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讲了一个故事：甜蜜旧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非常匮乏。不但白糖、红糖定量供应，就连四五毛钱一斤，像牛屎模样的古巴糖也十分紧俏。老百姓想多吃点甜食，糖不够用，只好花一毛钱到小店里买一小包糖精，添加在水里、面粉里补充甜味。

对于糖精，当时我觉得很神奇。只要在碗里放上一两颗细盐粒大小的糖精，满满的一碗水就甜了。只是那甜味很怪异，不像糖水甜得纯正、甜得诱人。然而但凡能娶起老婆的人，谁会买充气娃娃呢！

在最困难的六十年代初，虽然老百姓吃糖难，但中央对高干有食物补贴，按级别供应数量不等的肉、蛋、糖、豆等，老百姓称之为“肉蛋干部”或“糖豆干部”。官员吃白糖红糖、老百姓吃糖精。记得那时新闻上总说：我们的生活比蜜甜！沒错，糖精就是主旋律，糖精就是那定盘的星。

那年头，每人每月只有二两古巴糖。平时，母亲将古巴糖锁起来。因为，放在厨房里，我们不时会用筷子头蘸点吃，过把瘾。可那点古巴糖怎禁得住我们过把瘾呢？

我们知道母亲放糖精的地方，厨房碗橱里藏着的一个小瓶，里面有一些白色的结晶，那就是糖精。有一次我们兄妹分别捏了几颗在嘴唇边上舔了一下，甜味异常。母亲知道后大惊失色：“糖精是化学东西，吃多了要中毒的！”

记得那年的中秋节快要来了，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每天都在为三顿饭发愁，哪会想到什么节啊。那天，母亲说：“我们买不起月饼，自己烙哇。”我们兄妹一片欢腾。

做月饼，不放糖，就没有甜味，可是要多放，又不现实。咋办？好在人们在苦难的日子里，也有让自己甜蜜的办法，那就是糖精。记得母亲用拇食指捏捉了一点糖精放在碗里，待糖精在水中慢慢融化后，将水倒入面粉中。

由于没有烤箱，我们的“月饼”是用平锅烙的。严格说来和大饼没啥区别，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很满足了。

那时，中小学校周围的小商贩，卖的雪糕、话梅和其它廉价小食品，既无生产厂家，又无标准、标识，基本上都含有糖精。就连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也都是用糖精制作的。特点就是甜度高、味道发苦、易结晶。胃肠功能弱的人，会感到非常不适。

还有一些头脑灵动的小贩从深井里取水，加上糖精、酸梅精、香精，最后放一点小苏打与色素，变成一杯杯五颜六色的饮料。美名“三精水”，摆在校门口的桌子上卖。受这些小贩的启发，我们自己也开始做土气水了。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发明的，反正此后的校园里，几乎人人手持清一色的医用生理盐水瓶，里面插一根长长的吸管。有条件的装满凉白开，更多的是直接从压水井上接的，放上几粒糖精，一瓶透心凉的“可口可乐”就做好了。

那种五颜六色的吸管学校小卖部就有卖的，只要一分钱。小卖部老板，一个两鬓斑白的爷爷，高兴地用木头尺子量一下，然后用剪刀剪给我们。

那时，我们常常在上课时偷偷地喝糖精水。为了不让老师发现，就在桌子上用铅笔刀或钉子钻个孔。选一个刚好可以用书挡上而且一低头就可以喝到的恰当位置，开始钻孔。孔钻好了，把瓶子放在桌洞里，把吸管从钻好的孔插进去，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了。一次，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刚低头刚喝了一口，就被老师发现了。老师恶狠狠地在我的后脑勺上捣了一拳，捣的我两眼直冒金星，然后薅住头发把我揪了起来。我当时那个悲摧呀，无以言状。

我有个同学，母亲是农村的。弟兄姊妹五六个，只父亲一个人挣钱。家里日子过不下去，母亲只好出来卖糖精水挣钱。开始舍不得买食色，从卖家扫来些沙果叶子，晒干搁大铁锅里炒黄。然后用水浓浓地冲倒在水桶里，颜色就好看多了。色素贵得很，买不起，用此代替也事半功倍。

他妈卖糖精水不洗杯子，脚下搁个盛水的铝盆，涮一下。到了70年代，讲究的人才在铝盆里撒几粒高锰酸钾，呈紫色，也是稍微涮一下。

记得那时他说，卖一下午糖精水能挣一毛钱，够一天的菜钱了。等到一下午能挣两毛钱，他妈就不炒沙果叶子了，去买食黄、食绿、食红了。

每到暑假，他也和大哥姐姐去公园门口卖糖精水。抬着家里饭桌、拎着几个大小不一的凳子和三四个大小不一的搪瓷茶缸。中午出摊，一分一分地卖，到天快黑时卖了五毛多钱，大家都很振奋。那时也没城管撵，大家很舒心。

那时他家的一个大搪瓷缸子脱瓷后漏了，在旧城北门的地摊上花5分钱用白铁皮打了个补丁，缝隙处还抹了石膏浆。

一天，收摊时，桶里剩下的两杯糖精水，他妈送给收破烂的老太太喝了。那个老太太估计就等这句话，接过缸子咕咚咕咚地一口气喝完了。

在零食匮乏的童年，爆米花自然是我的钟爱。“崩爆米花喽！崩爆米花喽！”每当听到这吆喝，心痒难耐的我总是跟父母缠磨出一毛钱，用小盆子盛上一些玉米，然后迫不及待地夺门而出。那崩爆米花的设备如今看来实在是很粗陋，可当时我却觉得它是那么的神奇！那只黑锅，形似被拉长了的葫芦，又颇像神话故事里的炼丹炉。一端是带有盖子的锅口，另一端是圆形的摇柄。崩爆米花的师傅先把玉米倒入锅口，又哆哆嗦嗦地从怀里摸出一个纸包，将里面的白色颗粒撒入锅内，这白色的颗粒就是糖精。孩子们总是要求师傅多放点儿，可那时这玩意儿也是稀缺的，所以师傅就如护着茴香豆的孔乙己不肯轻易就范。

