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延训（江苏文史研究工作者）
2008年12月6日至12日，江苏省丰县县委、县政府，宋楼镇党委、政府，组织有关人员，在徐州市博物馆、丰县博物馆的专家指导下，对位于县城西南二十里的葛芭草集村作邀帝城遗址的试探性发掘，仅从两个各5米见方，深不足3米的探坑中就出土了石器、陶器、瓷器、金属器等多类文物四十余件。经专家认定，较具典型性的有：陶雕图腾、陶巫觋俑、“府”字和生肖形纹巨型青砖、插旗杆的圆柱体大石臼、硕大浑厚的汉画像石及明清时期的大石碑等。可以想见，在这方厚土下，有着何等深邃而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由此，一座长期传说与汉高祖刘邦有着密切渊源的神奇古城及托起这座古城的神圣土地，将逐步揭开其神秘面纱。
关于邀帝城的文化研讨会
初探告停，徐州市博物馆与丰县博物馆联合发表的《江苏丰县邀帝城遗址发掘简报》（以下简称《简报》）称：通过这次钻探和试掘，已大致确定，此遗址为邀帝城、寺遗址。本次发掘的建筑遗址，应是明清时期重建的邀帝城和邀帝寺。
一、邀帝城由来
据史载，汉高祖刘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刘邦灭异姓诸侯王英布后回乡。途经沛地，欢宴数日。后其又至出生地丰县。至丰城西南二十里，乡亲迎驾，设帐献酒，刘邦在此畅饮畅叙。刘邦辞后，乡人命此地为“邀帝之地”。后建“邀帝城”，并设庙以祀奉汉祖。之后又建寺，寺名为“邀帝寺”。
此次发掘出土的一通清顺治丁亥（1647）年的石碑，上有丰人明代贡生张逢宸所撰《重修邀帝城寺碑记》。该碑虽为残碑断勒，但字迹大都尚可辨认。《记》云（节选）：“邑故有邀帝城，距县治西南十五里，盖汉高帝帝业既成，归宴父老，而父老攀留之处也。当汉盛时，邑人荣其事，即其地筑城，中央建庙，以祀高祖”。此碑文在顺治版《丰县志》中全文刊录。在该《志》中另有关于邀帝城的专注条目：邀帝城，在县西南二十里。
高祖刘邦
另有一通在邀帝城遗址出土的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的半截残碑，现藏丰县博物馆。其可见碑文：“丰西南，距县治十五里，有邀帝城……筑城立庙，以祀高祖……帝城祠庙为高帝驻跸加恩之区。”
清代诸版《丰县志》都有关于邀帝城的记载，其文字内容一如上述。
明隆庆版《丰县志》（注：该《志》系目前发现存世最古老的丰县地方志书。通常称之为“明版《丰县志》”）。则更早地记载了邀帝城：“在县治西南二十里许，相传汉高祖还乡，父老邀驾于此。今有邀帝城寺”。该《志》中，对高祖还乡另作了详细描述：“（高祖）过其丰也，与诸父老子弟纵酒酣歌。且曰：‘游子悲故乡。吾万岁后，魂魄常思乐此’慷慨，泣数行下。又：‘丰，吾所生长!极不忘！’乃复丰比沛”。
高祖还乡的记载，同样见于国史典笈
西汉武帝朝太史公司马迁所著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十二年十月，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儿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且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千古传诵、雄冠诗坛的《大风歌》）。又，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至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
《史记》与地方文献、出土文物中所述“高祖还乡”的故事，人物、事件、时间、地点、起因、经过吻合。但《史记》中所写“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的“邑西”，所指何许？似有含糊，因而引发争议。不少史家、学者望文生意，将此处“邑西”，解释为“沛县城西”。我们以为，此说有误。试想，高祖在沛已留饮十余日，且言“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尽管沛人盛情，但作为皇帝一言既出，且已离沛，又怎能刚至沛城西，再停下来张（设帷帐）饮三日呢？
