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倌
哈尔西的特混部队继续向西行驶,距离日本越来越近,遇到危险的可能越来越大。在舰队的指挥台上,紧张气氛显而易见。现在已到了敌人后院,从现在起,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舰队一面前进,一面开动所有的探测手段,瞭望、雷达、企业号上的侦察机都开动起来,探测着这茫茫大海背后可能暗藏的杀机。这时天气骤变。狂风暴雨掀起的汹涌浪涛猛烈地冲击着舰只,能见度很低。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恶劣天气提供的是有利时机,因为它能为舰队提供掩护。
然而“企业”号派出进行空中侦察的飞机架次也因此而减少,已不可能进行昼夜连续侦察。只要条件允许,侦察机便起飞,对舰队前方200海里的海域进行搜索。虽然到现在侦察机没有发现任何目标,但即使是巡航的侦察机也可能因云层遮盖而不能发现敌船。全体人员的心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同一件事上。他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尽可能接近日本而不被发现?他们的运气还能够维持多久?

对于在波涛翻滚的海上伴着暴风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突袭队员们忧心日重。有个突袭队员钻进轰炸机的座舱,看到航空母舰的舰首在海浪中上下起伏时飞机的高度表显出200英尺的高度差,顿时大吃一惊。
4月17日,特混部队到达北纬36度、东经160度附近,日本以东1000海里的水域。哈尔西命令两艘油船为航母和巡洋舰补充油料,为最后的冲刺做准备。天气愈加恶劣,翻腾的巨浪张开的大口似乎要把整个油船吞噬下去。刚刚加完油,输油管几乎还没有断开,突然间狂风大作,风速高达38节。
哈尔西命令巡洋舰和航空母舰开始高速向日本挺进,把速度较慢的2艘油船和8艘驱逐舰抛到了后面。他的舰队随着海浪的变化保持着20至25节的航速。他们如果能在24小时内保持这种速度,那么在4月18日下午中段时间就能到达东经150度,距日本海岸大约500海里的飞机起飞地点。由于计划时没有考虑国际日期变更线因素,所以舰队将比计划提前一天时间到达。杜立特可以提前一天,在日落前3个小时起飞进行攻击。
杜立特告诉队员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把装备器材装好,对飞机做最后一次检查,解决飞机枪塔不能顺畅转动,液压管渗漏,火花塞污秽,油箱滴油问题。怀特医生对以前躲过打针的人,做了最后一次疫苗接种。
给轰炸机加油和装备武器弹药的时候到了。格里宁上尉指挥陆军和海军人员进行飞机加油和装载弹药,这项工作要求严格又很辛苦。甲板水兵把所有轰炸机都按起飞次序安置,飞机尽可能往后移,以匀出最大的甲板空间以供起飞。杜立特的B-25站在排头,停在距甲板前端142米远的地方。比尔•法罗的16号机位于未尾,他的飞机机尾伸到了舰尾后面。在甲板上画出了两条白色的平行标线,一条是B-25的前轮基准线,另一条是后轮的标线。如果突袭队员准确无误地沿着标线滑跑,那么右翼尖将从距“大黄蜂”号上层建筑旁边1.8米处滑过。起飞没有侧风,因为“大黄蜂”号会顶风行驶使飞机起飞。
机组人员都开始收拾个人物品,检查身份识别牌。每位机组人员都配备了—套求生装备,人人都有海军的防毒面具,一把11毫米手枪,几个弹夹,一把猎刀,一具指北针,一只手电筒,紧急口粮、急救包、水壶,还有一件救生背心,每一架飞机上都有一具5人用的橡皮求生筏。有些队员除了衣服外,还要了些额外的糖棒、口香糖、香烟和刀片。3号机副机长雅各布•曼奇中尉,计划带着他的唱机;10号机领航员霍姆斯•克劳奇中尉,听怀特医生说中国的卫生条件很差,便把手提袋塞满了一卷卷的卫生纸。怀特医生还送来了38升的威士忌酒,这是他在离开基地前用尽心思向海军以“医疗用”的申请得来的。
17日黄昏时分,轰炸机已经准备就绪。当天晚上,杜立特在军官起居室召开出征人员会议,做最后的部署。他告诉他们,看来是在第二天而不是19日起飞。他将在日暮前3小时左右首先起飞。其他人员在日落时相继起飞,以他投掷的炸弹引起的火光为向导进行轰炸。杜立特将在当地时间凌晨到达衢州机场,他在这里等待后继的机组到达加油后,立即起飞飞往重庆。
现在没有证据证明杜立特和他的美国同事在制订轰炸计划前是否研究和借鉴过徐焕升飞袭日本本土的行动。但仔细对比,会发现杜立特的这个轰炸计划和徐焕升的行动有很多相同之处。都是在夜间发动袭击,乘夜黑越过日方空军控制的区域,早晨降落到机场加油后,马上起飞转场到后方机场。还有对前进机场的选择也在相近的区域。
接着杜立特强调,所有能和“大黄蜂”号、他们在美国的部队以及受训各地牵连在一起的任何东西全都不要携带。包括底片、识别证、命令、信件、日记甚至火柴纸夹等。他们留下来的任何东西,海军都会邮寄回国。杜立特提醒每一架飞机的机枪手,把20升汽油桶加完油以后,要凿几个洞再抛出机外,以免留下了踪迹使敌人追踪到“大黄蜂”号。
他提出两项特殊警告:第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符拉迪沃斯托克;第二,不允许轰炸非军事目标,包括皇宫。
杜立特给每个人留出申请退出的最后一次机会,但没人作声。有些担任后备的机员,向已经指定的机员劝说相互交换一下,可是却没有人答应。在整个训练准备过程中,轰炸机队仅仅更换了一名机组成员。埃德•霍顿上士是一位优异的军械高手,轰炸机队需要他的专精技术,以解决枪塔与机枪上所遭遇的问题。在最后时刻,他顶替10号机的另一位机械员参加行动。
作为最后的表态,杜立特向弟兄们承诺,“我们到了重庆,我要为你们举行一次绝对忘不了的盛大聚会”。杜立特事后回忆:“我从不轻易承诺,不管要花费多少钱与方不方便,一向说得到做得到,不过这一回许的愿,要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做到。”
此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任务成功与否现在就在于航母在以后的几个小时内是否会被发现,以及中国东部机场能否做好准备迎接他们降落。
作者简介:史倌,高校历史老师,历史研究员。长期耕耘于党史、军史、战争史。欢迎广大历史爱好者交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