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三十年，礼科给事中张问达上疏弹劾李贽，指控他“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对社会风气造成很坏的影响。李贽经常在书中发表不当言论，例如他赞扬窃国盗贼吕不韦和李园为智谋之士；宣称暴君秦始皇是千古一帝；对于背弃父母而私奔的卓文君，李贽夸她擅长择偶；而在说到历事数主的奴才冯道时，李贽又称赞他是不以利禄萦心的好官。更荒谬的是，李贽竟敢“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真是“狂诞悖戾。”当然，在张问达看来，李贽最可恨的地方在于“肆行不简”，他与无良之辈游居尼姑庵，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真是伤风败俗。
最后，张问达说最近李贽将要来通州讲学，请求陛下命令通州地方官将其逮捕，发回原籍治罪，此外还需将李贽的著作全部焚毁，以免毒害人心。万历帝读过奏疏后，亲自批复说：“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其书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尽搜烧毁，不许存留。”
这样，中国历史上又一位著名的殉道者出现了。
万历帝亲自下令捉拿李贽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一场荒唐的文化审判</h1>
李贽是福建泉州人，他在青年时参加科举成为举人，却因嫌路途遥远，不肯进京考进士，只做教谕、郎署之类的官职。
有一天，李贽在路上散步，偶遇一位道学先生。道学先生问他说：“公怖死否？”
李贽答曰：“死矣，安得不怖？”
道学先生便劝他说：“公既怖死，何不学道？学道所以免生死也。”
李贽惊叹道：“有是哉！”于是从此潜心学道。之后又升任云南姚安知府，执政期间，法令清简，不言而治。到了中年，李贽在内心中开始厌恶起官场来，有一天，他逃入鸡足山隐居，不肯出来；为此，云南御史刘维奇只得帮他办理了退休手续。
李贽不愿受到亲族的牵累，他干脆将妻儿全部遣返故乡，自己则寄居在朋友耿定理的家中，断俗缘，参求乘理，自称“流寓客子”。不久之后，耿定理病死，其兄耿定向驱逐了李贽。贫困之下，李贽只得去龙潭湖的维摩庵蓄发出家，日以读书为事，又来回与耿定向论战，抨击假道学。官府以“僧尼宣淫”为借口，烧毁佛院，李贽被迫流浪各处，最后只得寄住在马经纶之家。
万历帝下令缉拿李贽之时，后者已是七旬老翁了。当时，李贽才刚抱病完成《九正易因》，官兵就来推门抓人。李贽听见屋外动静很大，便问马经纶怎么回事，答曰“卫士至”；李贽一听就知道这些人是来抓自己的，于是他勉强站起来，大吼：“是为我也。为我取门片来！”说完就躺在门片上，当官兵闯进来后，李贽对他们说：“速行！我罪人也，不宜留。”说完便被抬走了。
第二天，大金吾坐堂审讯，左右二人将李贽扶入堂下，卧于阶上。金吾厉声恐吓道：“若何以妄著书？”
李贽抗辩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
金吾笑其倔强，然而终究审不出什么结果来，只得宣布退堂侯旨，然而等了很久朝廷都没有下旨说要如何处置这个“异端”。李贽每天都在监狱中阅读诗书，神态自若。忽然有一天，他对看守的人说自己需要剪头发，看守的人见他本来就是个和尚模样，故而给了他一把剃刀。于是李贽趁看守的人不备，持刀自割咽喉，不料竟未立即死成。两天之后，见李贽尚未气绝，看守的人问：“和尚痛否？”
李贽用手指在手掌上写道：“不痛”。看守的人感到几分哀伤，叹道：“和尚何自割？”李贽继续写道：“七十老翁何所求！”之后便凄然而逝了。
李贽（1527年～1602年），号卓吾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李贽究竟犯了什么罪？</h1>
在李贽死后，他的书籍被列入禁毁书目。天启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再度奉旨严令“李贽诸书怪诞不经，命巡视衙门焚毁，不许坊间发卖，仍通行禁止。”可见明朝统治者不仅想要从肉体上消灭李贽，而且还要让他的精神从世间蒸发，不留下一丝痕迹。
然而据顾炎武《日知录》的记载，李贽的书始终屡禁不绝，一直在民间悄悄传播，这一方面是因为“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书其实并非政敌所描绘的那样，是洪水猛兽或大毒草。这些书里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都很契合主流价值观，只是部分地方发挥了李贽个人独特的想法，不料却被人当做把柄，拿来大做文章而已。
首先，张问达指控李贽“挟妓女，白昼同浴”，这缺乏依据。李贽的朋友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李贽本人“体素癯，澹于声色，又癖洁，恶近妇人，故虽无子，不置妾婢。”这说明李贽的身体一直都不怎么好，而且他年纪已经大了，又有洁癖，不近女色，并不像淫乱之人。
