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有风、雅、颂、赋、比、兴六义。这说明赋原是一种文学的表现手法,行变为一种文学体裁是后来的事。
“赋者，铺也，铺采搞（音chī，铺陈的意思）文，体物写志也。”这是南北朝时梁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指出的赋的特点，即形式上以铺张为能事（铺采搞文），内容上以咏物说理为主（体物写志）。多采用排偶句式，多用形象的比喻与华丽的辞藻，多采用一种定型的主客问答体。虽然继承了屈原的骚体的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但文体上差别很大：屈原的作品是诗，汉赋却是带韵的散文。
汉赋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汉代处在我国新兴的地主阶级的上升时期，需要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为其服务。从《楚辞》中（如屈原的《离骚》）我们可以看到，骚体诗不适应汉统治者之所需。再者，汉代的一些握有实权的统治者大力提倡：汉武帝就好辞赋，汉灵帝更是以书画辞赋取士。这就使得汉赋以它特有的风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出现了一些有名气的辞赋家。
贾谊（前201~前169），河南洛阳人。汉初骚体赋的优秀作家。他的《吊屈原赋》、《鹏鸟赋》、《旱云赋》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封建社会的弊病，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他的赋不同于汉赋，是屈原的楚辞到汉赋的过渡体。
枚乘（？~约前140）字叔，江苏淮阴人。他的《七发》标志着汉赋的形成。枚乘写作《七发》的内容与主体，目的在于规劝统治者，客观上暴露了上层统治者的生活腐朽，有着较鲜明的讽谕性。就形式论，《七发》是汉赋的楷模，枚乘以后的汉赋家多仿《七发》。
司马相如（？~前118)字长卿，四川成都人。他的作品在艺术形式与手法上，仍是楚辞的变化与发展；代表作《子虚》、《上林》，比枚乘的《七发》在“铺张”上又有发展：对偶与排比的修辞手法以及大量连词的运用，使得词采更加华丽。但思想内容由于“劝百讽一”歌功颂德，未能真正反映出那一时代的本质。其后许多赋家如扬雄、班固等人的赋作也大多是这样的。但加上形式上的墨守成规，许多赋作文学价值不高。
这里应该提到东汉时的张衡。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人。他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东汉著名的赋家。他的《东京赋》和《西京赋》与其他赋家之作相比，有些新意：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实感，暴露了统治者的日益腐化与堕落，揭示了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弊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他的赋作对于赋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短赋《归田赋》以及曹植的《洛神赋》等，多是抒情之作，能给人以清新之感。
总起来讲，汉赋无论就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都逊色于它以前的诗经、楚辞，也不及它以后的唐诗、宋词、元曲，但作为特定时代的一种特定形态的文学，汉赋还是有其特色的，所以许多赋作能以流传后世，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