“高祖还乡”，乡：故乡、老家也。能称为刘邦故乡的只有丰、沛。但“沛”充其量只能算作刘邦的“第二故乡”。汉高祖刘邦真正的原籍故里只有丰县。《高祖本纪》开篇明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再明白不过。当然，刘邦有一段时间确系在沛县度过，并结识了一帮知己。他曾为泗水亭长，当过沛公（时年39岁）。沛县是刘邦的任职之所，发迹之地。“沛”在刘邦心目中确实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中阳水土毕竟养育了他和他的骨肉亲人，乡亲父老。壮年刘邦依然就学于故土丰县。《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载：“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及高祖、卢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高祖本纪》：“及壮试为吏”，“常告归之田。”所谓“丰生沛养”（长），亦属无稽之谈。丰县中阳里是刘邦的诞育之地，尽管为雍齿故而恼恨，也不至于完全丧失桑梓情，故土意。“丰，吾所生长，极不忘！”一语道尽刘邦肺腑。高祖还乡，岂有只留沛、不留丰之理！
与张良共商大计
细细品读，《史记·高祖本纪》已对这一历史事件如实记述：“还归”—回老家；“过沛”—路过沛县，即回老家途径沛县，并非回乡活动的终结。“高祖还归”的最终归宿当然是他 “所生长”的“丰邑中阳里”，因此，“至（丰）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留止”—停下来。这里才是“还乡”的终点站，也是下一步活动——“返京”的起点。
高祖还乡，其时已是一位花甲老人（前256年－前195年）。回首往昔，从一介布衣，提三尺剑，在短短几年间，诛秦蹙项，完成了建立汉一统的王朝大业，是何等之艰辛。而今锦衣耆年，回归故里，足踏故土，能不追念已逝的先人？高祖曾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史记·封禅书第六》），所以高祖还乡，也是为了了却一桩重要心愿——荣宗祭祖。
刘邦半生戎马，生死沙场（身负十多处重伤），夺得天下，眼下，当年的患难弟兄，得力将帅，而今几多反目，离之、弃之、背之、叛之。臣子反叛，不能不杀。他多么希望这些事不要发生，但现实已然，有的已被杀，有的还在追杀中。如今形单影孤，偌大汉室江山由谁守护！此次平叛又身负箭伤，日渐恶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壮歌，更是悲歌，是慷慨，更是伤怀。这还乡之路的心境是何等复杂。一曲歌罢，泣数行下。那歌、那舞、那酒、那泪······他贵为天子，多么想向先祖炫耀尊荣，又多么想向祖宗倾诉苦衷，以祈先灵之护佑。
刘邦生于丰之中阳里，故宅在中阳里，祖宗祠庙在中阳里，他暮年还乡祭祖，岂能不亲临丰县故里的祖祠？因而诏告丰县百姓，在中阳里迎候（邀）圣驾，自然在情理之中。高祖还乡，既留沛又留丰，或先留沛后停丰是不争的事实。《史记·高祖本纪》中“张饮三日”的“邑西”绝非“沛邑西”，而是“丰邑西”。汉代丰县为刘邦的“汤沐邑”，故司马迁写《史记》时用“丰邑”特指丰县。所谓“邑西”，即“丰县西南”。
从民间传说，到史料记载，以及出土文物都已证实，邀帝城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它就位于现在的葛芭草集。
综上：高祖还乡，邀帝建城。
二、邀帝城的身世衍变
邀帝城因高祖还乡，父老邀帝而出现。在此之前，与汉高祖刘邦渊源最深的当是中阳里，因他是“丰邑中阳里人”。诞育刘邦的中阳里究竟在丰县之何处？中阳里和邀帝城有无关系？是何关系？高祖还乡，到没到中阳里？史书并未明确注说。有待一一揭谜。
