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线奇遇

故事发生在1951年9月一个寒冷的早晨，火车开到离西部边境很近的地方，停在东德境内的最后一站。我走下火车，看到头顶的阴云，暗自庆幸。这是偷越国境逃回西德的好时机。

我走进一家昏暗的咖啡馆坐下，慢慢啜饮一杯柠檬水，等待黑夜的到来。前几天和父母兄弟在一起生活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我眼前，这是我家七年来第一次团聚。

战乱生活使父母离开家园，最后定居在东德的一个小镇。再回到老家费希顿赫尔斯特已经不可能——它已隶属于波兰。

我从不列颠的战俘营被释放后曾一度住在西德。后来我终于打听到父母的消息。我父亲，一个伤兵，现在已经残废，我决定带他去西德治疗，但我未被获准进入东德。

1951年5月我曾试图越境看我的父母，在边境线上被捕并遣返西德，我的护照因此也打了“越境未遂”的标记。现在，4个月后，故伎重演，我成功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返回西德，第二次被抓住比盖上“未遂”戳要糟糕得多，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我觉得我有个很好的机会返回去。我的弟弟给我画了张地图，上面标有边境卫兵的精确位置和一些岗哨无人把守的时间。

手表指针指向11点钟，我起身离开咖啡馆。

在一条孤寂的乡村小路上我走了两个小时。当一个村庄出现在视野里时，我立刻转身走进右边的森林。那片林子一直延伸到边境。我擦亮一根火柴，最后看了一眼地图，接着行进。每隔几分钟，我就静静地站住，听听周围的沙沙声是否仅仅是风声和树叶声。很快，我接近那条分隔东西的小路。

突然——“站住！”有人用俄语向我大吼。

我立刻趴下，在地上滚了几下，又爬起来飞跑。一只手提机关枪“咔嗒嗒”地叫起来，两团火光在我头顶上方炸开。接着犬声大作，什么东西打在我背上，又把我撞进灌木丛，当我抬起头，迎面看见一张血盆大口——一条德国牧羊犬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两个苏联士兵狠狠地扭住我，一个用枪口顶住我的下巴，另一个掏空了我的口袋。他们捆住了我的手，把我押出林子。突然我的血液凝固了——我想起了那张地图！

那天夜里我在阴冷的牢房里走来走去，责怪自己没有销毁那张地图。对苏联人来说它将成为我是间谍的最终证明。

第二天清早，卫兵把我带进一个小办公室。书桌后面坐着一个穿少校军服的军官。红领章表示他是苏联安全警察。

“早晨好，小间谍！”他用德语讲话，冷冷地开了个玩笑。

一个俄国军官能讲如此流利标准的德语着实令我吃惊。上校假定我已认罪并希望我立即自首。

“我不是间谍！”我抗议。

“我没问你的职业，小间谍，只是你睡得如何？嗯——4个月前你曾经企图越境，告诉我，这次你想侦察点儿什么？”

“没什么，我只不过想去看我的父母。”

“那么他们住哪儿？”

“无可奉告。”

“我们会弄清楚的。”上校说。

他看了一遍我的护照。“那么说你生在费希顿赫尔斯特罗？”

他目光犀利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合上护照，又拿起我的地图。

“画得很好，不错！道路，村庄，我们的哨位，甚至还有大工厂，这么一张好图，美国人付你多少钱？”

我沉默了，我知道我的解释是多么虚弱无力。

“好了，小间谍，”他喝道，“大概在西伯利亚你会说话！卫兵，带下去！”

一种寒冷的感觉攫住了我，西伯利亚，不过在牢房里，饥饿和劳累一袭来我就开始打瞌睡。我沉沉睡去直到卫兵喊醒我，又把我带到那个上校面前。他点燃了一支烟，从喷出的烟雾后面审视着我。

“我们检查了你的护照，都是伪造的。现在我们知道了你的确是个间谍，你最好说实话。”

