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的第一任妻子叫俞蓉儿，茶商之女，通情达理、品貌端庄，在外界人看来，与名门少爷的李叔同算是门当户对，相当般配。但据传，新婚之夜，李叔同挑开俞蓉儿的盖头，并未表现出一星半点惊喜与兴奋之情，两人并肩坐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为什么？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李叔同心里有人。谁？他的初恋情人杨翠喜。今天，她大概有着这样的简历：杨翠喜，本姓陈，小名二妞儿，杨翠喜是艺名。原籍直隶北通州。清末至民国初名妓。作品有《梵王宫》《红梅阁》。
陈二妞、杨翠喜，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都是人气异常的名字，陈、杨两姓是二妞或翠喜在童年贫寒人家的身世流转——她出生在陈家，但因为家里太穷，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了杨家从师习艺。因为天生一副好嗓子，十四五岁就出落得丰容盛鬓、圆姿如月，所以，她很快登场献艺；又因为善于表演一些淫靡冶荡的曲子，就有了《梵王宫》《红梅阁》等拿手好戏。
杨翠喜
演出的地方在天津，一个叫“天仙园”的场子，杨翠喜很快成了“万人迷”，也迷住了当年风流才子李叔同。李叔同幼而聪敏，在认识杨翠喜之前，攻读《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并诵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的诗句。同时学习书法、金石等技艺等，以魏书为主的书名初闻于世。
认识杨翠喜时，李叔同只有十五六岁，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内心“反叛”的种子也开始萌芽，这使他觉得正经学问已经没什么意思，进而对唱戏这种“贱业”产生了浓厚兴趣。这种“反叛”的兴趣除了男孩子成长的生理因素外，还有他经历的两件事在“垫底”：
一是他的父亲李世珍为清同治四年进士，曾官吏部主事，后辞官承父业而为津门巨富，但在他5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在李家的大家庭里，他母亲处境显得尴尬。而这也造成了他年幼时的自卑倾向，使他沉默寡言的性格就此形成。
二是他幼年时就受到了佛教的熏染。据说，他出生之日，有一只喜鹊口衔松枝飞到至产房内，大家都认为这是佛赐祥瑞。为什么要这么说？只因他的家人大多信佛：不但是他的父母都笃信佛教，他的大娘（李世珍的大姨太）郭氏、他的长嫂信佛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跟大娘和长嫂学会了念诵，甚至他“用夹被或床罩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玩”。“玩”并不一定代表不当回事，恰恰相反地说明了影响的深刻，这也使他后来将喜鹊衔来松枝，一直携带至身边，终生不离。
男孩子必须经历的“反叛”，会让性格中很多东西没有了形状，或者不成型起来，李叔同也一样。最初，他只是跑到戏园子里看戏，成了铁杆票友，后来觉得光看不过瘾，没什么意思，就开始客串一些角色，从感官与行动两个方面将自己融入其中。杨翠喜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李叔同不但爱看她的戏，还非常欣赏她；不但每天晚上都在天仙园为她捧场，还在散场后提着灯笼陪她回家。
李叔同
悠长的巷道，打一盏灯笼，身边是一个妖冶的女子，李叔同在自己的心跳里，听着杨翠喜的呼吸，猛然间有了初恋。现代的心理与情感专家认为，男人对初恋的痴情要远超女人，而这也决定了俞蓉儿要生活在李叔同初恋的阴影里。
为了获取杨翠喜的心，李叔同用自己以前学到的文化知识，指导杨翠喜的唱腔和身段，使杨翠喜的演技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艺术修为大大提高，接近于大红大紫了起来。亦师亦友，随着交往的加深，李叔同以为自己和杨翠喜可以缔结鸳盟，共度一生。为了表达心中的浓情蜜意，他甚至为杨翠喜写起了诗：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让李叔同没有想到的是，他对杨翠喜的这种情感并没有实现“我心似明月，君心似我心”的美好愿望，结果却是出自元代高明《琵琶记》的句子：“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面对他优质的情感，杨翠喜无动于衷，他真心付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初恋，就这样在李叔同的心里成了天上的月亮，让他能够看得到却又抓不住、摸不着，而这也为他日后遁入佛门埋下了伏笔。