清顺治版、道光版和光绪版《丰县志》都有如下记录：棠林集：“县西南二十里（古中阳里，今淤）。”括号中的文字是对“棠林集”的绝好说明。据此可知，古中阳里，在丰城西南二十里处，古丰西泽畔。在历史长河某一阶段，中阳里被淤埋后，在其原址地表曾经再建村镇，名为棠林集。换言之，棠林集和古中阳里同为一地，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名字不同而已。
明版《丰县志》有关于棠林集和棠林铺的记注：“棠林铺，地七亩，县西南二十里”。铺：古时官方驿站。棠林铺，即设在棠林集的官方驿馆。是丰西南唯一的驿馆。古代，丰西一带，地势低洼，绵延数十里，时断时续，是一大片芦苇、藻类层生的沼泽地，史称“丰西泽”、“大泽”，或叫“丰西藻”。这丰西泽畔，邀帝城旁，很早就有一条古官道，是出丰西行，进入中原的咽喉要冲。上起春秋战国，下迄明清，乃至解放前后的丰砀故道，以及当今新建的“237国道”丰县西南段大同小异，一直沿袭。当年刘邦为泗水亭长时，押释役徒，遇蛇而斩，潜遁芒砀与祷丰枌榆社、徇沛及还乡返京，皆经由此地。明清《丰县志》中的《丰县简图》明确标示，斩蛇沟和邀帝城相比邻，都位于丰城西南。可见古中阳里，即明清时期的棠林集是当时官府管辖的丰西南重镇，交通要塞。
《史记·封禅书第六》：“汉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二年（前205年）令县为公社”，“后四岁，天下已定，诏御史，令丰谨治枌榆社。常以四时，春用羊豕祠之。”《后汉书》：“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八月遣史祠丰枌榆社。”又《后汉书·郡国志》：“丰有枌榆亭，汉高斩白蛇，聚众息於此”。明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上，山川·丰”：“（旧）县治西南二十五里有枌榆社，即汉高祖祷丰枌榆社，徇沛处。枌榆，乡名，社在枌榆”。据此可知，古中阳里，秦时属泗水郡丰县枌榆乡，汉时隶沛郡丰县枌榆乡。准确讲，汉高祖刘邦实为沛郡丰县枌榆乡中阳里人。
由此，我们想到，邀帝城及其遗址所在的今葛芭草集也都位于丰城西南二十里，与棠林集、古中阳里一样恰都处在丰城西南二十里这个半径上。试想，在丰城西南二十里的邀帝城附近，这小小的区域内，难道还有另一个比邀帝城规模更大，景象更繁华，行治更重要，更有影响力的地方吗？可以断言，棠林集就是在某一历史时期（或明代、或更早）毁于某种灾难的邀帝城故址上再建的村镇。棠林集的前身就是邀帝城，或者说，邀帝城曾一度更名为棠林集。取“棠林”为名，深寓“甘棠”之意――德政惠民、民感圣恩。
有关棠林集的记述另有佐证。有一块近年出土的明代成化十六年（公元1481年）的“重修白龙寺石碑”，该碑现存江苏丰县宋楼镇孙洼村原小学院内。碑文有记：“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有白龙降于棠林集西南地。”此处，以棠林集为地理坐标，说明它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很显赫，很重要，很闻名。因有白龙降而建白龙寺。出土白龙寺石碑的白龙寺故址在今孙洼村北地，其位置就在今葛芭草集村西南方。今孙洼和葛芭草集两地在地理方位上为西南--东北相望，相距仅数里。古时这一带人烟稀少，方圆数里不见村居。这和“古白龙寺位于棠林集西南地”相切合，而且今葛芭草集和古棠林集都处在丰城西南二十里的同一位置，今之葛芭草集不正是古之棠林集吗？
既然，棠林集是古中阳里，那么邀帝城也是古中阳里；邀帝城在今葛芭草集，那么古中阳里区域当在今日之葛芭草集区域。
明版《丰县志》中《汉高祖庙记》载述，明嘉靖五年，巨洪来袭，古丰大地，没于汪洋，黄泥漫淤。大灾过后，湖广潜江人李崇信，受命任丰县令。其下车伊始，“爰履视封内，历中阳西泽之故墟，巡视考古，作而叹曰：“嗟乎!昔帝起布衣，举群策，诛秦蹙项，五载而成帝业，垂统四百余年，钟间异而开景昌。斯故其地也”。倘是细心读者认真解读这段文字，便不难发现，这一记述说明：古中阳里不在古丰城，而是地处丰西泽畔。丰西泽畔的中阳里为汉高故里——刘邦出生地。该《记》还援引了历代先王帝圣以本始之地(最初根源)作为庙祀的例证：“帝王庙祀，国有典秩。而舜于历，禹于涂，汤于亳，文于岐，各有庙祀，岂不以本始之地仰之尤切” 。
