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有“隔代修史”的传统，二十四史中除这本《史记外》全是后人编写的，我妄加揣测一下，大致的原因应该不出一下几条，或者兼而有之。
第一是立场问题。
史书作者肯定是文人，而且是比较优秀的文人，而古代“学而优则仕”，这样的人大概率是官员，官员作为上层人士，就算不免有些不同意见，但立场起码大体站在当朝一边，所以严重影响其客观性。
《史记》中，对汉高祖的记载，虽然并没有避讳其无赖小人的一面，但对虚无缥缈的天命却持支持态度，什么“梦与神遇”、“斩白蛇”之类，一一记载，这无疑与其作为汉朝的臣子，对开国之君的崇敬、认为本朝秉承天命的立场有关。
第二是恩怨问题。
时代不够久远，写作者很有可能和书中记载的人物有或多或少的瓜葛，笔下就会有偏颇。
曾经有种说法，“鸿门宴”的故事之所以记载的那么详细——几位主角座位如何、言语如何，是因为主角之一的樊哙后人和太史公是好友，这固然是好事，但在故事中，樊哙将军表现了过于多英雄气概，恐怕和史实不一定符合，多半太史公的这位朋友美化先祖吧。
霍去病墓前石马
另外，卫青、霍去病这类英雄人物竟然被写进了《妄幸列传》，应该也和他们的作为和太史公的政治理念不同有关。
第三是评价问题。
评价历史人物，有所谓的“盖棺定论”的说法，但这个“论”是否恰当，还要经历时间的考验，不经历一些岁月，一些看似公允的评价可能会被推翻——毕竟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况。
明朝的张居正就是个明的例子，死后先是被赐谥号，随即反转被抄家，最后又被平反，可见没有时间的锤炼，着急下结论实在不太靠谱。
张居正病逝，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表明了张居正的失宠。言官也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而且张居正也险遭开棺鞭尸。家属或饿死或流放，后万历在舆论的压力下终止进一步的迫害。张居正在世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天启二年（1622年），天启皇帝为张居正复官复荫。
最后一点最为致命，那就是自身安危。
如果说，上面几点只是影响史书的质量的话，这一点影响的可是书写者的安全，《左传》中的另一个太史及其兄弟不就是因为这原因躺在了血泊之中吗？
《史记》作为开创性的通史，创作时这个传统还没有形成，所以一直写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可以想见，一定会受到这些因素干扰。
《孝武本纪》据说原来叫《今上本纪》，应该最初也是如实记载的，据说汉武帝看到后，很生气，
汉武帝闻其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是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三国志》）
这段记载不知真假，但《汉武本纪》最后没能传世是事实。
现在看到这篇几乎全部记载的是汉武帝封禅、求仙等大搞特搞的迷信的事迹。往后一看，不过是《封禅书》中关于汉武帝的一段加了一个六十字左右的开头冒充的。
汉武帝
有一说一，虽然汉武帝在历史上和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并列（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但在这段记载中，智商不高，先后被各种神棍、方士欺骗，同他英明神武的一贯形象完全不符。
公平说，汉武帝一生战功赫赫，司马即便如是记录，那也是功大于过。但汉武帝自尊心太强，容不得半点指摘，宁愿摊上没有肚量的坏名声也有去掉自己那篇，却不知被顶替上这么一篇东西去，不知该做和感想：功过兼有的一代雄主形象怎么也好过一个一心长生，事事受人蒙蔽的庸人形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