让李叔同更没有想到的是，杨翠喜并不是一个只会唱戏的简单女人。在历史上，杨翠喜是和清末官场的一起弊案联系在一起的，这起弊案也被叫做杨翠喜案。杨翠喜作为一个出身卑微的女人，扰动了当时官场上多个身世显赫的男人。
事情大约是这样的：追求杨翠喜不及，李叔同虽已进入志学之年，考入城西北文昌宫旁边的辅仁书院，该学习的学习，该作文的作文，但仍然对杨翠喜念念不忘，好着戏园子的那一口。母亲见他这样下去不行，就在他18岁时为他娶了俞蓉儿。哥哥文熙说，以后你就好好过日子吧，还从从家产中拨出30万元供给他家用。30万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但他根本没把这笔钱花在和俞蓉儿的家用上，而是用它买了一架昂贵的钢琴，开始学习音乐和作曲。
学习音乐和作曲也没什么不好，但李叔同却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持维新变法产生兴趣，并刻印章称康有为、梁启超是自己的老师，以示对变法的支持。结果是：变法失败后，他被外界哄传为康、梁同党，为了避祸，带着母亲、妻子迁居上海。到了上海，换了地方，也应该把杨翠喜给忘了，但他仍对杨翠喜一往情深，又为杨翠喜写诗以抒胸臆了：
晚风无力垂杨嫩，目光忘却游丝绿；酒醒月痕底，江南杜宇啼。
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荫，朝朝香梦沾。
朝朝香梦沾，写得多么美好，但杨翠喜的“香”哪能是李叔同沾上的呢？时间一晃到了1906年，那时候，清朝还没有完蛋，两个官场上的男人出场了。他们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和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总办段芝贵。载振办公差，接待侍候他的是段芝贵。来了这么有权势的“领导”，段芝贵想尽一切办法讨好，除送10万金给载振作为庆亲王作寿礼外，还遍招名妓陪饮，带载振逛戏园子。自然而然地，杨翠喜进入了载振的视线。
对此，民间的描述很精彩：在唱戏的过程中，杨翠喜一双乌溜溜的媚眼老是朝载振身上瞟，弄得禀性风流的载振心旌摇曳。随后，杨翠喜想方设法同载振亲近，坐下来时，用她的双臂搂住载振的脖子，而载振也迫不及待拉住了杨翠喜的手，色迷迷地望着杨翠喜问长问短，弄得一旁的人都看不下去了。最终的结果是：载振依依不舍地走后，段芝贵花重金替杨翠喜赎身，小心翼翼地送杨翠喜进京，将杨翠喜献给了载振。不久，段芝贵被连升三级，成了黑龙江巡抚。
载振
李叔同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呢？他已经在日本留学了。1905年，他的母亲病逝后，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回到了天津，学习、作文、画画、出书，29岁的他已经是一个声名日显的人了。其间，他与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将文人雅士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五光十色，还不忘与歌郎、名妓等频繁往来。也许是活在杨翠喜阴影里的俞蓉儿并不能填补他心里的空虚，他曾结识了一个叫李平香的诗伎，两人当时互为知己，在风华正茂、岁月正好年纪里，常常是席地而坐、饮酒作诗。
据说，正是这个叫李平香的女人，让李叔同在对杨翠喜痴心不改的日子里，感受到了一丝心灵的藉慰。回到天津，意味着与杨翠喜的再次相见，也意味着“朝朝香梦沾”的李叔同再一次被现实碰壁。人们不知道他怎样下定了去日本留学的决心，只知道在去日本前，他与李平香分手，而到日本后，首以“李哀”之名参与日本名士组织“随鸥吟社”，并在其后的1906年，以“李岸”之名注册，考入东京美术学校油画科。“哀”与“岸”多少反映出了他当时的某种心态。
杨翠喜在京城的日子可想而知，但好景不长，很快就有人把段芝贵连升三级的事参奏到了另一个女人那里。这个女人是慈禧太后，她批示查办，先是撤销了段芝贵的黑龙江巡抚职务，后又在庆亲王奕劻的“请求”下，革去了载振的农工商部尚书。因为一个茶园女伶，惹了一身晦气，载振被自己的父亲臭训一顿，将杨翠喜送回了天津，送给了天津的盐商巨富王益孙。为了免人口舌，载振让王益孙对外界声称杨翠喜是王益孙偏房的妾，还送了王益孙不少礼物。载振不知道的是，王益孙一直也在追求杨翠喜，只是一直未能如愿。天上掉下了这么大的好事，王益孙人财两得，捡了个大便宜。对此，民间有诗：歌馆淡烟弹粉黛，帝城寒雪罨香尘；谢娘休负闲才思，台阁凄迷飞燕春。
