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不成想，开创了一种新的商业模式，靠此法狠狠大赚了一笔，最重要的是还逼催着胡适开创了新红学。由此胡适成为新红学的鼻祖。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1">精明的出版商</h1>
民国九年（1920年），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骨干的帮助下，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新标点、新版式的系列小说，比如有《水浒传》、《儒林外史》、《西游记》、《红楼梦》等，因其名家作序、新颖的标点句读、版式，加之以认真校勘，系列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喜爱，让上海亚东图书馆狠狠赚了一笔。
而号称是零成本、受益最大且影响最大的当属新版《红楼梦》了。
上海亚东图书馆考虑到《红楼梦》篇幅长、出版费用高，故而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想来想去，终于想到了个万全之计：
1，请胡适、陈独秀作序；
2，刊登广告；
3，预售制。
三个计策相得益彰，互相添彩。由老板汪孟邹请胡适、陈独秀作序，而胡适作了篇极具广告效应的“考证”，引起了新旧红学的争论。然后亚东图书馆刊登广告，将出版《红楼梦》的计划公布，采取低价预售、高价现售的对比方式，一举获得了极大的关注，更重要的是提前收到了一笔数额庞大的款子，用这笔款作为启动印刷、出版《红楼梦》的资金，之后便是获利颇丰的利润了。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49">胡适被催</h1>
民国九年（1920年）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将预售《红楼梦》计划考虑妥当之后，12月4日就给胡适写信说明了排印出版《红楼梦》，并邀请胡适作序。汪孟邹的信中写出红楼梦篇幅太大“有一千二百页之多”，拟于次年正月底二月初出版，考虑到出版费用高“但排版费非千元不可”，拟考虑发售预约，“收些现钱，以资补求”，更重要的是恳请胡适代为作一序或一考证，如果有其他北京朋友熟悉红楼梦的也可以帮忙约稿，并且告知已经请陈独秀作序了。
之后不久汪孟邹就收到了胡适的回信，回信大概是对预售和考证提出异议，因此汪孟邹即刻又写了回信。信中就胡适担心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复、宽慰：
1，《红楼梦》出版的畅销预期：汪孟邹已从业20年的经验，加之之前《水浒传》、《儒林外史》的发行将会“相得益彰”，肯定会畅销。
2，汪孟邹认可胡适生病且考证《红楼梦》的材料不好找，但广告已经打了，且已经排版了，花费近千元了。如果阴历年不能预售，收回些费用，亚东图书馆将面临较大的资金困难。
3，关于预售《红楼梦》，需要征得胡适的同意。根据汪孟邹的经验，预售《红楼梦》收回1000元的排版费，正月开始印刷，二月开始发行，还是有把握的。
4，考虑到胡适的生病，但到正月印刷还是比较富裕的时间可以写作、考证。
为了进一步打消胡适预售的疑虑，汪孟邹仅隔3天，12月14日又追信一封，说明之前《水浒传》就因为胡适的建议而取消预售，此次《红楼梦》出版一是有了之前的客户信用基础，二是客户殷切期盼，三是预售价格较正常价格低（预售价估计3元内，正常售价是平装3.3元，洋装4.2元，那时城里工人月工资约3元）。更主要的是纸张临近年关飞涨，排版费巨高，不得已而为。12月19日，汪孟邹又书信一封，对胡适答应作序或者考证，表达了感激之情。
8天时间里汪孟邹三次在给胡适的去信，既要宽慰、感激，又要说服，还要逼迫，并且给了胡适明确的时间节点，随回信还附有正本《红楼梦》一本，后经考证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排印的“程甲本”四印版。1927年在胡适的强烈推动下，亚东图书馆花费千元毁版重新刊印了“乾隆壬子年木活字版百二十回红楼梦”（用的是胡适私藏的程乙本）。这也充分证实了胡适的严谨学术态度，而亚东图书馆也充分显示了出版商的认真和对胡适的尊重。而胡适考证红楼梦，开创新红学，确实也值得这份尊重。
就在汪孟邹一再催促下，胡适终于于次年3月初开始动手。汪孟邹接着发出两封信，3月12日对胡适开始动笔表示高兴，3月24日又表示趁着北京“国立学校索薪罢课”风潮，赶紧写完。而胡适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3月27日写完《红楼梦考证》初稿，虽篇幅达两万字，但确实显得有些仓促了。4月1日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收到胡适的信和《红楼梦考证》，当月陈独秀也作《红楼梦新叙》以附和，而亚东版《红楼梦》于5月出版、发行。
随着亚东版《红楼梦》的流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标志着“新红学”的正式成立。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60">胡适团队考证红楼梦历程</h1>
《红楼梦考证》前半部分是对“索隐派”旧红学的批判，后半部分则是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虽然《红楼梦考证》吸引了红迷的兴趣，但对仓促而成的初稿，胡适则十分不满意。但也就是这篇应付差事的初稿，让不甚满意的胡适进一步对《红楼梦》的考证。
首先考证作者身世。胡适假定作者是曹雪芹，但很少有人清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胡适从袁枚的《随园诗话》中误认为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
