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浚笔记作品《花随人圣庵摭忆》。资料图
今年是“八·一三”淞沪会战80周年，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奋勇作战，打击了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气焰，为中国长期抗战赢得了时间。在淞沪会战前后，发生了一起影响极大的间谍案，此案的主角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
当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曾用“卿本佳人，奈何作贼”8个字，来痛斥汪的投敌卖国。这句话用在黄浚身上同样合适。
1937年8月26日，黄浚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在南京公开处决。
江阴封锁线泄密案
1937年8月6日到7日两天，在长江中上游沿线各港口包括南京、九江、武汉、重庆等地行驶与停泊的20多艘日本军舰与商船突然开始飞速撤往长江下游。与此同时，在重庆、武汉、南京的日本侨民也都突然停止了活动，随日本商船撤离。
这一消息传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错愕不已。因为这让蒋介石刚刚制定的一项军事行动破产。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节节推进，南京政府预见到战火不久后必然烧到南方。为此，南京政府制定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以应对局势发展，这个方案明确提出：“淞沪方面实行战争之同时，以闭塞吴淞口，击灭在吴淞口内之敌舰，并绝对控制其通过江阴以西为主……”
而就在日本军舰往下游逃窜的前一天，8月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会议的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在江阴设立封锁线。
江阴被选为封锁地有其天然的优势，此处江面最狭窄的地方仅1500千米，且两岸群山对峙，自古就有“锁航要塞”之称。当时江阴的军事设施也较为优良，两岸有5个炮台，21门大炮，其中有新从德国购买的12公分口径的大炮，还有新添置的新式榴弹炮和高射炮，构成了一个火力强大的江防要塞。
当晚的会议，还议定了将于8月中旬在上海主动发起对驻沪日军的进攻。这一系列军事行动的战略就是“以快制快”与“制胜机先”，趁日军主力还在华北之时，率先歼灭驻沪日本军事力量，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
在发动上海战役之前，先以海军封锁长江下游最狭窄的江阴要塞，“瓮中捉鳖”，拦截与猎获当时正停泊或行驶于长江中上游各港口的日本军舰，对中国来说，是打好上海战役、抗击日本的一次绝好机会。
这是最重大的国防军事机密，参加这次会议的只有蒋介石、汪精卫和其他几名高级长官以及担任会议记录的机要秘书黄浚。会议结束时，已是8月5日深夜。当晚，蒋介石当即签署命令，以特级军事机密下达有关部队。驻扎江阴的部队开始破坏江阴一带长江水面的航路标志，布设水雷，进入一级战斗状态。
没想到的是，到8月7日，日本在长江中上游的军舰、商船、侨民几乎全部撤走。当中国海军开始行动时，只扣下了两艘商船。一次良好的战机就这样丧失了。封锁江阴要塞的计划，未及实施便宣告失败，这让蒋介石大为恼火。
很显然，日本在中国作出这一决策后，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大军事情报并作出了部署，否则不可能如此迅速地组织起这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蒋介石明白，江阴封锁线一事日方知道的如此清楚，说明日本间谍已潜入能接触最高机密的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核心。这是最可怕的，是一个大隐患，不除不行。盛怒之下，蒋介石召来军统的戴笠、中统的徐恩曾、宪兵司令兼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等，严令他们限期把出卖机密的汉奸、间谍查出来，严加惩办。
黄浚间谍案破获
谁是内鬼？
蒋介石记得，参加8月5日绝密会议的，除了军委会几个要员外，还有机要秘书黄浚。“难道是黄浚？”蒋介石自己问自己。
在蒋介石的眼里，黄浚沉稳、干练，工作上没有丝毫漏洞。而工作之余，他们还会得空闲聊，因为黄浚对各种掌故无所不知，蒋介石对他的为人处世也颇为欣赏。但此时，蒋介石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人。
宪兵司令谷正伦经过分析也将怀疑的对象列为黄浚。黄浚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并与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保持联系。谷正伦将监视黄浚的工作交给了警备司令部特警二中队，这个特警二中队成立的一个“外事组”是专门从事反间谍工作的，地点就在南京鼓楼的日本总领事馆附近。
经过特工们一段时间的策划和工作，“外事组”在日本总领事馆和黄府内都有了可靠的内线，并发现了黄浚与日本总领事馆的情报往来途径。其中，比较隐蔽的情报递送地点是在南京玄武湖公园。黄浚一般在散步时吃巧克力，吃完将包糖的纸夹着情报，放到公园偏僻处的树洞里，日本情报员到此将情报取走。
最为常见的联系方式则是通过一个相同的灰色呢帽。黄浚常到南京新街口“国际咖啡馆”喝咖啡，进店后将自己藏着情报的深灰色呢帽挂到衣帽钩上，日本情报员也会将一顶同样的呢帽挂到衣帽钩上，其呢帽中藏着须磨的指示。日本情报员喝完咖啡，戴上黄浚的呢帽先走。而黄浚慢慢喝完咖啡，戴上剩下的那顶呢帽离开。后来，黄浚则指派他的司机代替他来咖啡馆换帽子。
不久，“外事组”特工抓获了黄浚的司机，在呢帽的夹层中发现了黄浚呈送须磨的一叠情报——其中有蒋介石刚刚签发的绝密军事命令，调动精锐师移防上海与苏杭支援淞沪抗战、长江江防图等绝密资料。谷正伦将缴获的黄浚间谍罪证报告给蒋介石。蒋大为震怒，下令将黄浚捕获。
