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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科书问题一直是中日韩三国争斗的焦点。
就在今年3月26日，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发言人就对日本小学教科书歪曲事实，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的行为，表示了谴责。
无独有偶，韩国的独岛也被日本写入教科书，称属于日本领土，遭到了韩方的谴责。
日本美化侵略的教科书
教科书问题的渊源颇深，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就逐渐把教育作为推行军国主义路线的精神支柱，而盟军占领日本后，要求日本人清算教材当中有关军国主义的内容，同时允许教职员和学生对教育内容进行批判性的议论。于是，日本政府制定实施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形成了教科书让教授或者中小学来编写每隔四年编写一次，由主管教育事务的文部省来加以审查的一种制度。
但是，在1981年的教科书审定中，文部省就要求撰写者删除有关战争期间日本罪行的内容，而造成外交争端。甚至在1986年，有一本历史教科书，歪曲了历史史实，将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又造成了外交事件。
这些事情让我们听着恶心，但是，有这么一位历史学家，让我敬佩。他就是家永三郎。家永三郎先生生于1913年，父亲是一位旧日本军人，但是他却没受到什么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并逐渐成长为了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他在战后，曾给现在的天皇，当时的皇子讲过课。
1946年，在占领军司令部的指示下，日本文部省编写了战后最早的一批教科书。这批教科书是过渡时期使用的一种应急教材，其中包括历史学家家永三郎所著的《国家的历史程》，该书根据考古资料从石器时代写起，打破了战前历史教科书以神话谈日本起源的传统，用家永三郎的话说：“我确定了从石器时代开始，只谈客观史实的编写方针。在此之前，整个日本历史教育界，是皇国史观，将神话传说故事视为信史，把日本史始于其间看作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因此仅就我的编写方针而言，还是对历史教育改革具有很大的意义。”
家永三郎
他在1952年编写了日本高校用教科书——《新日本史》，但是当时日本政府在全日本范围内发行了名为《令人担忧的教科书》小册子，掀起了战后对教科书的第一次攻击，污蔑一些反思战争罪行的书是赤色的。从1955年起，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受到文部省的审查，80%被审定为不合格。文部省污蔑他的教科书“在不少事实的取舍、选择方面欠妥”；“记述往往流于评论，语气和表达不符合教科书的方式”；“热衷于对过去的历史进行反省，与日本史的教育目标相去甚远”，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
然而，文部省对家永书稿提出的意见中，有许多是毫无道理的。如对书中伤兵在街头募捐的照片和广岛一片焦土的照片，文部省认为“过于给人以战争黑暗的印象”。对于家永用来说明战争穷途末路的照片，如驱使学生上战场和动员女学生做工等等，文部省却认为这些照片说明了“为了国家拼命干，表现了当时的光明面”等等，完全违背了新宪法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原则。
家永三郎就是在此期间因为抗议文部省的不合理审定而向法庭提出诉讼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是战后关于日本教科书事件的著名案例，他于1965年6月12日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文部省赔偿损失187万日元。家永诉讼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明确文部省的审定违反宪法，侵犯了学术与写作自由。
1967年，家永三郎恢复了书稿中原有的内容，再次提出申请。但1967年3月文部省不同意恢复，通知说，如不改善(删除)就不通过而审定为“不合格”。对此，家永三郎于1967年6月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文部省取消“不合格”处理。从此开始了他长达30多年的奋斗。
这两次上诉，前者取得成果很小，审定被认为是合法，也不得不承认审定有部分不妥之处，令文部省向家永赔偿4万日元。家永不服提出上诉。后者宣布家永胜诉，取消文部大臣对家永教科书“不合格”处理。文部省大败，被判为“违反了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文部省不服，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随后东京高等法院维持原判，于是文部大臣向最高法院上诉，直到文部省修改《学习指导要领》，此事逐渐失去了意义。
除了诉讼，1974年，他还决然把书稿公之于世，书名就叫做《审定不合格日本史》。在此期间，他曾被右翼分子威胁，但从未屈服。
1984年1月19日，家永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了第三次诉讼。第三次诉讼是有关侵略、南京大屠杀、731部队、日军践踏妇女的暴行、冲绳战、朝鲜人民的抗日等审定内容，这次诉讼直到1997年，家永三郎先生才取得大部分胜利，法院裁决他的书很多内容记述是合法的。
引用自吉莉：《 日本教科书审定历史观浅析》
但是诉讼拖垮了他的身体，长时间的诉讼让他过着清贫的生活。2002年，在病痛的折磨下，家永三郎先生去世。他坚持真相的精神是一种对学术自由的坚持！更是日本人民反思战后历史，反对军国主义的体现，颇有中国古代董狐、齐国太史般的良史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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