高祖祠庙座居邀帝城中，也正是那位李县令出于对汉高皇之崇敬，其任内，曾将高祖庙徙建于丰县制高点华山中峰（明版《丰县志》：“即小华山之巅”）。当其时，丰西泽、中阳里、邀帝城，高祖庙皆为水患所犯，葬于泥层。
我们还可以通过研读古诗，释疑历史。
唐代李凤有《高祖故宅》诗云：“一剑西提与楚争，风云惨淡五年兵。归来四海成家日，犹自悲歌气未平。”作者李凤，并非庶民百姓，乃系李唐王朝皇族贵胄，是唐高祖李渊的第十四子，封虢王。历任虢、豫、青州刺史。汉代丰县隶属豫州，州治在安徽亳县。唐初改制前仍袭旧置。故李凤熟知丰县。诗中“归来”二字所叙之事正是“高祖还乡”一事。该诗所咏“高祖故宅”当然就在“归来之地”。
初唐文杰徐矿有《过高帝庙》一诗：“魂魄定惊铁马驰，孤城遗庙阅今兹。月明剑佩来三杰，世遠君臣晦六奇。狐兔解围阶陛拜，金钱空费女郎祠。轰腾车马郊衢去，吊古真堪挥泪洏。”诗人眼前所见：“孤城遗庙”“女（汝）郎祠”。“狐兔解围阶陛拜”是帝城高祖祠庙罹患兵燹水火，已呈萧飒破败景况的真实写照。“魂魄定惊铁马驰”、“轰腾车马郊衢去”，再现了已由布衣成为天子，又刚平叛凯旋的汉皇刘邦锦衣还乡，人兵喧喧，车马赫赫，前簇后拥。故里小住，离丰西去，从此再未能回丰的历史场景。“金钱空费女郎祠”、“吊古真堪挥泪洏”，直抒诗人过谒帝城祠庙，触及眼前情景、追念前朝旧事，吊古伤今，感发慨叹！
刘邦与萧何
再如明永乐年间状元曾檠《过高祖故宅》诗云：“秦皇失其鹿，咸阳为飞灰。沐猴万人敌，叱咤生风雷。堂堂隆准翁，仗剑起蒿莱。天威动四海，顾视群雄摧。垂衣坐关中，黄屋高崔嵬。一朝念乡土，万乘忽归来。酒酣发浩歌，意气何壮哉？《大风》撼枌榆，白日照尊罍。焉知天运移，炎祚忽已颓。凄凉千载后，秋草翳荒台。流景能几时？昆明起尘埃。飘飘芒砀云，飞散不复回。至今中阳里，恻怆令人哀。”
上举古诗，或咏高祖故宅，或咏帝城祠庙，均涉高祖还乡，诗作都是睹物怀人，即景生情。诗人们当时眼前的“高祖故宅”、“帝城祠庙”等景物都处于所怀思的历史人物活动发生地――刘邦还乡丰县驻跸之地。
当年，丰县百姓盛情迎候昔日的老乡，此时已为大汉帝王的刘邦荣归故里，盛宴父老、沐泽桑梓（见《史记·高祖本纪》：至邑西，献，张＜设帷帐＞饮三日……乃复＜免除赋税徭役＞丰比沛。）的历史事件在丰的具体地点，就是位于今江苏丰县城西南二十里的宋楼镇葛芭草集村邀帝城遗址的“邀帝之地”。诗中所咏“高祖故宅”和“高祖祠庙”都在“邀帝之地”。显然这里是汉高皇刘邦的生育地。
清光绪版《丰县志》卷二营建类“城池”记述：（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知县费思箴始包以砖石，凡楼橹雉堞以及铺舍无不鼎新，视旧改观焉。易其四门额，东曰“望华”，南曰“中阳”，西日“障澜”，北曰“大泽”。这一设计理念正体现了城建命名与地望、地貌、地缘的地理关系。如若古中阳里位于城北或东北或西北，焉能为南门以“中阳”名之。（仅此可见费县令之超凡才识和良苦用心：汉高故里，汤沐古邑，天宝物华，地灵人杰。丰城四顾，东南30里，华岚可眺；西南20里，古里中阳，汉祖故土可仰；西来泛滥黄患，可御；丰北一方泽域，可观。<古丰境内，曾有“丰西”和“城北”两个大泽。>)
明嘉靖《徐州志》（时任丰县令的叶烓为本志的五位与修官之一）“卷四地理上·山川·丰”明确记载：“（华山）西三十里有大泽，即汉祖母梦与神遇处”；“有中阳里，汉祖故宅在焉”，“又有曰‘邀城’，则汉祖六飞还丰，父老尝於此迎驾。”须知，“华山西三十里”，恰是今丰县宋楼镇葛芭草集村一带，也即邀帝城一带。该《志》所记此处地理坐标华山，正是当时丰县的神经中枢――县治所在地。该《徐州志》还记：“嘉靖五年（1526年）河决城陷，县令高禄携士民徙治华山之阳，斩茨而居。”；“县治之北有山窿，是曰东华”；“丰县治，在城中，华山之阳。嘉靖五年，旧城没于水，知县高禄徙治今地”。明版《丰县志》“上卷――建置志第二――县治”：“嘉靖五年洪水冲陷城池，知县高禄徙治于华山之阳。三十一年（1552年）知县徐蓂复还旧治。”（明嘉靖时期，丰县县治居华山先后二十六年，中历八任令尹）
