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 华语电影市场
两岸三地的电影市场在1990年代，逐渐融合，交流往来频繁。
香港与内地的电影合作从1970年代末起逐步恢复，到1990年代成为常态。
台湾和内地也打破多年隔阂，开通经济及民间往来。
1990年下半年，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在内地上映，引起轰动，侯孝贤监制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挂》。
1991年，并不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年份，但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一年前后，华语电影市场的巨变已在孕育之中。
内地的统购统销
1991年，中国内地仍是计划经济体制，只有国营电影制片厂才有电影制作权，发行和放映 由政府统一管理。
制片厂没有发行权，不用面对市场压力，只需按指标生产电影，然后将拷贝卖给中国电影发行放映输入输出公司，经其分发给各级政府经营的发行和放映单位。
这即是电影 的“统购统销”政策，电影票由政府定价。
因此，当时内地还没有民营影视公司可以参与进电影的创作、发行和放映。
中国内地民营电影公司的兴起要等到1992年之后，邓小平南巡，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主管部门启动电影市场改革，下放发行权，制片厂自负盈亏，民营资本才被允许进入电 影市场，但没有独立制片权，拍片必须挂靠国有制片机构。
中国香港和国外公司也不允许在中国内地独立制片，必须与拥有制片指标的国营制片厂合作。
例如，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是《大红 灯笼高高挂》的出品方之一，《过年》和 《黄飞鸿之三：狮王争霸》的出品方有北京电影制片厂。
制片厂虽然是根据指标生产电影，但对具体拍什么，已有了较大自主权，然而，与同期港 台、欧美电影的开放和刺激性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少数经批准引进的译制片(仍由中影公司统购统销)，无法满足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专门放映港台和欧美盗版电影的录像厅，从八十年代起，在全国遍地开花，填补了电影类型供给的 不足和落后。
属于单位的正规电影院、工人俱乐部等也在放映这类影片。大家对此通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与此同时，政府正积极开展对外合作，打开中国电影对内对外的市场之门。张艺谋的《菊豆》 获得了日本的投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台湾地区资本借香港地区公司的壳参与制作。除了资金投入，国外的电影人才也会参与到创作中。
内地电影体制的改革，从八十年代就开始讨论，实际举措收效甚微。
电视、录像厅等娱乐方式正威胁电影的票房收入，观影人次呈逐年下降趋势。
1991年，内地观影人次降至143.9亿，比1979年减少了近150亿人次。
第五代引领的国产文艺片享誉国际，内地娱乐片市场却日渐萎缩，无法与港台片竞争。
港片 黄金时代的巅峰
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香港电影的商业化 程度最高，最先发展出成熟的制片、发行和放映 体系。
整个1990年代，香港仍是华语电影的市场先驱，影响遍布华人世界，同时与台湾和内地展开电影合作。
早在七八十年代，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卫星电影公司，即已撼动了邵氏和嘉禾的电影市场霸主地位。
羽翼丰满的电影导演、演员成立工作室和公司，依附资金雄厚的金主，独立或联合制片，丰富着香港电影的类型。
两岸三地，唯一形成成熟类型片工业架构的地方，就是香港。
1991年，七八十年代出道的电影人，正值创作高峰，磨砺出强烈的个人风格。
他们造就了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波高峰。
这年，周星驰有六部主演的电影上映，三部挤进当年香港电影的票房前十。
这是他那几年的常态，1991年不是他一年内上映电影最多的一次。
那时香港电影界有双周一成之说，周润发和成龙的电影产量虽没那么高，但票房影响力巨大，红透华人世界。
成龙的动作片打入国际， 不过此时尚未成功闯入好莱坞。
香港电影一直依赖外埠市场，1990年代以前，东南亚和台湾地区是其票房重镇。
然而，此时台湾地区市场正逐步取消对好莱坞电影的配额限制，香港电影面临在台湾市场失去一家独大地位的危机。
加之1997年临近，电影人必然要考虑将创作重心转向更大的市场——内地。
试水起于七十年代末，两地电影人积极探索合作的可能性，但无论是投资内地电影还是将影片输入到内地，都面临诸多限制。
