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盛传军队的主要问题恰恰在于它仍然是勇营。每当德国顾问们建议对勇营的组织进行任何细小的修改，他也几乎总是成不变地加以反对。虽然周盛传知道法国和德国都实行普遍兵役制，但他认为这办法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对上述建议作出的让步，就是提议勇营兵中每营所拥有的50名长夫应给予机会使之变成士兵.周盛传很赞赏作为淮军特点的家长式统治和人与人之间的精诚团结关系。
事实上他也把许多亲戚安插在他的部队中。虽然他本人很欣赏像查连标那样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的技术和知识，但周盛传很少推荐他们获得勇营军官垂涎三尺的绿营军阶和官职。显然，周盛传和李鸿章没有这些特殊荐举的客观标准。在周盛传的部队中有吸鸦片烟、赌博和欺压老百姓等常见的恶习的人比较少，但是他确实仍有机会就要告诚官兵们应注意道德和军队风纪，中淮军训练计划的效率，一定因执行一些有价值的、 但非军事性的任务而受到损害。
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周盛传的部队经常奉命参加建设工程，参加垦荒、屯田，还参加一些救灾活动。同时，淮军也继续受北京财政政策变化莫测的影响。李鸿章为反对饷项收入的目益削减而奋斗不息，这在文献上是有充分的记载的。在70年代，整个淮军的岁人平均远远超过300万两，但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每年平均减少到不足250万两。
武器价格高昂，迫使李鸿章向士兵(理论上还有军官们)连续支付原定薪饷的四分之三，剩下四分之作为积欠在退伍时偿清。北京确实向各省施加压力，以促使它们把驻直隶的淮军的军费拨给李鸿章，并使拨款至少保持在削减之后的水平。但是，北京也想法监督淮军的某些具体的支出。
淮军要服从户部“造册报销”的规定，而且户部在很长时期以来拒不承认每个营长夫的搬运、燃料和饷项等费用为合法的开支。尽管李鸿章负责清帝国最精锐的军队，他显然仍须指望北京给他的军队以财政支持，因此他必须做出各种妥协。就是在这种局面下，以及在勇营制度本身的基础上，李鸿章努力建设了一支现代化的海军。
李鸿章关于海军防御的概念是在1874年的政策辩论中具体化的。虽然他仍然觉得海军不像陆军那么重要，但他的建议反映了一种日益关注的心情，即迫切需要保证沿海的安全，包括紧邻满洲和华北的朝鲜的安全在内。一个明显的需要是迅速获得现代化的军舰。
李鸿章认识到，中国的上海和福州两个主要造船厂甚至付出高得不敢问津的代价也建造不出合用的船只他得到清帝的支持，着手从国外买船。在最初，赫德是他的居间人。1875年4月李鸿章设通过赫德向英国订购了四般炮艇，1877年他又订购了四艘，但基他开始把赫德看作想控制中国海军计划的竞争者。
于是，李鸿章通过别人来买船，而赫德也撇开李鸿章向其他督抚供应订货。他们两人各自出于种种原因，试图总揽武器的购买事宜，但都没有成功。李鸿章从不认为，整个中国海岸只由支水师负责在政治上是可行的。19世纪70年代中期他反对总理衙门关于设置一位统帅负贵沿海和长江诸省防务的建议，尽管他可能是这一一职位最有希望的候选人。
在尽力解决一个互不协 调的陆海军制度的时候，他命里注定要肩负主要的责任。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驻节天津的李鸿章、驻节南京的南洋通商大臣以及福建和广东两省的官员们相继而起，买船成风。
可以预计，结果是造成了一场混乱。建立起来了四支互不统属的舰队：北洋通商大臣和南洋通商大臣各领一支，福州船政局统带一支， 驻节广州的总督也统带一支。 还有一些旧式水上部队，包括长江水师在内。这些部队的武器、船只和训练，不仅在地区与地区之间迥然不同，甚至在一个号令系统内也各吹各的号。
而且，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尽管赫德有过这样的建议)，各省官员经常被狡诈的军火商所愚弄。甚至李鸿章也未能免遭他们的摆布，欧洲和美国来的军火商川流不息地在他的衙门、他的统领们和他的外国顾问们那里进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