综上所述，高祖还乡，“至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的“邀帝之地”正是当年诞育刘邦的这方圣土――沛（郡）丰邑（县）中阳里。
历史终归由那些正直的治史者所书写。他们不愿违心地篡改真实，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严谨郑重地将这些原本的史实碎片搜集起来，珍藏于史籍中。
古中阳里被历史的泥沙所湮淤。为彰显汉皇故里的荣耀，表达对汉高祖刘邦及其出生地中阳里的缅怀与崇敬，浓情重义的丰县人，在刘邦曾生活过的古丰城刻意移植或克隆出了一个新的中阳里，并涂抹上层层神奇色彩，使之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动听。而丰城西南的古中阳里却在后世民众的历史信息中逐渐消失，棠林集也在岁月沧桑中杳无声迹。作为邀帝城，其美名总能流芳传颂。
千百年间，沧海桑田，时过境迁，物换人非。在流传演绎中，加之一些人的笔下生花，甚至随心杜撰，一些本来的事实却被渐渐地遗弃、遗忘，甚至消失，而有些离奇、荒诞的东西却被传递下来，成为佳话，奉若至宝，如什么“龙雾”、凤凰土、龙入沛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人们为美化神化帝王天子，宣扬“君权神授”而编造的神话故事而已，岂可视作历史？
当代著名作家赵本夫先生有言：历史是不能复述的。即便是昨天发生的事，今天由不同的人来叙述，说法也会有差异，何况千百年前的事。所谓历史，其实只是一种历史文化。如此而已。诸多例证，无需赘举。
据考，将“中阳”一名移入丰城者，当首推五代后汉皇帝刘知元（暠），（据刘佑平著《中国姓氏通史·刘氏》所记，刘暠系我国西北部突厥族一个分支――沙陀刘氏。）其公元947－948年在位。为给自己带上灿烂光环，他自称汉高祖刘邦后裔，并于丰城始创“中阳坊”和“汉庙”，壮其声威。此时，距刘邦出生年代相去1200余年。《大明一统志》：“中阳里，在城东北，有坊，汉庙在焉。五代刘知远创建”。又，明版《丰县志》录秦絃撰《汉高祖庙记》：“丰县旧有原庙志，云创自五代”。再，清光绪版《丰县志》录宋代丰人王文昌所纂：《高祖庙记》云：“丰有五代所建汉庙，邑人因之，以至於今”。
《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建汉，定都长安后，“更命郦邑曰新丰”。有人将此作为“刘邦出生於丰城中阳里”的理论依据，其实是无稽的。试想，当刘邦已成为秦朝重犯，后又成为项羽死敌，其亲人眷属还能安居中阳故宅吗？秦灭项亡，大汉建立，刘氏族人俱得封赏，更无人留住于中阳故居。战乱日月，太公及家人由丰西泽畔、中阳故园，迁居丰城，事在情理。自古至今，乡人进城，比比皆是。刘邦出于孝道，取悦太上皇，使其抛却思乡怀旧之情，以适应新居，再建新丰，按照太公离丰前的最后生活环境，依样划葫芦，顺理成章。即便如此，“出生之地”与“徙居之所”，风马牛矣。“建新丰”，是不能证明刘邦出生于丰城的。
究其实，刘邦建新丰，只是以“新丰”为名称。并非以当时丰城为蓝本，而是以其出生地枌榆乡中阳里社为原型。
明代史孟麟（宜兴人）《丰邑古今考叙》（注：《丰邑古今考》系明代丰人、贡士、曾任含山教谕、常州府训导的季春煦著）云：“丰县考，志丰也。……自赤帝子手提三尺斩蛇，逐鹿扫秦灭，而嘘火烈。而丰遂为天子枌榆乡，迁其父老子弟于长安里，号新丰，如其故。”再如《汉·京都新丰县城图（新丰图）》（注：该资料可见于丰县旅台同乡联谊会所编《丰县文献》第五期或白光华编注，杨道初校点的《历代诗人咏丰县》王吉林释文：“汉高祖刘邦，沛丰邑中阳里人也。既有天下，都于长安……太上皇居京师，思乡里，欲东归……高祖乃改筑郦邑以象丰，并移旧社，徙丰民以实之。”此处称“新丰县城”，是缘其前身原本就是郦邑县治所在地。虽更名，而其县城功能依然延续。但它绝不是丰县县城的翻版或仿造。又如《临潼县志》引郦道元《水经注》记述更明晰：“汉高帝王关中，太上皇思东归，故像（仿效、模拟）旧里，制兹新邑，名曰‘新丰’”。