其次，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说见识有长短之分，却无男女之别。大部分女子之所以见识较短，那是因为她们所见不出闺阁之外，倘若男女共入学堂学习，女子的能力并不差于男子。所以他不排斥招收女弟子，也很乐意让女弟子们走出闺阁，到维摩庵来听自己讲学。这种男女平等、开放自由的思想竟被卫道士们描绘成了“勾引士人妻女”，进行百般污蔑。
最后，对于“妄著书”的指控，李贽当堂反驳说：“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要求与官府就着这些公开出版的书籍进行辩论，看看它们究竟“妄”在何处。然而，官府终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在官府看来，李贽首先是可恶，之后才有罪，最终再根据“可恶罪”来在法律条文上找个正规的罪名——而李贽最可恶的地方就在于他违背主流价值观，“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
敢质疑已经被神化了的孔子，才是李贽被迫害的真正原因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5">李贽对神化孔子现象的反思与批判</h1>
在李贽刚死不久，礼部尚书冯琦就上奏说：“顷者皇上纳都给事中张问达之言，正李贽惑世诬民之罪，尽焚其所著书，其崇正辟邪，甚盛举也。臣窃惟国家以经术取士，自《五经》、《四书》、《二十一史》、《通鉴》、性理诸书而外，不列于学官，而经书传注又以宋儒所订者为准。此即古人罢黜百家，独尊孔氏之旨。”
万历帝批复道：“祖宗维世立教，尊尚孔子......览卿等奏，深于世教有裨，可开列条款奏来。”肯定了“独尊孔氏之旨”的意见，也证实了诛杀李贽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
李贽是一个著述丰富、在文化圈子中影响颇大的人物。他所辑录的《藏书》和《续藏书》几乎相当于一部从西周至明朝的通史，其可读性要高于卷帙浩瀚的《二十一史》与《资治通鉴》；为了配合阅读，李贽又编了一部《史评纲要》，抒发个人的历史见解，其观点新颖，发前人所未发，深受士大夫们的喜爱。此外，李贽还对《西厢》、《水浒》、《西游》这些艺术性的书籍进行点评，使士大夫们的眼光从枯燥的经书中转移出来，这些都不利于“独尊孔氏之旨”。当然，李贽最大的可恶之处是在《焚书》与《续焚书》里对“独尊孔氏之旨”这一祖宗立教进行了直接的抨击。
恢复孔子的本来面目
在《题孔子像于芝佛院》中，李贽说世人之所以认为孔子是大圣人，佛老二教是异端，这不过是严父塾师进行教育灌输的结果罢了；而严父塾师也并不知道为什么孔子是圣人而佛老是异端，他们只是尊奉先儒传下来的教条而已。然而这些教条还都是歪曲过了的——孔子自己明明说过“圣则吾不能”，何以硬要尊其为圣人？孔子活着的时候佛教尚未传入、道教尚未建立，哪里能知道他所说的“攻乎异端”是指佛老？因此，以孔子为圣人、以佛老为异端，不过是儒者们自己臆测出来的结论，然后再通过沿袭而诵，渐成千年一律的教条了，这实在是“强不知以为知。”儒者们既然以孔子的信徒自居，那么就应该相信孔子说过的话；孔子承认自己不是圣人，说明他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所以不能“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这是最清晰的逻辑，也是最简单的道理。
在《答耿中丞》里，李贽说孔子从未叫别人都要来学习他本人，他常说“为仁由己”、“古之学者为己”、“君子求诸己”，何曾说过“求之于夫子”？学问思辨、追求真理主要还是靠自己，老师只是一个路标、一根手杖，只能给你指出个大致方向。哪里有人蠢到要把自己的老师神化成十全十美的圣人，然后再用他的思想来代替自己的思想，把他的理论塞满自己的大脑？一切表达、证明、著作，其目的不在于俘虏别人，使别人成为自己的思想奴隶，而是为了引起别人的认识活动，唤醒他们自身所拥有的理想。
儒者们之所以相信孔子，并不是因为真理寄存在了他的大脑之中，而是因为他的语言文字能引发我们的思想，说出了我们的理智，仅此而已。不要学习孔子的思想，而是要学习他的方法，孔子的方法就是“君子求诸己”，发挥你的理智，独立思考。当今的蠢材们偏要尊奉孔子为祖师爷，“独尊孔氏之旨”，却又对孔子的思想学得四不像，结果不过是用自己的谬见来压迫各种独立的思考罢了。
正因为李贽的这种颇具启蒙意识的思想和言论戳痛了明朝统治者和卫道士们的弱点，所以他才遭到了围攻，并且在不公正的审判中，凄凉的死在监狱里，在明清两代都遭受骂名。然而，正如顾炎武所承认：“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然虽奉严旨，而其书之行于人间自若也。”或许，老百姓的志趣与“圣人之徒”们早就貌合神离了，要么李贽的书怎么会屡禁不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