1937年8月中下旬，黄浚在家中被南京警备司令部特工抓捕。最高军事法庭审理了黄浚间谍案，并挖出了黄浚汉奸集团。月底，最高军事法庭宣布了对黄浚日谍集团的判决：黄浚父子以卖国罪被处死刑，押赴雨花台刑场枪决。《中华民国大事记》中记载：“南京警备司令部及警察厅处决汉奸黄浚、罗致远、莫树英等18人。黄浚等向日本报告我国封锁江阴重要军事情报，致使停泊长江各地日军舰逃走一空。其子汉奸黄晟参与同谋，亦一并处决。”
黄浚其人，曾是“梅党”
当然，黄浚的故事并没有完。
1943年，一本记述晚清与民国初年的人物、史事的笔记作品《花随人圣庵摭忆》在日伪占领地区出版，因当时纸张奇缺，仅印100本。这部作品出自黄浚之手。黄浚乃民国时期风流倜傥的才子，绝非浪得虚名，而是有真才实学。
黄浚(1891年-1937年)，字秋岳，号哲维，室名“花随人圣庵”，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黄浚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祖父黄玉柱是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黄彦鸿曾为清光绪朝的翰林。黄浚4岁识字，7岁能诗，9岁便可悬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即有“神童”之誉。
1903年，黄浚来北京求学，就读京师译学馆。因其年少聪慧，颇为陈宝琛、严复、林纾等人赏识。他从京师译学馆毕业后，被清廷授以七品章京衔，分发至邮传部任职。此后，黄浚又赴东赢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留学日本期间，他结识了很多日本朋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况都十分熟悉。
回国后，黄浚在北洋政府供职，先后在陆军部、交通部、财政部担任科员和参事。梁启超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时，黄浚深得梁的器重，被选为秘书。梁启超“赞其深妙，以为老宿”，他则称梁启超为“今世英哲”。
黄浚旧诗功夫了得，还是同光体诗派的人物之一。在北京期间，他与当时的诗坛领袖樊增祥、陈三立(清末四公子之一，陈寅恪之父，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诗人)、傅增湘、罗瘿公等人过从甚密。与当时的文化名人如陈师曾、张大千、杨度、徐志摩等也有往还。黄浚在当时可称得上是风流倜傥的才子，汪辟疆所著的《光宣以来诗坛旁记》中称黄浚“如凝妆中妇，仪态万方”。
黄浚长期在北京生活、任职，与政府要人及清朝遗老遗少多有来往，十分熟悉清末民初政坛史事与掌故轶闻，这为他写作《花随人圣庵摭忆》积累了素材。
1928年，北洋政府倒台后，黄浚来到南京，后在已任国民政府常委的同乡林森提携下，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任职。1932年，汪精卫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在外交上与日本亲近，“知日派”黄浚得到赏识，被提任为简任级机要秘书，得到重用。
也正是在这个时期，黄浚成为日本人紧盯的对象。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是有名的“中国通”，更是挂着外交官头衔的老牌间谍。他经常以拉拢、渗透等手段刺探国民政府的核心机密。而据了解黄浚的人透露，黄浚被拉下水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钱。
黄浚风流倜傥，生活奢华，热衷于烟花柳巷、灯红酒绿的生活。他经常请客、打牌，出手阔绰，在北京时就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还娶名妓为妾。黄浚的这个软肋被日本人抓住，在金钱的诱惑下，黄浚很快就下水了。为了提供有价值的情报，黄浚还把自己在外交部的儿子黄晟和参谋总部、军政部、海军部的许多同乡、好友也拉下了水。最终，他们落得个悲惨下场。
黄浚喜爱京剧，是梅兰芳超级粉丝“梅党”的重要成员。他还数度为梅兰芳创作、修改剧本，参谋演戏，人称“梅兰芳的戏袋子”。他曾结合佛经中的传说故事，编写了《天女散花》。此剧为梅派著名的以歌舞见长的古装戏之一。
梅兰芳创作《霸王别姬》时也曾得到黄浚的帮助，也因此梅兰芳才能将虞姬刻画得丝丝入微。1930年，梅兰芳组团赴美演出，舞台两侧对联即出自黄浚之手：“四方王会，夙具威仪，五千年文物雍容，茂启元音辉此日；三世伶官，早扬俊采，九万里舟轺历聘，全凭雅乐畅宗风。”电影《梅兰芳》中的人物邱如白，就是根据黄浚、齐如山等“梅党”人士艺术加工而成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世纪30年代前后，黄浚在《中央时事周报》杂志上连载其笔记体文章。当时《大公报》副刊《国闻周报》在刊登《凌宵一士随笔》，与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对垒，为时人传诵。
后世学者肯定了《花随人圣庵摭忆》的价值，认为此书是民国以来第一流笔记著作。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当时知识界形成了一股清谈掌故的热潮，有各种笔记刊发，但上品之作不多。《花随人圣庵摭忆》亦受史家陈寅恪的青睐，1947年，陈寅恪偶读《花随人圣庵摭忆》，有感而发，赋诗曰“世乱佳人还作贼，劫终残帙幸余灰”。
赋诗毕陈寅恪意犹未尽，又题短跋于后：“秋岳坐汉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杀。然今日取其书观之，则援引广博，论断精确，近来谈清代掌故诸著作中，实称上品，未可以人废言也。”
有意思的是，黄浚还撰写过几篇有关“奸细”的文章，如《奸细鉴别不易》《奸细考》等。他考证出日本从元代就开始向中国派间谍，称“彼邦早惯于勾买无耻，施计刺探，即世人所谓奸细也……览此可知吾国与外族战争，恒为奸细败事，今日当先为炯鉴”，为此他还提出了惩奸的主张。在文中，黄浚还引用人们讽刺秦桧的一句诗“一朝奸细竟南奔”，可以说，这句诗不仅是秦桧的写照，也是他自己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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