这是1907年，事件本身要比我们说得更复杂。按当时的情况，在日本的李叔同应该不知道这些，也许正因为不知，而还在心里念想着杨翠喜，也就是在这一年，他遇到第二任妻子——日本房东的女儿春山淑子。让春山淑子又成了一个生活在杨翠喜阴影里的女人。
痴情的男人和多情的女人，总会让这个世界变得繁纷。得到王益孙的“关照”后，杨翠喜正是二十几岁犹如鲜花盛开的年纪，当然不愿意芳华虚度，一来二去，又和段芝贵混在了一起。1912年宣统帝被迫退位，清朝统治结束。不久，袁世凯从孙中山手中接过临时大总统的桂冠，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共和国大总统。段芝贵得势，将杨翠喜再次带入北京，陪段芝贵聊天、玩牌，替段芝贵写信、办事，出入上流社会，杨翠喜在时髦中出风头，偶尔登台唱戏，迎来台下一片奉承的叫好声。
这时候，李叔同已经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带着日本妻子回国一年多时间了，在上海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任图画教员的他，迎来了家道的中落，应该清楚杨翠喜的一切——因为经不起杨翠喜的体贴服侍，段芝贵几乎是对杨翠喜百依百顺，时常带杨翠喜出入各种宴会。一来二去，杨翠喜又和袁世凯宠爱的小妾们拉上了关系，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出入袁世凯的寝宫（新华宫）的女人，甚至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过程中，跟着忙里忙外，举行义演，为袁世凯歌功颂德。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并下令废除民国纪元，改民国5年（1916年）为“洪宪元年”，史称“洪宪帝制”。杨翠喜也跟着风光了一把，但这种风光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16年6月6日，帝制失败的袁世凯因尿毒症不治而亡。背叛了袁世凯的段芝贵很快抛弃了杨翠喜，杨翠喜就此成为众人眼里一个不祥的女人，没有人愿意与她交往，成了一个下落不明的人。
因为男人的痴情和女人的多情，曾经变得繁纷的世界，此刻在李叔同的心里也多出了一份寂静。正是在这份寂静里，李叔同于1918年春节期间，39岁的他在虎跑寺，取名演音，号弘一，正式出家。今天，没有人说清李叔同的出家与杨翠喜到底有多少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袁世凯帝制失败1916年，37岁的李叔同就曾来到虎跑寺，试验断食17日，并称自己于佛教“渐有所悟”。
繁纷世界里的精神沉淀让李叔同大师终成，只是苦了他的两任妻子：俞蓉儿，先后为李叔同生下三个孩子，老大据说是个女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两个儿子分别叫李准和李瑞。李叔同出家时，他们都是十多岁的孩子。1922年，只活了40多岁的俞蓉儿在天津去世，李叔同是通过兄长的来信中获知她去世的消息的。春山淑子为李叔同生了一男一女，男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去世，女儿在2020年去世，享年102岁，她出生的那一年与父亲出家同年。春山淑子是1996年去世的，活了106岁。但她和俞蓉儿一样，自李叔同正式出家后，再也没有见过李叔同。李叔同出家后，回到日本的她，得到李叔同去世的消息已经是李叔同去世46年之后的事了。
李叔同是1942年10月13日去世的，在他去世的前两天，曾写下了“悲欣交集”4个字，但人们不知道他悲的是什么、欣的又是什么。据说，在俞蓉儿去世前，他曾经动过去见俞蓉儿最后一面的念头，但因事耽搁，“一时未能动身也”。也许，这就是大师了，能在世俗的社会里为友人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歌》，却不能在出家后为自己的妻子送行。
当年，李叔同还曾为杨翠喜写过这样一首诗：
燕支山上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
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怕小言愁，言愁不耐羞。
都说好女人可以成就一个男人，而不好的女人也可以影响一个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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