袁枚《随园诗话》有一条记：康熙年间，曹寅（曹练亭，也作楝亭）任职江宁织造时，每次出巡都会带一本书，并且每次都是低头看书。有人问曹寅为什么这么好学，曹寅回答是因为担心百姓见到他会起立，故而借书挡脸。虽然与江宁太守陈鹏年不合，但陈鹏年获罪后却密奏保荐，因此大家更敬重曹寅。曹寅有一儿子曹雪芹写《红楼梦》一书，写的都是风月繁华的盛况。
民国十年（1921年）4月，胡适及其学生顾颉刚、俞平伯从曹寅、曹雪芹“父子”关系入手，开始了资料考证。
顾颉刚当时任北大国学门助教，受胡适所托天天泡在北大、京师两大图书馆，后来又前往天津图书馆，终于从各种志书和清人诗词中找到了线索，比如《江南通志》、《八旗氏族通谱》等理清了曹寅家世。
5月胡适在顾颉刚的陪同下亲赴天津图书馆查阅《楝亭全集》，于《文钞》卷、《3诗别卷》中考证出曹寅、曹颙（之子）、曹頫（嗣子，曹寅去世后过继的）、曹雪芹（曹頫之子）三代四人的家世关系，相继做过“江宁织造”，长达58年，办过四次接驾（康熙、雍正）的差事，备受浩荡隆恩，家族昌盛，极其荣华富贵，与《红楼梦》描写的贾府相符合。
5月又一天，胡适在京师图书馆翻查《楝亭书目》，经张中孚介绍《雪桥诗话》有关于曹雪芹的事迹。胡适在单不广先生处借到《雪桥诗话》及《续集》，在其中查到清宗室敦诚、敦敏与曹雪芹为世交好友，敦诚证实曹雪芹为楝亭之孙。敦诚感慨曹雪芹前半生繁华富贵，最后却坎坷寥落，有诗感慨“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
7月开始的暑假中，顾颉刚返回苏州照顾中风偏瘫的祖母，但其中并未间断资料的考证工作。顾颉刚曾说：“一个暑假里，我们把通信论《红楼梦》作为正式的功课，兴致高极了。”而俞平伯每次收到顾颉刚或者胡适的信总是很高兴。从4月到9月间，胡适与顾颉刚通信共计27封，胡适与俞平伯通信17封。这些信由赵肖甫编辑为《考证红楼梦三家书简》。
8月，胡适又得到《八旗诗钞》（即《康熙雅颂集》）和《八旗文经》，从敦诚、敦敏的赠诗中，更确认了曹雪芹晚年贫穷潦倒、纵酒狂歌的境况。
11月，胡适完成《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12月由亚东图书馆发表，并将其载于1922年5月亚东初版本《红楼梦》再版里。
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里，胡适考定曹雪芹为汉军正白旗人，曹家三代富贵荣华，但后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家。曹雪芹晚年穷困潦倒而作《红楼梦》，共计80回。
至于后40回，胡适从俞樾的《小浮梅闲话》里，看到张问陶作《船山诗草》中《赠高兰墅鹗同年》的诗题所记“《红楼梦》80回以后俱兰墅所补”。加之胡适自藏有《红楼梦》程乙本，有高鹗的一篇序，写于乾隆辛亥年，据此可推断高鹗续补《红楼梦》的时间。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19日，胡适北大下课回家，看见门房里桌子上摆着一部褪了色的蓝布套的书，竟是松筠阁书铺伙计送来的《四松堂集》，而且还是一部难得的写本。敦诚的这部《四松堂集》不仅包括了《雪桥诗话》的诗文资料，还有两首未刻的诗。4月21日，蔡元培又给胡适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蔡元培托人向总统徐世昌借来的。胡适把两本《四松堂集》对比、研究，发表了两篇《跋〈红楼梦考证〉》。
民国十二年（1923年），俞平伯凭借着1921年三人的考证资料出版了《红楼梦辨》一书，加强了“新红学”的阵势。
民国十六年（1927年），胡适海外归来，北平大兴刘铨福写信给胡适愿出让收藏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后来又托人送到新月书店，转交给胡适。这才确认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石头记》抄本，胡适以此作为资料而写出《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3月10日在《新月》杂志出版。
自此胡适开创的“新红学”将《红楼梦》的研究范围确定在了作者身世、“自叙说”、版本、高鹗续补之内。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燕京大学学生周汝昌因发现敦敏《懋斋诗钞》，进而对曹雪芹的年龄、去世时间等进行了考证，发表文章《〈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这引起了胡适的极大兴趣，肯定了周汝昌发现了敦敏《懋斋诗钞》，也达成了胡适查找敦诚《四松堂集》、敦敏《懋斋诗钞》的未竟心愿。之后周汝昌在胡适的鼓励、协助下，倾其一生研究《红楼梦》，并将“新红学”推向巅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78">写在最后</h1>
自从汪孟邹逼催着胡适写出《红楼梦考证》，亚东图书馆出版亚东版《红楼梦》以来至今，“新红学”已成立100周年。“新红学”所考证出的内容也已被我们所熟知，并逐渐认为是理所当然。而随着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红学大家的相继离去，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还有人会考证出新的内容！“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以后的红学如何发展，又会有什么新材料出现，值得我们期待，也值得每一个喜欢《红楼梦》的人去追求、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