囿于政策和市场环境，香港公司进入内地拍片还只是少数。
此时，香港电影的市场重心仍在本土、台湾地区和东南亚。
1991年5月至6月期间，华东地区发生重大水灾。香港电影界拍摄了全明星阵容的电影《豪 门夜宴》，于当年上映，为救灾募款，巩俐也客串了该片。
内地演员主演香港电影是当时的流行趋势。
巩俐和张艺谋在1989年主演了武侠片《古今大战秦俑情》，李连杰被香港电影公司发掘， 捧为国际动作明星。
对于香港电影来说，1991年还是其最春风得意的时候，虽然时代变革迫在眉睫，但内地和 台湾还都无法抗衡香港的商业片霸主地位。
台湾电影危机
1991年，台湾电影的前景笼罩在阴霾之下。
新电影运动推动的是艺术电影的发展，商业片依旧萎靡不振，评论界甚至有人将责任推给新电影运动的导演。
回溯台湾电影，商业片本就长期发展不足， 香港电影和引进片最受欢迎。
九十年代起，台湾逐步放开对好莱坞电影的配额限制，增加进口， 开放更多影厅放映外片，延长影片上映时限。
这不仅对本土商业片造成巨大冲击，连香港电影 也感受到危机。
台湾和内地此时还没有官方的电影交流，但交流合作的禁令在1989年取消，民间合作在此之前已经出现，台湾地区允许电影人赴内地拍摄外景，到1992年，内地演员参演的电影在台上映。
1991年，台湾和内地的合拍片上映。
这些影片主要是走台湾投资、香港团队制作、内地取景 (制片厂协拍)的模式。
台湾投资人为了便利和资源优势，多选择以香港公司作为“中介”，同内地合拍电影。
1991年上映的《滚滚红尘》(内地上映时 间为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和《上海假期》，是第一批台湾参与投资的内地电影。
《滚滚红尘》是台湾演员徐枫的汤臣影业投资，《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台湾媒体大亨的年代国际有限公司制作。这两家公司都是在香港注册。
台湾电影人和公司与内地制片厂直接合作的影片是 《上海假期》，导演是香港的许鞍华，内地取景拍摄，工作人员来自两岸三地。
邱复生为进军内地市场，在1990年成立了 “中国两岸影艺协会”，担任首届理事长。这是台湾电影界第一个两岸交流团体。
邱复生用香港年代国际有限公司，与张艺谋签订两部电影合约，并请来侯孝贤挂名《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监制，促成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导演和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导演。
为扶植本地电影，台湾从1989年起设立电影辅导金，主要用于资助文艺电影，市场促进作 用微乎其微。
1991年最有影响力的台湾电影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华语电影面面观
自从《红高粱》获得1988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内地电影开始受到国际关注。
与此同时，内地正在酝酿电影市场改革，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日本等地区和国家的电影人，将目光移向了这块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
香港作为当时华语电影最为成熟的制作中心，一方面生产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商业电影，供给华人市场，另一方面沟通两岸电影业，将类型片经验带入两地。
文艺，各有所长
内地和台湾的电影长期受意识形态主导， 创作倾向于文艺和写实，即使是娱乐片，也多从 健康积极的现实生活构建故事。
内地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的导演，都是以文艺片起家，而香港新浪潮导演却是从一开始就借鉴类型片经验，创作犀利大胆的商业片。
在香港电影中，它们也可被视为另辟蹊径的文艺片。
进入1990年代， 这些导演都已在本地市场站稳脚跟，风格独当 一面，牵起两岸三地电影的互动。
第五代导演的旗帜——田壮壮、陈凯歌和 张艺谋，在1991年的电影，分别入围了柏林、戛 纳和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
田壮壮的《大太监李莲英》和陈凯歌的 《边走边唱 》铩羽而归，张艺 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拿到了威尼斯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银狮奖。
三部电影都是合拍片，《大太监李莲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与香港公司合作，《边走边唱》有英国和德国的投资。
