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延訓（江蘇文史研究工作者）
2008年12月6日至12日，江蘇省豐縣縣委、縣政府，宋樓鎮黨委、政府，組織有關人員，在徐州市博物館、豐縣博物館的專家指導下，對位于縣城西南二十裡的葛芭草集村作邀帝城遺址的試探性發掘，僅從兩個各5米見方，深不足3米的探坑中就出土了石器、陶器、瓷器、金屬器等多類文物四十餘件。經專家認定，較具典型性的有：陶雕圖騰、陶巫觋俑、“府”字和生肖形紋巨型青磚、插旗杆的圓柱體大石臼、碩大渾厚的漢畫像石及明清時期的大石碑等。可以想見，在這方厚土下，有着何等深邃而豐厚的曆史文化積澱。由此，一座長期傳說與漢高祖劉邦有着密切淵源的神奇古城及托起這座古城的神聖土地，将逐漸揭開其神秘面紗。
關于邀帝城的文化研讨會
初探告停，徐州市博物館與豐縣博物館聯合發表的《江蘇豐縣邀帝城遺址發掘簡報》（以下簡稱《簡報》）稱：通過這次鑽探和試掘，已大緻确定，此遺址為邀帝城、寺遺址。本次發掘的建築遺址，應是明清時期重建的邀帝城和邀帝寺。
一、邀帝城由來
據史載，漢高祖劉邦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十月，劉邦滅異姓諸侯王英布後回鄉。途經沛地，歡宴數日。後其又至出生地豐縣。至豐城西南二十裡，鄉親迎駕，設帳獻酒，劉邦在此暢飲暢叙。劉邦辭後，鄉人命此地為“邀帝之地”。後建“邀帝城”，并設廟以祀奉漢祖。之後又建寺，寺名為“邀帝寺”。
此次發掘出土的一通清順治丁亥（1647）年的石碑，上有豐人明代貢生張逢宸所撰《重修邀帝城寺碑記》。該碑雖為殘碑斷勒，但字迹大都尚可辨認。《記》雲（節選）：“邑故有邀帝城，距縣治西南十五裡，蓋漢高帝帝業既成，歸宴父老，而父老攀留之處也。當漢盛時，邑人榮其事，即其地築城，中央建廟，以祀高祖”。此碑文在順治版《豐縣志》中全文刊錄。在該《志》中另有關于邀帝城的專注條目：邀帝城，在縣西南二十裡。
高祖劉邦
另有一通在邀帝城遺址出土的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的半截殘碑，現藏豐縣博物館。其可見碑文：“豐西南，距縣治十五裡，有邀帝城……築城立廟，以祀高祖……帝城祠廟為高帝駐跸加恩之區。”
清代諸版《豐縣志》都有關于邀帝城的記載，其文字内容一如上述。
明隆慶版《豐縣志》（注：該《志》系目前發現存世最古老的豐縣地方志書。通常稱之為“明版《豐縣志》”）。則更早地記載了邀帝城：“在縣治西南二十裡許，相傳漢高祖還鄉，父老邀駕于此。今有邀帝城寺”。該《志》中，對高祖還鄉另作了較長的描述：“（高祖）過其豐也，與諸父老子弟縱酒酣歌。且曰：‘遊子悲故鄉。吾萬歲後，魂魄常思樂此’慷慨，泣數行下。又：‘豐，吾所生長!極不忘！’乃複豐比沛”。
高祖還鄉的記載，同樣見于國史典笈
西漢武帝朝太史公司馬遷所著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卷八《高祖本紀》載：“（漢高祖）十二年十月，還歸。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兒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築，且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這就是千古傳誦、雄冠詩壇的《大風歌》）。又，十餘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請留高祖，高祖曰：‘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中空縣。皆至邑西，獻，高祖複留止，張飲三日。沛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複，豐未複，唯陛下哀憐之’。高祖曰：‘豐，吾所生長，極不忘耳!吾特為其以雍齒故反我為魏。’沛父兄固請。乃并複豐，比沛。”