综上，“如其故”、“移旧社”、“象旧里”均已表明，当初建新丰，就是仿照汉皇刘邦及其父祖老宅故居及旧里社而制。否则，为何不说“移旧城”、“象旧城”、“象旧（丰）邑呢？”不仅如此，还袭用了“中阳里”之名，直至明洪武到弘治年间，当地行政区划调整，将“中阳里”并入“西阳里”。（见《临潼县志》），由此可见汉祖刘邦之故土深情――“丰，我所生长，极不忘耳！”
在葛芭草集之前，这地方还曾叫过“安怀寨”（意蕴：怀颂先德，祈求安堵）。这名字可见于葛芭草集村《李氏族谱》。清光绪版《丰县志》有记：“安怀寨，城西南十八里，七级里，周四百丈；东、西、北三门，濠二道。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监生李维澄倡修。内有邀帝寺，即沛父老迎留汉高帝处。”
至于安怀寨的建立：清朝至咸丰同治时期，贫病交集，败弱不堪，加之水患蝗旱，连年不断；外夷入侵，列强来犯。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丰邑四处，周边一带，匪盗纷扰。百姓苦痛，难已言状，为御动乱，争相筑寨。仅几年间，县境域内，修筑寨圩，见于志者，四十五座。
至若何时何因有了“中阳里”“棠林集”的地名，以及何因何时由“安怀寨”，易名为“葛芭草集”，风雨春秋，尚待深入考证。但邀帝城的形成及历史已明确无疑，其来龙去脉大致清晰：（古）中阳里――邀帝城――棠林集――安怀寨――葛芭草集。一路演变，一脉相承。邀帝城又像一根闪光的银线将这几颗珍珠穿连起来。
三、邀帝城的遭遇兴亡
中原一带多为冲积平原。其成因主要源自黄河泛滥淤积。旧中国千百年间，疏于对黄河的治理，多处河段成为悬河，河水经常泛滥，决堤肆虐。来自黄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淹没了万千良田，形成冲积平原，人称黄泛区。史料记载，仅从北宋乾德年间即公元965年左右至清末，徐丰一带遭遇重大黄患就11次之多，其中多为毁灭性灾害。大灾过后，带来人口流动。当时，无论幸存的原居民，还是外来移民，为了生存发展，只得新建各自家园。如此屡屡灾后重建，便形成了地上地下，层层叠叠建筑物。城上城，村下村，建国后多有发现。在这每次灾祸中，邀帝城自然难逃厄运。所幸是灾后或地方官府，或仁人义士总带领乡民，予以修复重建。因而也造就了这千古帝城屡葺屡毁，屡废屡建的特殊命运。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黄河再次决口改道，终将这座帝城，埋葬于黄泥层中。从此，邀帝城销声匿迹。现在的葛芭草集，即是邀帝城废址继安怀寨之后，再建的村庄。
然而重情的邀帝乡民，出于对汉高皇帝刘邦的热爱及邀帝城之深情。清末民初，在艰难困苦中，将原帝城高祖祠庙迁址于村西头――今葛芭草集村西首。新建了大殿，供奉高祖。其间谒者络绎，香火旺盛。为创办村学，在庙址上扩建房舍，以作校用。解放后几年间，大殿还兼作教师办公室，而且，这方圆十几里，曾一度以“邀帝乡”作为行政区域之命名。20世纪六十年代，葛芭草集不少村民家中仍供奉着高祖牌位，以神灵祭祀。文革中，不幸为造反派“破四旧”所打、砸、抢。
千百年来，“高祖还乡，父老邀帝”，已成为一个特有符号镌刻在史册上。它已成为千秋美谈。邀帝城也成为历史丰碑。
四、邀帝城的文化源流
《简报》称，试掘出土的画像石，源于西汉时期。初为墓葬用石，后做建材所用。它与高祖祠庙有着直接关系。石材中间断裂，而对接吻合；石残画损，但图像可认。技法为阴刻，粗线条勾勒。两幅画面，中轴相隔。其内容，右图：上为房屋建筑，下为大树，二株对称，中间空阔。左图（系残缺半图），刻有车、马、人物。一人骑马，呈正视状。画像所示，是否有“皇权至高无上”的寓意象征？所刻内容，是否为刘邦与中阳里、高祖还乡及邀帝城的故事？着实耐人寻味。当然，这还需专家的深度解读。汉画像石就象阅历丰富的老者，他可以向人们讲述两千多岁亲身经历，目睹耳闻，有关中阳古里、邀帝古城、汉祖祠庙、邀帝古寺等无数个动人故事。