王家卫缺席了1991年的香港电影市场，没有作品推出，直到1994年才带着《东邪西毒》和 《重庆森林》回归，但在这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阿飞正传 》(1990年上映)拿到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
关锦鹏的《阮玲玉》这年先在台湾上映，拿到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摄影奖，次年登陆香港影院。
于纽约宅家十年的李安终于在1990年等来机会，凭借《推手》的剧本拿到台湾的电影辅导 金，随即又获得电影公司1000多万投资，执导出处女作《推手》，于1991年在台湾上映，一鸣惊人。
杨德昌最重要的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在这年上映。该片长达四个小时，故事改编自发生在1960年代的真人真事。
侯孝贤自1989年《悲情城市》后，隔了四年才有新作推出。
同是香港新浪潮导演的徐克和严浩(代表作：《似水流年》)联合执导的《棋王》，在1991年上映。影片将内地作家阿城和台湾作家张系国的同名小说融合到一起，故事发生在两个时代的内地和台湾，侯孝贤担任了该片的监制。
许鞍华的《上海假期》是内地制片厂和台湾电影公司直接合作的电影，故事颇有时代特征——讲述老辈传统和新生代文化的冲突。
此时，内地和台湾的文艺片都侧重于历史和传统。
具体来看，内地着眼于对文化和现实的反思，台湾是对乡土和个人记忆的重述。
香港电影人相对而言，没有历史和政治的包袱，他们面对两岸三地的故事，创作更有局外人色彩，将个人表达包裹在现代商业文化之中，类型化程度高，且不拘泥于单一的思想体系。
商业，一家独大
如同香港电影难以招架好莱坞大片的冲击，内地和台湾的商业片，在香港电影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时至今日，除了香港的商业片， 八九十年代内地和台湾生产的商业片，绝大部分都已被淡忘。
1991年，内地制片厂的电影虽然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突破，八十年代中后期及九十年代 初，曾出现一股犯罪、悬疑、恐怖、科幻、爱情等娱乐片风潮，有些甚至带有Cult片色彩，离奇古怪，但总体来说，这些娱乐片的情节仍依附在现 实主义色彩浓厚的故事上，无法抗衡当时引进或盗版进来的港台及欧美电影。
《双旗镇刀客》被称为中国首部“西部片”， 借用武侠的壳歌颂少年的勇气和成长。故事发生在一个人烟罕至的荒漠小镇里，父女俩经营一 家客栈，遭遇土匪骚扰，自幼习武的少年凭一己 之力帮助看不起他的父女俩打败土匪。
本片一 直被视为内地影史最好的武侠片之一。
当时的内地商业片鲜少如此凌厉独特。内地和香港合拍的《过年》，体现了九十年代内地商业片的一大特色——反映现代家庭和都市生活。
彼时，内地城市化进程加快，新思想涌现，冲击着传统农业社会的价值观，出现了许多以时代变化中的个体为主题的电影。
《过年》正是以家人团聚的春节，刻画一个大家庭里，不同年 龄、学历、性别、身份的人，在新时代里的追求和茫然。
香港的商业片，无需赘言，到1991年还处 于上升趋势，于次年进入辉煌顶峰，随即走向低 谷，人才和市场渐渐流失。
好莱坞如洪水猛兽般袭来，粗制滥造的香港商业片，一点点失去自己 的市场，无法和工业体系发达的好莱坞抗衡。
香港电影胜在类型多元、故事简单、创作者个性突出，加上有明星制推波助澜，且内地和台湾都没有成熟的商业电影体系，因而有机会独占鳌头。
这一年香港上映的商业片，有奇幻片《倩女幽魂3：道道道》，黑帮传记片《跛豪》《五亿探长雷洛传1：雷老虎》《五亿探长雷洛传2：父子情仇》， 喜剧片《逃学威龙》《整蛊专家》《情圣》《新精武门》《龙的传人》 《豪门夜宴》，动作片《飞鹰计划》《纵横四海》 《黄飞鸿之壮志凌云》。
几乎都是现在的影迷耳熟能详的香港经典。
台湾的商业片市场是香港电影和外国电影的天下，少数台湾投资，香港制作的商业片，或可打出一个不错的成绩。
例如台湾导演朱延平 执导的《火烧岛》，集合了香港当时最红的演员成龙、洪金宝、刘德华、梁家辉等人，才有了不错的票房表现。
它其实是一部香港风格的台湾电影，主要靠香港明星和他们所擅长的警匪故事，吸引观众。 虽然此时香港电影在台湾市场的优势还非常明显，但面对后者逐渐对外国电影开放，竞争压力与从前不可同日而语。
台湾本土商业片更是如此。
一些香港导演和演员将目光移向好莱坞， 后者也向他们伸出合作的橄榄枝，吴宇森、林岭 东、徐克、周润发、成龙等，都曾赴好莱坞拍片。
不过，港台电影人主要是将未来的电影之路转向了内地。
附1991年香港电影票房TOP10（单位：港元）
逃学威龙 4382万
飞鹰计划 3904万
跛豪 3870万
纵横四海 3339万
整蛊专家 3138万
赌侠2：上海滩赌圣 3136万
五亿探长雷洛传1：雷老虎 3069万
黄飞鸿之壮志凌云 2967万
表姐，你好嘢2 2520万
监狱风云2：逃犯 2436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