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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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老家在浙江的慈溪。靠务农为生，后来因为发生了灾慌。在老家待不下去了。所以全家就到上海来闯荡。 开始就住在上海闸北的茅草房里。很不幸不久我的祖父去世了。 祖父去世家里一下子陷入困境。不得已父亲进了孤儿院。父亲对孤儿院的记忆比较模糊。就知道五岁的时候， 孤儿院组织他们半工半读。上午做一些简单工作。下午就教他们认字读书。父亲就读了三年书，文化程度相当于初小的水平。七岁的时候父亲离开了孤儿院。跟着我的姑父卖猪肉养家糊口。旧社会你要开一个卖肉的铺子。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和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中不免有黑社会的那些人。后来姑父可能入了黑社会。离家出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很可能是黑社会的互相争斗而死于非命。我的祖母因为祖父一去而杳无音讯，生气又着急就瘫痪了。真是祸不单行，我的姑母在玻璃厂里做工，有一次工厂着火了，姑母受到了惊吓成了聋子。再也无法工作了，只能在家里照顾瘫痪的祖母。留下三个外甥女，就要靠父亲抚养。父亲还有一个小三岁的弟弟。年龄小又很老实，不太会干活。就这样一大家子七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全落父亲身上。那时我父亲也就十来岁。为了养家糊口，父亲在药店里当了几年的学徒工。后来拉过黄包车。一.二八日寇对上海进行了大轰炸，闸北的房子被炸毁了。父亲带着一家人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尝尽了苦难。后来在延安西路番禺路平武路的一条弄堂里找到房子，才算安定了下来。日寇占领上海以后。对生活物质严加控制，上海被称之为孤岛。居民的生活极其的困难。为了活命，父亲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去背过米。被日本人的大狼狗狠狠的咬了一口，差一点点就丢了性命。几十年以后我还看到父亲的腿上一个大大的疤痕。在上海滩混了十几年。父亲堪称是上海的活地图。无论上海的哪一个犄角旮旯，父亲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父亲的模样很酷。用现在的话来说绝对是一个小鲜肉，而且父亲很聪明。那时候上海正在大力发展电力。父亲就学一些手艺。特别是对胶木制品，比如电灯插头和开关等等的制造，父亲自有一些绝活。在上海滩的胶木行业里面有一些名气。 父亲开始就给人打工，专门负责技术工作。等到积累了一些资金。父亲就自己开了一个小作坊。自己生产销售。父亲赚来的钱全部都交给了祖母。有祖母支配养活一家人。但是那个时候社会动荡混乱。做生意有时候好，有时候就很差。一家人生活很艰难困苦。

一直到解放，人民政府大力的整顿社会秩序。那些地痞流氓黑社会，被一扫而光。社会环境好了许多，真是改天换地旧貌换新颜了。父亲的小作坊的生意也慢慢的好起来。也积累了一些资本。

那时候提倡做光荣妈妈所以父母生了8个孩子。1957年公私合营。父亲非常支持，把多年积累的全部资产约700元，全部投入了公私合营的企业。政府对公私合营采取的是赎买的政策。就是你投入的资金国家分十年还给你，这个叫公债。并且还保留了父亲原来的工资额度。父亲每个月的工资是150元，母亲的工资是50元，所以尽管我们家十口人。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比一般的工人家庭要好一些。那时合营工厂在浦东，父母都是住在厂里的。工厂的是按性别来住宿的。即使是夫妻也不能住在一起。工厂里有幼儿园，父母白天上班就把孩子放在幼儿园里。下班了就领到宿舍自己带。我们五个大一点的孩子就生活在弄堂里自己照顾自己。

一九六零年开始粮食一下子紧张起来。父亲说那是因为我们要还苏联的债，再加上又受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父亲说苏联人真的很苛刻，苹果要一个一个的通过一个特制的漏斗，大一点的苹果掉不下去，就算符合条件。小一点的掉下去就不符合要求，他们就不收。说实话我听了恨得咬牙切齿。为了度过自然灾害，我的大姐带着我们到西郊公园那边去挖野菜。挖回来的野菜合着一点面粉做成饼子。那饼子黑乎乎又硬邦邦的。很难下咽但是为了饱肚子，还是咬咬牙吃下去。我们的弄堂口也有食堂。那可不是像农村里的食堂可以不付钱吃饭。要买饭票，可以打稀饭买馒头。我记忆当中那样的日子不是很长。大概有一年左右吧，情况就慢慢好起来了。所以说到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可能我们生活在城市里。国家对城市居民还是很照顾。农村可能就非常的艰苦悲惨了。我也经常看到一些农村来的人挨家挨户讨饭。至于说那个时候农村饿死很多人，我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才听到的。

公私合营后父亲是负责技术的副厂长，工作很忙。所以小时候我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很深。一个家分散在两个地方，很不方便。所以后来父亲就把房子调到了浦东。我们一家十口人就生活在一起了。我们搬到浦东的那个房子是一个新建的工人新村。在当时算条件非常好了。红漆的地板，还有抽水马桶，再也不用天天倒马桶了。生活条件改善许多。父母说，这真是托了共产党毛主席和社会主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