丰西泽畔，古里中阳，是一片龙翔凤翥的神土圣地。很久以前，这里就生活着中阳先民。公元前三世纪，有一刘姓人家，为避战乱，由一个叫“仁浩”的带领家人，从大梁东迁，徙至古丰，择居中阳，生息繁衍。这“仁浩”被称“丰公”。（《汉书、高帝纪》：“汉帝本系，源于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丰公生执嘉（刘煓），执嘉生伯、仲、季、交（刘交系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刘季就是老三的乳名，称帝后改叫“刘邦”。他虽为九五至尊，但不忘故土先祖。“及为天子”，便“遣使祠之”“祠丰故宅”，（见《汉旧仪》）即在丰县枌榆乡中阳里老宅上建造了祠堂，供奉先祖灵位，并亲命祭官――荆巫主持祠事。《汉书·高帝纪》载：“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祠天地，缀之以祀（丰属荆楚，故名荆巫，又称“南巫”）。”考古学上认为，如若哪里发现了巫觋，即可百分之百确定历史人物的籍贯归属。邀帝城遗址试掘初探就出土了陶俑巫觋，它已有力见证，“大泽之陂”即（古）丰西泽畔的邀帝之地――邀帝城的前身――“中阳里”正是刘邦出生地。
高祖逝后，刘盈继位，追谥先帝为“汉太祖”，“高皇帝”，并诏告天下：“令郡国诸侯，各立高祖庙，以岁时祀！”（《史记·高祖本纪》）。中阳里父老子弟因感念高皇及其还乡沐泽桑梓之恩荣，趁此良机，便在当年中阳里邀帝之地筑郭造城，名曰“邀帝城”。将刘邦先祖之祠庙围于城中，并予扩建，专设祭庭，敬奉高祖。从此“中阳里刘氏宗祠”，改称“邀帝城高祖祠庙”――皇家祭堂。中阳里人聚居城内，远近乡邻纷纷移居城里，守护在高祖祠旁，祭拜汉皇，祈求庇佑，休养生息，世代繁衍。高祖祠庙，香火日旺，邀帝城日益繁荣，成为丰县西南之中心。
位于丰县县城中阳里的刘邦雕像
汉盛时，伴随丝绸之路，印度释教渐入中原，佛教思想传播者步入邀帝城。凭借市井和香火，对香客言传口授释家理念。日久天长，耳濡目染，信徒益增。之后，又有僧人居住高祖祠庙，边祭高祖，边传佛教。如此，僧尼居士云集蜂涌，为利于佛事活动，沙弥信士化缘集资，建造屋舍，作为释子尼姑生活起居和进行法事的基地，并冠名“邀帝寺”。借着皇家声威和光辉，成为皇家寺院。长此，邀帝城寺庙，惠光普照，成为人们心神向往的灵台圣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信众。
高祖祠庙，鸣钟击磬，香烛缭绕，香客盈门；邀帝寺院，暮鼓晨钟，烟火旺盛，经音袅邈，僧尼云集。庙为寺盛，寺因庙兴，互为辉映。高祖祠庙，“易于寺而不亡于寺”（清顺治板《丰县志》）。千百年间，香火不断。
邀帝城西侧，有个小村庄，叫盘冢村。相传因有盘庚衣冠冢在此，故名。自有了邀帝城，便更名为“阿房村”（取阿房宫比邻都城之意）。公元34年（东汉光武帝建武10年）正月十五日，村中一张氏人家产下一男婴，唤名“张陵”，字“辅汉”。他就是当年辅佐刘邦打下江山，被称“汉初三杰”之一的谋士张良的第八代孙。张陵长相奇特英武，生性聪颖，博闻强志，且勤奋好学。他广泛涉猎天文、地理、诸子百家，贯古通今。他自幼就习研老子《道德经》。青年时期，南游吴越，宣讲道学。成年后，被举贤良方正，入京城洛阳太学深造。26岁拜为江州（今重庆市）令。在任期间，廉政为民，造福一方。从政四年，愤世辞官，遁入法门，潜心向道。隐身北邙（今河南），炼丹龙虎（江西），西走四川，遍踏巴蜀，宣经布道，创立了中华国教一道教，张陵也自名“张道陵”，被尊为“祖天师”。
由于张陵的影响，家乡邀帝城自然也成为道教基地，并得以迅速发展。试掘出土的文物中，胸前佩有太极图的陶俑巫觋、龙纹瓦当、兔纹青砖等生肖陶具，都有力见证了道教在邀帝城的兴盛。
由于邀帝城的辐射、引力，佛道竞兴，寺观蔚起。鼎盛时期，方圆几十里内密布着数十座道观寺庙，有的一村多达七、八座。诸如：玄帝庙、元神庙、关帝庙、三官庙、华祖庙、泰山娘娘（奶奶）庙、泰山行宫、天齐庙、天和观、白衣大士阁、白龙寺、吉祥寺、铜钟寺、香灵寺、福胜寺、苗城寺、皇（黄）城寺等，不一而举。这些寺观，大都设有庙会，足见邀帝城高祖祠庙、邀帝寺、观影响之大。香火之旺盛。帝城周围，这些丘尼、道士顶礼膜拜之所，就象闪烁的群星拱卫着邀帝城这轮天镜，犹如璀灿的明珠镶嵌在邀帝城这顶威严华贵的皇冠上。
邀帝寺、观和她的母体邀帝城一样，历经千载，浮沉兴亡，光彩熠熠。直至解放后，几尊镏金大佛端坐佛堂，享受人间烟火。文革中，终遭不幸，不知去向。
