教授在“前言”裡提出了“神廟演劇”的概念。所錄百通碑，至少在以下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獻資料，應引起學者們的思考：
首先是神廟劇場———碑刻所示，從北宋和金元時期的露台、舞樓、獻殿、南樓，到明清時期專門化的神廟戲樓、過路戲台、山門舞樓(戲房、看樓，以及清代山門舞樓的多種變體，如山門三門三連台、廟内普通過路台、三連過路台、三面開口過路台、門廳前後搭闆戲台、廟外過街台、關門舞樓等)，有大量的記載。馮俊傑先生在前言中說：這一切表明，“我國的神廟劇場起步于北宋，普及于金元，明中葉以後着手改革，發展到清代更趨完善”，“從一個重要側面概要顯示了中國戲曲上千年的演進曆程”。
其次是演劇習俗———神廟演劇，依附于祭祀儀式，差別于禮神之外的娛樂活動。碑刻所示，包括獻戲、罰戲、議戲，乃至戲班活動、劇種選擇等多種資訊。特别是明中葉以後出現的戲碑，所載更為詳盡。基于此，馮先生說：“祗需一點爬梳剔抉的工夫，細加整理，這些資料便可構成一部概要的神廟演劇史，從中同樣可以反映出中國戲曲發展的曲折曆程”。
第三是審美觀念———碑刻所示，包含對祀神演劇的看法、對戲劇的評議、對民間戲班、藝人、演藝水準的記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不同時代官府、文人及公衆的戲劇觀念和審美态度。馮先生稱：總體上看，宋金元時期對演劇酬神既有寬容、欣賞，又有貶抑、排斥。元代祀神演劇更為普遍，即使思想保守的官員也無可奈何。明代地方官員對此則多持通達和寬容态度，甚至有人開始自覺提高戲曲文化的地位，尋求某種理論的支援。清代不但“演戲酬神，例所不禁”，而且對戲劇本質的理性認識漸漸增強，以至于劇壇上的“花雅之争”在神廟戲樓裡同樣進行了一個多世紀，最終出現“亂彈”勝出的局面。
碑刻原文的文化價值不止于此，不同時代、不同廟宇、不同用途、不同撰者所涉及的不同的祀神演劇活動，顯示着豐富複雜的思想觀念、宗教心理、祭祀習俗、社火活動、建築形制、民俗文化等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能夠引起學者們的多視角、多方位的思考。文獻的發掘和記錄具有永恒的價值，其意義就在于此。
近十幾年來，中國戲曲史的研究領域多有拓展。特别是關于民俗民間戲劇、宗教祭祀戲劇、儀式戲劇、場上戲曲的研究，多運用藝術學、戲劇學、民俗學、人類文化學的觀點和方法，對固有的“戲曲”觀念和“聲腔劇種”觀念有所突破。由此，在中國戲劇及戲曲的起源、形态、發生、發展等問題上出現了新思路，可以與國際性的戲劇研究如東亞傳統戲劇研究接軌。馮俊傑和戲研所同仁們多次參與國際國内的學術研讨會，《輯考》一書，表面看來是抄碑、讀碑、解碑，“鑽故紙堆”，實際上在戲劇學、民俗學和史學領域功不可沒，為學界提供了鮮為人知的珍貴的文獻資料。其中所反映的學術觀念和學術方法，與時俱進，不啻為本學科的前沿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