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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山，原名王曉彤，山西運城人。畢業于西安交通大學電氣工程學院，工學博士。現為北京某科研機關教授級高工。因着故鄉的一山一閣，遂取筆名方山，自号停雲舊友。喜歡對《石頭記》作寓言式的解讀。
作者
方山
在賈寶玉的語言系統中，“男人”絕不是一個好詞兒，簡直就是“濁臭”的代名詞。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見第2回）“怎麼這些人隻一嫁了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賬起來，比男人更可殺了”（見第77回）。所謂“男人的氣味”，便是“濁臭”之氣。
“凡讀書上進的人，你就起個名字叫作‘祿蠹’”（見第19回）所謂的“上進”，求的當不是更深的學問，而是更高的官位、更多的俸祿。既雲“祿蠹”，一心所系，自然是“祿位”了（倘若迷的是“學問”，喚作“書蠹”倒還确切些）。說得通俗點，指的便是“官迷心竅”的讀書人。
這種人若是做了官，因其手上掌握着大量的資源，一旦為非作歹起來，比一般的人更為可恨、可殺。賈雨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誰知雨村那沒天理的聽見了，便設了個法子，訛他拖欠了官銀，拿他到衙門裡去，說所欠官銀，變賣家産賠補，把這扇子抄了來，作了官價送了來。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為了一點小事，就弄得人“坑家敗業”的，恨得平兒直罵他是“餓不死的野雜種”（見第48回）。那尤三姐通過兩個細節，便可識得寶玉（見第66回）；而由這一件小事，亦可探知雨村之惡。
寶钗道：“男人們讀書不明理，尚且不如不讀書的好，何況你我。就連作詩寫字等事，原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究竟也不是男人分内之事。男人們讀書明理，輔國治民，這便好了。隻是如今并不聽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這是書誤了他，可惜他也把書遭塌了，是以竟不如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見第42回）所謂“祿蠹”，便是“讀了書倒更壞了”的。
潇湘館裡，“窗下案上設着筆硯”，“書架上磊着滿滿的書”，倒像是“那位哥兒的書房”了（見第40回）。黛玉看來也是喜歡讀書的。顯然，讀書本身并非壞事，怕的隻是“讀了書倒更壞了”。
雨村是進士出身。林如海請他教女讀書，賈政也常和他讨論學問。可見，雨村的學問是很好的。說起“堯舜之詞”、“孔孟之道”，自然不在話下，那是他的看家本領（否則，也考不中進士了）。然而，其所作所為，卻是與“堯舜之詞”、“孔孟之道”背道而馳的。作者借探春之口、《姬子》之書（杜撰的），痛罵了那些“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見第56回）的“祿蠹”們。寶玉所起的這個外号，确是新奇别緻，古今無雙。
賈雨村生得頗為“雄壯”：“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見第1回）。這樣的相貌，是很“男人”的。這裡，甲戌本有脂批雲：“莽操遺容”；“最可笑世之小說中，凡寫奸人，則用鼠耳鷹腮等語”。而在第2回中，王莽、曹操是列在“大惡者”的名單中。俗套的小說，常把奸惡之人描繪成“鼠耳鷹腮”的猥瑣形象；而在此書中，奸惡之人則是一種很“男人”的形象。順帶說一句，孫紹祖的相貌，也是很“男人”的：“相貌魁梧，體格健壯，弓馬娴熟，應酬權變”（見第79回）。
賈雨村和孫紹祖生得魁梧雄壯（寶玉、秦鐘、柳湘蓮、蔣玉菡諸人則是清秀俊美），都很“男人”。在我看來，孫紹祖是沒文化的惡，而賈雨村則是有文化的惡。雨村所害者，未必隻有石呆子一人。在今後的歲月中，可能還會愈演愈烈。嚴重的情況，可能成為一方甚至一國的禍害。
鳳姐說探春：“他又比我知書識字，更厲害一層了”（見第55回）。有文化的人，一旦作起惡來，也比别人厲害一層。正如俗語說的：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寶钗說：做耕種買賣“倒沒有什麼大害處”（見第42回）。言外之意，那種“讀了書倒更壞了”的人，則是有“大害處”的。
寶玉不讓丫鬟們和“臭小厮”說話，免得把她們給熏臭了（見第56回）；他“站在頭裡擋着人”，是嫌和尚們髒，怕氣味熏壞了女兒們（見第66回）。要知道，那些“祿蠹”比小厮或和尚更髒、更臭呢。寶玉自己用過的杯子，都嫌髒不讓女兒們用（見第66回）；而那些“祿蠹”們用過的，則更是要攔着、不讓女兒們去碰的。他的态度如此強硬，毫無回轉的餘地，女兒們自然也就不再說那些話了。而這，正是寶玉想要的效果。
雨村的堕落，并非一日之功。當年他判的那件“葫蘆案”（見第4回），倒也罷了。畢竟，這世上沒有幾個人能做得包青天、敢和“四大家族”作對的。然而，到了石呆子一案，其性質就完全變了。這一切，都離不開官場的熏染。當寶玉捂着鼻子、拉着女兒們遠離官場種種時，那雨村卻是日日浸潤其中。他原就“才幹優長”（見第2回）。這種優勢，使他很快就達到登峰造極的水準。讀書人堕落成“祿蠹”，“珍珠”堕落成“魚眼”，都是類似的過程。這是一種在“男人的氣味”（即“濁臭”之氣）熏染下不斷劣化、乃至變質的過程。
“除四書外，竟将别的書焚了。”（見第36回）四書是儒家思想的典籍，“堯舜之詞、孔孟之道”的集中展現。可見，寶玉所反對的，并不是“堯舜之詞”、“孔孟之道”本身（相反，倒是堅定的擁護者），而是那些“竊堯舜之詞、背孔孟之道”的“祿蠹”們。
寶玉說：“隻除‘明明德’外無書，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聖人之書，便另出己意，混編纂出來的。”（見第19回）不愛讀“正經書”的寶玉，眼中猶有“明明德”三字；而那些飽讀經書、為非作歹的“祿蠹”們，可知“明明德”為何物？
綜上所述，所謂“祿蠹”，可謂“濁臭”的極緻了。有文化的惡（如賈雨村），比沒文化的惡（如孫紹祖），更加可恨、可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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