刘邦此番还乡之前已先去了曲阜朝圣——以太牢祭孔，这在历代列国诸侯、天子帝王前所未有，首开先河。这位大汉帝国的开创者，对儒学宗、帝王师、文官祖的孔子还是十分尊崇的，尤其对儒家倡导的孝道信奉有加，“及为天子、祠丰故宅”，专设“荆巫”；“更建新丰，乐太上皇”；《手敕太子（刘盈）》：汝见萧、曹、张、陈诸公候，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与汝诸弟······”汉高祖敬先、崇贤、孝老尊长的美德也影响教育了其子孙后代，并成为一种传统。西汉高帝之后的历代刘氏帝王，谥号前均冠以“孝”字（孝惠帝、孝文帝、······孝平帝）。
邀帝城本身便是儒学理念的产物――忠君祭贤、尊宗敬祖的思想渗透其中。它是古丰一带儒学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相传城中建有“邀帝书院”，其前身说不定就是最初的“中阳书院”。远近子弟纷至沓来，济济一堂，习儒学之经义，扬孔孟之风范。中阳里是汉高祖的诞育之地，邀帝城为儒士之摇篮。绵延千百年，俊彦辈出，仅明清两代，邀帝城下的钓台村（今宋楼镇许口村）许氏一门，就先后出了二位宰相、五位尚书，时称“尚书村”。许氏也被时人誉为“许半朝”。许氏族众以此为荣，特撰联纪念，载入族谱，流传至今：“日、昍、晶、 安天下，月、朋、 朤定乾坤。”据《许氏宗谱》所记，其元明先祖墓群，就在邀帝寺东侧，父老至今皆知为“谕祭许林”。
葛芭草集小学是丰县西南地区最早的乡村学堂。其桃李满天下，遍布各行业。
民国时期教育家，曾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后移居台湾的国民党政要刘季洪，其原籍故居就在邀帝城附近的刘王楼，其祖籍就在邀帝城西侧的刘堤湾村。
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的原国民党兵团司令王敬久将军就出生在葛芭草集。其童年小学曾在家乡度过。
现葛芭草集村民张家顺的八个子女，七人大学毕业，其中多又获硕士、博士学位或教授，高级工程师等职称，被乡民誉为“书香门第”、“状元之家”。
邀帝城，佛教圣地，道教源头，儒脉源远流长，儒气仙风，传承千年，绵延不断，它是一座集儒、释、道于一体的文化宝库。其实，邀帝城的价值岂止这些？其文化内涵之丰富多彩、博大精深，只有通过深入细致的发掘，才能不断发现。若果能如此，对研究丰县等广大地区古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等人文与自然诸多领域，必产生无可估量的价值，尤其对汉文化及其源头的探究，必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简报》称：“据考证，到唐代前后，邀帝城已相当繁荣，历经宋元，至明清时期，该地已具相当规模”。根据多年来邀帝城遗址周边一带零散出土的各类文物推知，该城纵横均达数里。可以想见，当年邀帝城景象：居民区、商贸区、宗教区、教育区等井然分布。城内，官兵驻守，营房森然。演武场上，阵容严整，枪刀林立，人呼马啸。蹴足场、斗鸡坊、棋牌巷、戏院、书场……各种文化娱乐场所，一应俱全。三教九流、七会八行免不了应运而生。市井内，商贾云集，店铺栉比，人流涌动，喧嚣热闹。好个繁华去处。
然而谁能料到，这千年名城帝祠古刹，顷刻间被凶猛的洪魔无情吞噬。所有那一切统统成为过去。留给后人的只是无限叹息和想象。正是：悠悠岁月埋昔事，漫漫泥沙掩古城。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华民族的复兴盛世，“十二·五”、“十八大”吹响了建设文化强大国家的嘹亮号角。我们多么冀盼这大好机遇能给邀帝城――中阳里――“汉之源”带来美好的再生机缘。或对其继续开展田野考古，或对其复建，或对其进行科学合理开发。这不仅是邀帝乡人的梦寐以求，更是百万汉高故里百姓的呼声。我们相信，这梦想终将成为现实。
心仪圣土古中阳，诞育龙颜兴汉邦。
昼锦归来桑梓意，帝城永久耀华光。
201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