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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山，原名王晓彤，山西运城人。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工学博士。现为北京某科研单位教授级高工。因着故乡的一山一阁，遂取笔名方山，自号停云旧友。喜欢对《石头记》作寓言式的解读。
作者
方山
在贾宝玉的语言系统中，“男人”绝不是一个好词儿，简直就是“浊臭”的代名词。
“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见第2回）“怎么这些人只一嫁了汉子，染了男人的气味，就这样混账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见第77回）。所谓“男人的气味”，便是“浊臭”之气。
“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个名字叫作‘禄蠹’”（见第19回）所谓的“上进”，求的当不是更深的学问，而是更高的官位、更多的俸禄。既云“禄蠹”，一心所系，自然是“禄位”了（倘若迷的是“学问”，唤作“书蠹”倒还确切些）。说得通俗点，指的便是“官迷心窍”的读书人。
这种人若是做了官，因其手上掌握着大量的资源，一旦为非作歹起来，比一般的人更为可恨、可杀。贾雨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知雨村那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个法子，讹他拖欠了官银，拿他到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作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为了一点小事，就弄得人“坑家败业”的，恨得平儿直骂他是“饿不死的野杂种”（见第48回）。那尤三姐通过两个细节，便可识得宝玉（见第66回）；而由这一件小事，亦可探知雨村之恶。
宝钗道：“男人们读书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读书的好，何况你我。就连作诗写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只是如今并不听见有这样的人，读了书倒更坏了。这是书误了他，可惜他也把书遭塌了，所以竟不如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见第42回）所谓“禄蠹”，便是“读了书倒更坏了”的。
潇湘馆里，“窗下案上设着笔砚”，“书架上磊着满满的书”，倒像是“那位哥儿的书房”了（见第40回）。黛玉看来也是喜欢读书的。显然，读书本身并非坏事，怕的只是“读了书倒更坏了”。
雨村是进士出身。林如海请他教女读书，贾政也常和他讨论学问。可见，雨村的学问是很好的。说起“尧舜之词”、“孔孟之道”，自然不在话下，那是他的看家本领（否则，也考不中进士了）。然而，其所作所为，却是与“尧舜之词”、“孔孟之道”背道而驰的。作者借探春之口、《姬子》之书（杜撰的），痛骂了那些“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见第56回）的“禄蠹”们。宝玉所起的这个外号，确是新奇别致，古今无双。
贾雨村生得颇为“雄壮”：“腰圆背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眼，直鼻权腮”（见第1回）。这样的相貌，是很“男人”的。这里，甲戌本有脂批云：“莽操遗容”；“最可笑世之小说中，凡写奸人，则用鼠耳鹰腮等语”。而在第2回中，王莽、曹操是列在“大恶者”的名单中。俗套的小说，常把奸恶之人描绘成“鼠耳鹰腮”的猥琐形象；而在此书中，奸恶之人则是一种很“男人”的形象。顺带说一句，孙绍祖的相貌，也是很“男人”的：“相貌魁梧，体格健壮，弓马娴熟，应酬权变”（见第79回）。
贾雨村和孙绍祖生得魁梧雄壮（宝玉、秦钟、柳湘莲、蒋玉菡诸人则是清秀俊美），都很“男人”。在我看来，孙绍祖是没文化的恶，而贾雨村则是有文化的恶。雨村所害者，未必只有石呆子一人。在今后的岁月中，可能还会愈演愈烈。严重的情况，可能成为一方甚至一国的祸害。
凤姐说探春：“他又比我知书识字，更厉害一层了”（见第55回）。有文化的人，一旦作起恶来，也比别人厉害一层。正如俗语说的：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宝钗说：做耕种买卖“倒没有什么大害处”（见第42回）。言外之意，那种“读了书倒更坏了”的人，则是有“大害处”的。
宝玉不让丫鬟们和“臭小厮”说话，免得把她们给熏臭了（见第56回）；他“站在头里挡着人”，是嫌和尚们脏，怕气味熏坏了女儿们（见第66回）。要知道，那些“禄蠹”比小厮或和尚更脏、更臭呢。宝玉自己用过的杯子，都嫌脏不让女儿们用（见第66回）；而那些“禄蠹”们用过的，则更是要拦着、不让女儿们去碰的。他的态度如此强硬，毫无回转的余地，女儿们自然也就不再说那些话了。而这，正是宝玉想要的效果。
雨村的堕落，并非一日之功。当年他判的那件“葫芦案”（见第4回），倒也罢了。毕竟，这世上没有几个人能做得包青天、敢和“四大家族”作对的。然而，到了石呆子一案，其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一切，都离不开官场的熏染。当宝玉捂着鼻子、拉着女儿们远离官场种种时，那雨村却是日日浸润其中。他原就“才干优长”（见第2回）。这种优势，使他很快就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读书人堕落成“禄蠹”，“珍珠”堕落成“鱼眼”，都是类似的过程。这是一种在“男人的气味”（即“浊臭”之气）熏染下不断劣化、乃至变质的过程。
“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见第36回）四书是儒家思想的典籍，“尧舜之词、孔孟之道”的集中体现。可见，宝玉所反对的，并不是“尧舜之词”、“孔孟之道”本身（相反，倒是坚定的拥护者），而是那些“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的“禄蠹”们。
宝玉说：“只除‘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见第19回）不爱读“正经书”的宝玉，眼中犹有“明明德”三字；而那些饱读经书、为非作歹的“禄蠹”们，可知“明明德”为何物？
综上所述，所谓“禄蠹”，可谓“浊臭”的极致了。有文化的恶（如贾雨村），比没文化的恶（如孙绍祖），更加可恨、可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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