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
陈独秀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旗手，也是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及早期主要领导人。他的政治生活充满坎坷，但始终表现出对自己信仰的坚持。
抛开陈独秀的身份，他在书法上是很有造诣的。在进当代书法史上有段比较有名的公案：陈独秀评沈尹默书法“其俗在骨”，可以说陈独秀的眼光是很毒的，一眼就看出沈尹默书法弊端的根本。沈尹默也接受了这一观点，并在此后尝试做出改变。
陈独秀谈及自己写字的经验时说：“写字如作画一样，既要有点天分，也要有些功夫。功夫锻炼内劲，天分表现外秀，字要能达内劲外秀，那就有点样子了，即所谓‘中看了’。”陈独秀强调自己是“写字”，不像今天的书法家，动辄以书法家自居。
陈独秀认为要写好字，天分与功夫须二者兼备，不可缺失。“功夫”意指锤炼书法的内功，“天分”在于展露书法的外秀。“写字如作画”，这是陈独秀从书法的内在机理上，将书法的用笔特点、笔画特征、结体哲学，与传统绘画的相通之处，进行了深层次的观照。
当我们今天重新站在东西文化的结合点上，重新审视陈独秀的书法思想，就能体会他是深爱中国传统文化的。尽管他倡导新文化运动，要革“旧文化”的命，倡导变革创新，但他是在充分懂得历史并尊重自然规律、人的生命规律的基础上，才提出了书法创新观点。
陈独秀的书法人生，经历过童幼时的书法启蒙教育，再到秀才科举考试的馆阁体训练，直至最后完全是充满个性的书写风格。从按照原始风貌临帖学书，到吸纳原始味道的“金石气”、北魏碑味，走上碑帖合一的雄关大道，20岁以后就展露不俗的书法才华、独树一帜的书法审美思想。
陈独秀一生中的书法印记，主要有4个板块：童少时期；辛亥革命前后；南京监狱服刑时期；重庆江津晚年。书法作品最为集中的时期，一是南京狱内5年，即1932年至1937年；二是退居江津5年，即1938年至1942年。
陈独秀一生为革命奔波，最后他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及书法上找到了精神的归宿。相比于一般书法家，陈独秀有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对汉字的精深研究，这使得他的书法有着非同常人的文字结构基础，因而善于因体赋形、据势变形。
对于一件书法作品，品格的构成要素包含品质、品性、品位。陈独秀晚年在江津期间，对往来友生所赠书法，大都是不经意之作，草字居多，信笔挥洒，有时是任手勾勒，有时是全神贯注，这种循情随意的书写，加之陈独秀深厚的书法功底和文化素养，反倒尽的书法真味。
往书法上贴文化标签，展现的仅仅是外观形象之美；只有与书法一起生成文化因子，才能呈现书法文化的天然属性。从陈独秀晚年的大批手稿中，我们就不难获得这样的认识。如陈独秀晚年为台静农题写斋号“一曲书屋”，用笔雄劲圆润，结字拙劲幽茂；为魏建功题写斋号“学无不暇簃”，笔墨古朴简雅，有“屈铁成字”之神工。
陈独秀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关，寂寞难捱，便抄小道，来到客居江津的佛学家欧阳竟无家里做客，在其书架上瞥见一份东汉隶书《武荣碑》拓片，顿为其浑朴气象所吸引，回家后念念不忘，旋即作诗一首：“贯休入蜀惟瓶钵，卧病山中生事微。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欧阳竟无看到陈独秀诗中意切，慨然相赠。陈独秀垂暮之际，对自己钟爱的汉碑拓片仍然心有所动，这足以反映了陈独秀对书法之美的最后追求。
陈独秀在率真随意中留下了今天我们称之为“书法”的东西，实际上，他从来都不是有意来写什么不朽的书法作品，或专为书法而书法，而是任由性情书写。因此，这样的写字没有做作，质朴自然，潇洒出尘，兼有实用与审美的双重效果。
但陈独秀对书法作为艺术的态度，是超越了常人的认真与虔诚，在自觉的写字过程中，把书法的“规矩”推向了新的高度，实现了体格、文格、品格三种精神维度的结合，为我们展现了停留在时间深处的民国书法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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