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有風、雅、頌、賦、比、興六義。這說明賦原是一種文學的表現手法,行變為一種文學體裁是後來的事。
“賦者，鋪也，鋪采搞（音chī，鋪陳的意思）文，體物寫志也。”這是南北朝時梁代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指出的賦的特點，即形式上以鋪張為能事（鋪采搞文），内容上以詠物說理為主（體物寫志）。多采用排偶句式，多用形象的比喻與華麗的辭藻，多采用一種定型的主客問答體。雖然繼承了屈原的騷體的藝術形式與表現手法，但文體上差别很大：屈原的作品是詩，漢賦卻是帶韻的散文。
漢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漢代處在我國新興的地主階級的上升時期，需要歌功頌德的文學作品為其服務。從《楚辭》中（如屈原的《離騷》）我們可以看到，騷體詩不适應漢統治者之所需。再者，漢代的一些握有實權的統治者大力提倡：漢武帝就好辭賦，漢靈帝更是以書畫辭賦取士。這就使得漢賦以它特有的風貌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了一席之地，出現了一些有名氣的辭賦家。
賈誼（前201~前169），河南洛陽人。漢初騷體賦的優秀作家。他的《吊屈原賦》、《鵬鳥賦》、《旱雲賦》等，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批判封建社會的弊病，在曆史上有一定的進步意義，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他的賦不同于漢賦，是屈原的楚辭到漢賦的過渡體。
枚乘（？~約前140）字叔，江蘇淮陰人。他的《七發》标志着漢賦的形成。枚乘寫作《七發》的内容與主體，目的在于規勸統治者，客觀上暴露了上層統治者的生活腐朽，有着較鮮明的諷谕性。就形式論，《七發》是漢賦的楷模，枚乘以後的漢賦家多仿《七發》。
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四川成都人。他的作品在藝術形式與手法上，仍是楚辭的變化與發展；代表作《子虛》、《上林》，比枚乘的《七發》在“鋪張”上又有發展：對偶與排比的修辭手法以及大量連詞的運用，使得詞采更加華麗。但思想内容由于“勸百諷一”歌功頌德，未能真正反映出那一時代的本質。其後許多賦家如揚雄、班固等人的賦作也大多是這樣的。但加上形式上的墨守成規，許多賦作文學價值不高。
這裡應該提到東漢時的張衡。張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陽人。他是我國古代傑出的科學家，也是東漢著名的賦家。他的《東京賦》和《西京賦》與其他賦家之作相比，有些新意：流露出作者的真情實感，暴露了統治者的日益腐化與堕落，揭示了社會生活中的一些弊端，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他的賦作對于賦的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他的短賦《歸田賦》以及曹植的《洛神賦》等，多是抒情之作，能給人以清新之感。
總起來講，漢賦無論就思想内容還是藝術手法，都遜色于它以前的詩經、楚辭，也不及它以後的唐詩、宋詞、元曲，但作為特定時代的一種特定形态的文學，漢賦還是有其特色的，是以許多賦作能以流傳後世，成為中國文學史的一個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