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真挚的电影纪录片《演员》在今年10月18日进行了点映。作为中国首部探讨演员德艺的纪录片，在如今这个泥沙俱下的演艺圈环境，无疑在不经意间顺应了当下人们对演员道德与所谓的“业务能力”的呼唤。
影片以“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主线，通过演员采访、电影文献展示等方式，全方位再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间的电影人对演员艺术的追求、对电影事业的热衷以及对革命浪漫主义理想的坚守。影片历时五年，不仅在纪录片主题和内容上独到而深刻，也充满了历史史料与电影文献价值。
《演员》所讲述的“历史”
《演员》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这批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荧幕上大放异彩的演员们所讲述的那个年代的历史（即演员的口述+电影资料的展示），一部分是在当下这个时空里，我们看到的这些年华老去但依旧焕发着生命力的演员如今的样子（即此刻呈现在镜头面前都已年过半百的演员们）。
这些演员在电影荧幕上奉献自己艺术人生的初始阶段，也正是新中国成立时电影顺应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进行新的意识形态改革的阶段。
在此之前，中国民众已经历了常年的战乱，电影也在战火纷飞一度走进绝境。在列宁所说的“电影”是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观念影响之下，中国电影在对外战争和对内革命时期早已受到党的重视，而随着一个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国家成立，电影不仅是满足观众的娱乐需求，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纪录、宣传、教育的重要“上层建筑”。
这批新中国电影事业成立之初脱颖而出的演员，所留下的可以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银幕形象，一个被观众所崇拜的银幕宠儿，更多的是一种战争与革命的血肉象征。他们投入真挚的感情所刻画的电影人物们，与那些在战争中真实存在的、英勇善战的共产党革命战士形成了镜像般的对照，让那些未能留下影像记录的崇高的形象“重生”。
纪录片选取了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电影片段进行剪辑，在演员对当时拍摄过程的讲述里，让我们再一次体会到革命的艰辛以及当时电影人的敬畏，是艺术的历史，也是历史的艺术。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上甘岭》饰演飞行员的张健佑，在讲到那个年代时，情难自禁地热泪盈眶。
《上甘岭》表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志愿军们为正义而战的历史，在投入拍摄时，一名真正参加过抗美援朝并幸存的共产党人参与了全程的拍摄。张健佑谈到此处，忍不住激动，说：“我们的确不是用技术，演员的技术在演戏，而是用心。”
这也是有别于当下商品化浪潮中，已逐渐沦为被“娱乐至死”所裹挟的电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里，电影人用赤诚之心去感受、去再现着那些残酷的和伟大的。
演员的艺术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电影制度、电影观念上都汲取了苏联经验，而《演员》里不断提及的关于演员的艺术，也都来自于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
这个着重于“生活体验”的表演体系，无疑与毛泽东同志认为的文艺作品应当为工农阶级服务不谋而合。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电影明星被赋予无数的光环，似乎让观众感到“遥远”才是彰显自身价值的一个标签。而在《演员》里所展现的上世纪的演员之中，可以说和群众打成一片才意味着演员的成功。
在《演员》中，几乎所有演员都强调了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在拍摄那些艰难岁月的电影里，切实地深入农村观察与体会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成为他们演员艺术人生的一个部分。也正是基于此，那些电影才不会流于表面，能给人带来真实的影像震动，也值得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去纪念与回味。
演员于洋谈到，在电影的一个片段里，要接过农民大伯递来的烟袋，如果这时候像平常的人在衣服上擦一擦，会显得是在“嫌弃”，所以必须要接过来就抽。这种细小的动作设计，只有在演员真正感受到人民群众，深入人民群众才能体察到的，而不是像现在的一些演员，坐在化妆间里，被众星捧月能学得的。
电影并没有用过多的情绪去渲染这些人民艺术家的艺术地位，仅仅通过客观的固定采访镜头，经典的电影片段的接入，完成这场横跨岁月长河的对话。在静静流淌的钢琴乐里，我们通过往昔的文献，沉湎在那些永不褪色的银幕形象中，镜头客观地一转，那些曾经闪闪发光的人物以老去却依旧精神昂扬的面貌坐着，时间的雕刻仿佛仅仅只停留在身体层面，当他们谈论起那些曾为之奋斗的艺术生涯，依旧是年轻的模样。
《红色娘子军》吴琼花的扮演者祝希娟，坐在诺大的，比上世纪都要富丽堂皇得更多的影院之中观看这部由她主演的质朴而真挚的电影，安静的空间里，时间似乎失效，她依旧是那个在银幕上呐喊出“革命万岁”的共产党人。
电影的电影
与其他试图通过用艺术表现形式去探讨电影本体的其他传记电影不同，从由著名电影理论家李道新担任此片顾问，便显示出此纪录片的纪录文献价值让位于艺术手法，但这并非意味着《演员》在此丧失了艺术表现力，相反，通过如此真实的纪录手法，还原着有关电影的电影。
由关锦鹏导演的《阮玲玉》，同样是一部展现演员艺术人生的电影，其中同样通过镜象的对照结构，真实电影资料的插入，完成对阮玲玉表演人生的讲述。而《演员》显然志不在用电影艺术去展现一个演员的人生，而是在导演本身的介入性降到极低的程度之中，去概括一个时代的艺术家，他们共同的初心。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电影还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国营制片厂里的电影工作者们，相互合作拍摄出一部电影，演员与演员之间没有利益竞争关系，在《演员》里，我们也能听到秦怡、谢芳等演员讲述剧组中的前辈们教她们演戏的温馨故事。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电影也不得不转变以往的制片形式，在电影票房的竞争中追名逐利，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一部电影拍摄中各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
《演员》向我们展现了那个年代的演员们，彼此之间纯粹的“同志”关系，他们从战争中走出，有许多电影演员都曾是共产革命者，正如在《党的女儿》电影里饰演玉梅的田华所言，她从小失去了母亲，后加入共产党，可以说是一个“党的女儿饰演了‘党的女儿’”。这些演员们互敬互爱，在电影里演出革命的浪漫主义理想激情，在电影拍摄过程中也奏响革命友谊式的乐章。
理论家莫兰在撰写的著作《电影明星们》中批判道：“在演员与角色对辩关系中，明星把美貌赋予电影主角。”“一开始，美貌是唯一的要求，甚至只要长相过得去，化妆师就能创造美貌。”
而在《演员》里，金迪谈到自己当年饰演一个农村姑娘，让化妆师给自己画了睫毛后，被导演批评了，哪有农村姑娘化睫毛的？
在这批人民艺术家中，还原娱乐化的光彩照人不是她们树立形象的目的，她们用全部的生命体验去塑造“真美”。他们不是一群“电影明星”，而是通过表演去构建真实的“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