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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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老家在浙江的慈溪。靠務農為生，後來因為發生了災慌。在老家待不下去了。是以全家就到上海來闖蕩。 開始就住在上海閘北的茅草房裡。很不幸不久我的祖父去世了。 祖父去世家裡一下子陷入困境。不得已父親進了孤兒院。父親對孤兒院的記憶比較模糊。就知道五歲的時候， 孤兒院組織他們半工半讀。上午做一些簡單工作。下午就教他們認字讀書。父親就讀了三年書，教育程度相當于初小的水準。七歲的時候父親離開了孤兒院。跟着我的姑父賣豬肉養家糊口。舊社會你要開一個賣肉的鋪子。也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和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其中不免有黑社會的那些人。後來姑父可能入了黑社會。離家出走了。從此再也沒有回來。很可能是黑社會的互相争鬥而死于非命。我的祖母因為祖父一去而杳無音訊，生氣又着急就癱瘓了。真是禍不單行，我的姑母在玻璃廠裡做工，有一次工廠着火了，姑母受到了驚吓成了聾子。再也無法工作了，隻能在家裡照顧癱瘓的祖母。留下三個外甥女，就要靠父親撫養。父親還有一個小三歲的弟弟。年齡小又很老實，不太會幹活。就這樣一大家子七八口人的生活重擔就全落父親身上。那時我父親也就十來歲。為了養家糊口，父親在藥店裡當了幾年的學徒工。後來拉過黃包車。一.二八日寇對上海進行了大轟炸，閘北的房子被炸毀了。父親帶着一家人颠沛流離，居無定所，嘗盡了苦難。後來在延安西路番禺路平武路的一條弄堂裡找到房子，才算安定了下來。日寇占領上海以後。對生活物質嚴加控制，上海被稱之為孤島。居民的生活極其的困難。為了活命，父親冒着槍林彈雨的危險去背過米。被日本人的大狼狗狠狠的咬了一口，差一點點就丢了性命。幾十年以後我還看到父親的腿上一個大大的疤痕。在上海灘混了十幾年。父親堪稱是上海的活地圖。無論上海的哪一個犄角旮旯，父親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父親的模樣很酷。用現在的話來說絕對是一個小鮮肉，而且父親很聰明。那時候上海正在大力發展電力。父親就學一些手藝。特别是對膠木制品，比如電燈插頭和開關等等的制造，父親自有一些絕活。在上海灘的膠木行業裡面有一些名氣。 父親開始就給人打工，專門負責技術工作。等到積累了一些資金。父親就自己開了一個小作坊。自己生産銷售。父親賺來的錢全部都交給了祖母。有祖母支配養活一家人。但是那個時候社會動蕩混亂。做生意有時候好，有時候就很差。一家人生活很艱難困苦。

一直到解放，人民政府大力的整頓社會秩序。那些地痞流氓黑社會，被一掃而光。社會環境好了許多，真是改天換地舊貌換新顔了。父親的小作坊的生意也慢慢的好起來。也積累了一些資本。

那時候提倡做光榮媽媽是以父母生了8個孩子。1957年公私合營。父親非常支援，把多年積累的全部資産約700元，全部投入了公私合營的企業。政府對公私合營采取的是贖買的政策。就是你投入的資金國家分十年還給你，這個叫公債。并且還保留了父親原來的工資額度。父親每個月的工資是150元，母親的工資是50元，是以盡管我們家十口人。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比一般的勞工家庭要好一些。那時合營工廠在浦東，父母都是住在廠裡的。工廠的是按性别來住宿的。即使是夫妻也不能住在一起。工廠裡有幼稚園，父母白天上班就把孩子放在幼稚園裡。下班了就領到宿舍自己帶。我們五個大一點的孩子就生活在弄堂裡自己照顧自己。

一九六零年開始糧食一下子緊張起來。父親說那是因為我們要還蘇聯的債，再加上又受到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父親說蘇聯人真的很苛刻，蘋果要一個一個的通過一個特制的漏鬥，大一點的蘋果掉不下去，就算符合條件。小一點的掉下去就不符合要求，他們就不收。說實話我聽了恨得咬牙切齒。為了度過自然災害，我的大姐帶着我們到西郊公園那邊去挖野菜。挖回來的野菜合着一點面粉做成餅子。那餅子黑乎乎又硬邦邦的。很難下咽但是為了飽肚子，還是咬咬牙吃下去。我們的弄堂口也有食堂。那可不是像農村裡的食堂可以不付錢吃飯。要買飯票，可以打稀飯買饅頭。我記憶當中那樣的日子不是很長。大概有一年左右吧，情況就慢慢好起來了。是以說到三年自然災害餓肚子我的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可能我們生活在城市裡。國家對城市居民還是很照顧。農村可能就非常的艱苦悲慘了。我也經常看到一些農村來的人挨家挨戶讨飯。至于說那個時候農村餓死很多人，我是在文革結束以後才聽到的。

公私合營後父親是負責技術的副廠長，工作很忙。是以小時候我對父親的印象不是很深。一個家分散在兩個地方，很不友善。是以後來父親就把房子調到了浦東。我們一家十口人就生活在一起了。我們搬到浦東的那個房子是一個建立的勞工新村。在當時算條件非常好了。紅漆的地闆，還有抽水馬桶，再也不用天天倒馬桶了。生活條件改善許多。父母說，這真是托了共産黨毛主席和社會主義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