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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是拱卫王室的屏障，又是代表周王治理地方的军政长官，各自都有一定的军事实力，构成分布在王朝各地的地方部队。这支军队平时负有保卫疆土和维护地方安宁的责任，因而是王朝不可或缺的军事力量。对这部分军队周王如何驾驭，早在实行大分封时就建立起一套周王统帅诸侯国军队的领导体制，并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加以完善，使这一制度始终为加强王权服务。
周初因非常时期的需要，诸侯大国组建三师、次国二师、小国一师军队，昭王以后诸侯国的“方伯二师，诸侯一师”成为西周军队限额的通制。
这些诸侯国的军队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随意调遣，因为当时“军将皆命卿”的礼制从王室到诸侯均无例外，各诸侯国的军队必须由周王任命的卿率领，即大国三师有三命卿，次国二师有二命卿，小国一师有一命卿，或方伯二师有二命卿，诸侯一师有一命卿。换言之，诸侯国的命卿等于周王派出的大将统领该国军队，听命于周王的指挥，这就使在诸侯国组建的地方部队都牢牢地置于周王的控制之下。
西周中期以后，分封到各地的诸侯国在当地发展壮大起来；与此同时，原来臣服的淮夷诸邦逐渐联合起来，不断发动叛周活动。
面对这种新形势，既要加强对诸侯国的控制，又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镇压走向联合叛周的淮夷诸邦，就必须强化对全国军队的管理和指挥，因而需要有专门的机构统管全国的军政事务，原来与兵戎关系密切的官职“司马”显赫起来，是王室六卿中与周王接触最多的官员之一。
周初金文中很少见的司马，这时成为周王左右的重臣，往往见于册命金文中，以“右”(傧相)者的身份出现在周王册命或接见大臣的场合，有时就在“周师司马宫”(即司马府)举行册命或赏赐仪式。
有资格在宗周设府，而且周王亲临府邸册命或接见朝臣，处理国家大事，可见司马一职在西周中后期的地位相当显赫。这一职务在王朝的作用，可从西周流传下来的文献中略见端倪。
《尚书·酒诰》有：“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诗经·小雅·祈父》有：“祈父，予王之爪士”；“祈父，予王之爪牙。”郑康成曰：“圻父，谓主封畿之事。”“祈”为“圻”之假借，故《诗传》云：“圻父，司马也，职掌封圻之甲兵。”金文里只有“爪牙”，如“干害(扦闲)王身作爪牙”的“爪牙”，是保卫周王的武将。司马又称司武，更显示其与“职掌武事”有关。
荀子说国家的“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这一概括与《左传》所载司马负责“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兵、甲盾之数”相合，说明司马确为管理军政事务的官员。金文里的“西六师”内设有司马，“成周八师”内有冢司徒，另两个司为司马、司工(空)，故“成周八师”亦应设有司马。
这样两大集团军都有主持军务的官员。金文中还见有周王任命邦国司马和王畿内卿大夫的家司马，如令豆闭“司□俞邦君司马、弓矢”，令□“作豳师家司马”。既然周王能派官员作友邦国的司马，无疑，任命诸侯国的司马是在情理之中。
这些资料可以勾画出西周中后期军务管理的垂直体系，即从王室到地方部队中都有周王任命的司马主管军政事宜，在加强王室对两大集团军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周天子统领全国军队的制度，大大便利于王朝对付日益恶化的政治局面，尤其是为打击不断发生的叛周活动创造有效机制，能够较快地调集军队或补充兵员，赶赴出事地点。
如师□簋铭文载称臣纳贡的淮夷，发动叛乱波及到东国的安宁，于是宣王立即派师□率齐、莱、僰等国军队迅速将叛乱镇压下去，俘虏几名淮夷酋长。
战争中使用的主要是东夷族军队，而且在较短时间内获得胜利，很可能是与王室和诸侯国(或邦君)部队里司马职能的发挥所带来的积极效果有关。
西周中晚期部队管理上的这种变化，在《周礼》一书中有明显的反映，只要把书中各级司马的职责同金文、《尚书》、《诗经》、《左传》里的有关司马职司相比较即可略窥一斑。如：大司马同金文里的“右”者司马、他书中的圻父等相当；军司马与“西六师”、“成周八师”中司马相类；国司马(或曰公司马)和邦君司马职能一致；家司马在金文中也有对应的职名。
文献和金文的契合，道出西周中晚期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垂直型军事领导体制的巩固和加强，有了组织上的保证，通过各级司马控制王室、诸侯国军队和卿大夫的私属武装，使周王朝的军事制度更趋完备。
有人分析各级司马在完善西周军事领导体制的进程中，发挥的主要作用：
一是管理国家的军赋，二是组织服役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三是执行军事法律。
这三项任务包括了组建军队、军事演练、后勤供应和执行军事法规等内容，紧紧抓住了军队的领导权，成为周王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的有效组织系统。也就是说，各级司马职能的履行，是垂直型军事领导体制进一步强化的基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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