“我没有理由对你说谎。”我抗议道。

“我们会看到的。你在费希顿赫尔斯特待了多久，小间谍？”

“13岁以前。”

“好极了，给我们讲讲费希顿赫尔斯特，正好我们也了解一下那个村庄。”他身子往后一靠，闭上眼睛。

我开始讲述我们的村庄，酸橙树中古老的教堂；讲述我们精力旺盛的男孩子们如何在傍晚的河边刷洗马匹。我提到了乡村牧师、学校老师和我的外祖母。人人都爱她，因为她品德高尚。

我讲述的过程中，上校始终表情漠然。当我停下后，他睁开眼睛问道：“那么你该知道玛格达·弗尔斯特和娃尔苔尔·考布，比方说？”

我不明白他究竟玩什么把戏，村子里根本没有这两个人。

“或者庄园主斯多佩尔——伊格那尔·斯多佩尔？”他接着说。

“是的，是的，这个我知道。你认识他，上校？”

“住嘴！”他咆吼道，“我在问你问题，告诉我有关伊格那尔·斯多佩尔的事！”

“好的，他庄园里的土地是费希顿赫尔斯特最贫瘠的。他干活那样拼命，所有的人都同情他。斯多佩尔太太每天都在地里干活，他们的儿子约瑟夫也一样。父亲驱使儿子就像驱使他自己一样没日没夜。约瑟夫16岁那年离家出走了。人传他去了捷克斯洛伐克，但是没有人敢肯定。”我顿了顿，回忆着我们对斯多佩尔的所有同情。

“讲下去。”上校命令。

“儿子失踪后，伊格那尔像变了个人。他敌视村庄，不去教堂甚至不让他太太去。”

“为什么不让她去？”上校问。

“他们说她袒护那孩子，他为此痛苦，他不愿她和别人交谈。儿子出走后两年，斯多佩尔太太就死了，她的丈夫变得比从前更沉默更痛苦了。”

我又停止了一下，“还要我讲下去吗，上校？”

“是的。”

“一天，斯多佩尔受伤住进医院，他的农场被卖掉付了医药费。”

“春天的时候，他回来了，”我接着说，“我的祖母见他在他的老庄园上徘徊，就把他带到我们家里，祖母给他一间房，我们一起用餐。他很少讲话，连‘谢谢’也不说。但是他尽可能地做所有他能做的事，挣取他的饭食。

“对我来说他似乎非常老，全白头发，步履蹒跚。开始我有点怕他。有一天，我想做一个鱼竿，笨手笨脚地捣鼓半天。他拿过鱼竿，非常娴熟地做好交给我，从始至终没有一个字，可那份亲切驱走了我的恐惧。从此我们之间充满了无言的友谊。

“他去世后，祖母在他床垫下找到他太太的祈祷书，书里夹了一张纸条：父亲，我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因为你不爱我。请向妈妈问好，下面签名：约瑟夫。”

“现在，你相信我是费希顿赫尔斯特的人了吧？！”最后我说。闲聊一个老人和他的不幸使我有点恼羞成怒。

上校没有回答。“带下去！”他声音干涩地命令。当我转身离开的时候，他又拿起了地图。我知道，他不会给我机会解释了。有人曾因犯罪证据较少而被判服10年苦役。事实上他根本没对我提起这张图，一切早策划好了，我失望而麻木。

早晨，卫兵叫醒了我：“收拾一下！”

是了，西伯利亚，寒冷的西伯利亚！

可是卫兵说，我们带你去西边。

往边界线走的路上，两个士兵把我夹在中，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一路上我时刻准备着被带回去，这是阴险的诡计，我确信。直到他们给我一些纸并提醒我到西德去要经过的界线时，我相信了一半。

“你真走运。”其中一个不无好意地说。

当我看我的护照时我明白他讲的多么正确。一个新的戳记赫然醒目：“二次潜逃未遂。”签名：“约瑟夫·斯多佩尔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