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很有远见，他慧眼选出的接班人汉明帝刘庄也很争气，文治武功均可为后世镜鉴。刘庄和他的儿子章帝刘炟共同开创了一番轰轰烈烈的盛世局面，史称“明章之治”，四夷宾服，九州安乐，百代景仰。
然而更多的人知道的是，汉明帝曾经做了一个梦——一个很离奇而又神奇的梦，正是在探讨这个梦境的过程中，他无意中办了一件事——将佛教引入中国，这确实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佛学东渐，漫漫两千年，对中国的文学（仅是佛典的翻译就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艺术（包括建筑、雕塑、壁画、书法和音乐等）、科学、哲学、民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佛学与中国本土文化交融和合，成为中国古代文明中璀璨瑰丽的一部分。
那么，汉明帝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
不听传奇故事看史书。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五）记载了这件事：“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从这句话能看出，是汉明帝刘庄听人说西方有佛，于是派人出了趟远差，跑到了天竺（今印度）取回了佛经，还请回了高僧，所以他是最早将佛教引入中国的皇帝。但司马光老先生很严谨，没有写这件事的缘起。
从时间上来看，派人取经的时间是“永平八年”，即公元65年，有不少记载显示，在此前一年，汉明帝做了这个梦。
范晔在《后汉书·西域传》里说：“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范晔也很谨慎，在汉明帝的梦前面用了“世传”两个字，几乎是现代尚不能求实的新闻报道的通行手法，但他对梦的内容记得很清楚：在梦里，汉明帝看到一位金色巨人，头顶放着光。次日，他把梦境告知群臣。有博学的人回禀：西方有佛，身高一丈六尺，而且正是金黄色。皇上所梦，想必就是佛呀。
而在晋代袁宏所著的《后汉纪》里，就没有“传”字，直记其事：“初，帝于梦，见金人长大而项有日月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图其形像。”
他对“佛”的描述所不同的是，“项有日月光”，这就有点不好理解了，日光金色，月光玉色，是交错还是次第呈现？
当时请回来的高僧是摄摩腾和竺法兰。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汉译佛经。
《大正藏》第十七册《四十二章经》的序文也记述了这件事：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
“飞在殿前”、“轻举能飞”，应该是编者加入的想象成分，日本人对于中国历史还是摸得不透，这段序文中有明显的失误两处：一是张骞乃西汉人也，公元前114年就仙逝了，怎么可能穿越到东汉来，还前往西域取经？那他得活二百多岁才能完成任务。二是傅毅也是汉章帝时才出仕，明帝永平年间，他还在平陵（陕西咸阳西北）刻苦读书呢。
另外，去求经的人这里记载的与《资治通鉴》也有出入，不是王遵，而是一个叫秦景，一个叫蔡愔（yīn）。这二人辛辛苦苦地跑到了西域的大月氏国（今阿富汗一带）时，正好遇到了在那里传教的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蔡、秦邀二僧到汉讲佛，还用白马驮载来一批佛经、佛像。永平十年（公元67年），一行四人抵都城洛阳。刘庄为此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遂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寺院——“白马寺”。
刘庄这段求佛故事，史称“永平求法”。
顺便提一句：蔡、秦二人求得佛法归来后奏告皇上：印度摩喝陀国每逢正月十五是参佛的吉日良辰。为了弘扬佛法，汉明帝下令每年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吸引了无数百姓前来观赏游乐。后来就演变成为一个传统的重要节日——元宵节，这是佛教对中国民俗显而易见的影响。
有人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以汉明帝为嚆矢，这个梦是中国佛教的缘起，似乎还不能这么说。
汉明帝像
公元65年，就是汉明帝做梦的那一年，他给他的异母兄弟楚王刘英写了一道诏书，这道诏书后来被收入了范晔的《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中，上面赫然写道：“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
这就是著名的“退赎诏”，其中不仅言及浮屠祭祀、洁斋三月的宗教仪式，而且出现了优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等一类的佛教专用译名，说明当时已有僧有寺，佛教传播已初具规模。
笔者发现山西即有始于汉代的寺院，从时间上推算并不比白马寺晚。所以，“永平求法”只能算是官方正式引入佛教的时间。汉明帝遣使求法，他的作用在于加速了佛教向中国的传播。
《后汉书》：“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
参考书籍：《后汉书》《资治通鉴》《后汉纪》《四十二章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