糖精不能多吃，对此我有深刻的记忆。那时，我们院里一家有10岁、8岁的兄妹俩，因不懂得糖精与糖的区别，便把家里的糖精片作为消遣的零食。在短时期内兄妹两人口服糖精片八十余片，不久两人均急性中毒，口吐白沫、不省人事。经内蒙古医院抢救发现，中毒者脑、心、肺、肾脏等都严重受损。左心衰竭、严重肺水肿、不能排尿，大夫说是因为短期内摄入大量糖精所引起的。

喜欢甜食是孩子们的天性。1963年，10岁的表弟从山西来，走的时候，我想送他一点礼物，他啥也不要，只是说：“哥，你就送我一包糖精吧！”不知他是如何想的，那么小的孩子，这是他能想到的最好的礼物了。我们就这样离别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后来听说，那次，糖精一直放在他的裤兜里。走到半路，他去掏裤兜，发现里面湿漉漉的，糖精全化了。他放声大哭，妗妗咋也劝不住。

表姐在堡子湾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时，常去学生家补课。那时家家一贫如洗，一天，她来到一个学生家，学生的母亲窘迫地在堂屋踱步，不知道拿啥招待她才好。表姐说不用了，喝口水就开讲哇。突然那个学生妈一拍脑门说：“我真糊涂。”慌忙踩着炕沿儿，够下一只竹篮。翻了半响，举出一只拇指粗细的玻璃瓶，摇摇、敲敲后撒落些许至滚水碗里，用筷头搅搅，兴奋地端给表姐。

那是一碗甜甜的糖精水。然而，表姐只舔了一小口就再也喝不下了，因为几个孩子都目光贪婪，口流涎水地看着她。表姐说，那一小口糖精水一直甜到她的心底，凭着它的甜蜜，她走完了几处需要补课的学生家。

许多年后，表姐仍对那碗糖精水念念不忘。她说，我的那点学问，堪称精神上唯一可贡献的食粮；那点糖精，亦堪称学生家仅有的珍品，我们都倾心倾力地答谢对方的恩德，是糖精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情义。

糖精的故事层出不穷。听表哥讲，1975年秋天，得胜大队被评为学大寨先进单位，队长去公社开表彰会，公社奖给他们生产队一支牙膏、一块肥皂、一钱糖精。

队长说，成绩是大家的，奖品他不能独吞。然而全大队五十户近三百口人，实在没法分配。他让大家拿个意见，大家七嘴八舌嚷了一阵子，谁也想不出个好法子来。

后来他说，那就按我的意见办哇，牙膏就归知青了，反正贫下中农没人刷牙；肥皂切成五十颗，全队每户一颗，过大年时一人能洗把脸；至于糖精嘛，量太少，实在没法分。过几天割谷子时，挑担凉水把糖精倒进去化了，大家都来喝，伟大领袖的关怀就人人有份了。

几天后谷子开镰收割，那天烈日炎炎，社员们个个热的汗爬流水，喉咙里冒烟。晌午时分，只见向队长站在田边的阴凉处向大家高喊：“快来喝糖精水哟……”于是人们放下手中的镰刀，纷纷从田里向地头涌来。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贫下中农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两只水桶，水桶里荡漾着清凉明澈的井水，队长无比庄严神圣地将包糖精的小纸包打开，轻轻地抖动着，那些闪亮的细沙般的白色晶体便“沙沙”地滑入了水中。那一刻，几乎所有人都屏声静气，俯视着糖精入水时泛起的极细微的涟漪。

那天，得胜堡的五保户杨爷爷也被人背来了。听人们说今天要喝糖精水，一直卧床的他竟然扎挣了起来，他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养老的，毛主席送给我们贫下中农的糖精水，我必须要喝！

在人群外，远处的树底下，还孤独地坐着一位老汉，他鬼头鬼脑地向这边张望。他很想过来，但没有勇气。他叫王三蛋，是个地主分子，队里的好事从来也没他的份儿。

……

我常常想，小小的糖精，其实蕴含着许多伟大的教益：虽然名为“糖精”，直接吃是非常苦的，只有化在水里，稀释之后，才能吃出甜味来。甜到极致竟然是苦，而苦被稀释又能回到甜，能使人想到“乐极生悲”“苦尽甘来”的生活哲理。还有，糖精虽然吃着很甜，但对于我们的身体，并无任何营养，只不过骗骗我们的嘴巴而已，吃多了，还对身体还有害。这又使我们想到“口蜜腹剑”“糖衣炮弹”之类的警语。

现在除了奸商，无人再用糖精了，我们终于跨越了一个时代——糖精时代。

后记：

在李一氓的著述中，最为意趣盎然的是记述其一生烹饪经历的《征途食事》。《征途食事》以一章的篇幅，向世人阐述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长征途中食事。例如，他写道：“行军路上，很难找到茶叶，茶叶无法假造，就假造咖啡。饭后，弄点麦子来用油炒成接近炭质时，下半瓢水，一煮，水色变黄，带苦味，无糖，加点糖精，一杯咖啡就出来了。”（作者 韩丽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