《史記》與地方文獻、出土文物中所述“高祖還鄉”的故事，人物、事件、時間、地點、起因、經過吻合。但《史記》中所寫“高祖複留止，張飲三日”的“邑西”，所指何許？似有含糊，因而引發争議。不少史家、學者望文生意，将此處“邑西”，解釋為“沛縣城西”。我們以為，此說有誤。試想，高祖在沛已留飲十餘日，且言“吾人衆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盡管沛人盛情，但作為皇帝一言既出，且已離沛，又怎能剛至沛城西，再停下來張（設帷帳）飲三日呢？
“高祖還鄉”，鄉：故鄉、老家也。能稱為劉邦故鄉的隻有豐、沛。但“沛”充其量隻能算作劉邦的“第二故鄉”。漢高祖劉邦真正的原籍故裡隻有豐縣。《高祖本紀》開篇明義：“高祖，沛豐邑中陽裡人。”再明白不過。當然，劉邦有一段時間确系在沛縣度過，并結識了一幫知己。他曾為泗水亭長，當過沛公（時年39歲）。沛縣是劉邦的任職之所，發迹之地。“沛”在劉邦心目中确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中陽水土畢竟養育了他和他的骨肉親人，鄉親父老。壯年劉邦依然就學于故土豐縣。《史記·韓信盧绾列傳》載：“盧绾者，豐人也，與高祖同裡。及高祖、盧绾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高祖本紀》：“及壯試為吏”，“常告歸之田。”所謂“豐生沛養”（長），亦屬無稽之談。豐縣中陽裡是劉邦的誕育之地，盡管為雍齒故而惱恨，也不至于完全喪失桑梓情，故土意。“豐，吾所生長，極不忘！”一語道盡劉邦肺腑。高祖還鄉，豈有隻留沛、不留豐之理！
與張良共商大計
細細品讀，《史記·高祖本紀》已對這一曆史事件如實記述：“還歸”—回老家；“過沛”—路過沛縣，即回老家途徑沛縣，并非回鄉活動的終結。“高祖還歸”的最終歸宿當然是他 “所生長”的“豐邑中陽裡”，是以，“至（豐）邑西，獻，高祖複留止，張飲三日。”“留止”—停下來。這裡才是“還鄉”的終點站，也是下一步活動——“返京”的起點。
高祖還鄉，其時已是一位花甲老人（前256年－前195年）。回首往昔，從一介布衣，提三尺劍，在短短幾年間，誅秦蹙項，完成了建立漢一統的王朝大業，是何等之艱辛。而今錦衣耆年，回歸故裡，足踏故土，能不追念已逝的先人？高祖曾曰：“吾甚重祠而敬祭”（《史記·封禅書第六》），是以高祖還鄉，也是為了了卻一樁重要心願——榮宗祭祖。
劉邦半生戎馬，生死沙場（身負十多處重傷），奪得天下，眼下，當年的患難弟兄，得力将帥，而今幾多反目，離之、棄之、背之、叛之。臣子反叛，不能不殺。他多麼希望這些事不要發生，但現實已然，有的已被殺，有的還在追殺中。如今形單影孤，偌大漢室江山由誰守護！此次平叛又身負箭傷，日漸惡化。“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壯歌，更是悲歌，是慷慨，更是傷懷。這還鄉之路的心境是何等複雜。一曲歌罷，泣數行下。那歌、那舞、那酒、那淚······他貴為天子，多麼想向先祖炫耀尊榮，又多麼想向祖宗傾訴苦衷，以祈先靈之護佑。
劉邦生于豐之中陽裡，故宅在中陽裡，祖宗祠廟在中陽裡，他暮年還鄉祭祖，豈能不親臨豐縣故裡的祖祠？因而诏告豐縣百姓，在中陽裡迎候（邀）聖駕，自然在情理之中。高祖還鄉，既留沛又留豐，或先留沛後停豐是不争的事實。《史記·高祖本紀》中“張飲三日”的“邑西”絕非“沛邑西”，而是“豐邑西”。漢代豐縣為劉邦的“湯沐邑”，故司馬遷寫《史記》時用“豐邑”特指豐縣。所謂“邑西”，即“豐縣西南”。
從民間傳說，到史料記載，以及出土文物都已證明，邀帝城在曆史上是真實存在的，它就位于現在的葛芭草集。
綜上：高祖還鄉，邀帝建城。
二、邀帝城的身世衍變
邀帝城因高祖還鄉，父老邀帝而出現。在此之前，與漢高祖劉邦淵源最深的當是中陽裡，因他是“豐邑中陽裡人”。誕育劉邦的中陽裡究竟在豐縣之何處？中陽裡和邀帝城有無關系？是何關系？高祖還鄉，到沒到中陽裡？史書并未明确注說。有待一一揭謎。
清順治版、道光版和光緒版《豐縣志》都有如下記錄：棠林集：“縣西南二十裡（古中陽裡，今淤）。”括号中的文字是對“棠林集”的絕好說明。據此可知，古中陽裡，在豐城西南二十裡處，古豐西澤畔。在曆史長河某一階段，中陽裡被淤埋後，在其原址地表曾經再建村鎮，名為棠林集。換言之，棠林集和古中陽裡同為一地，隻是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名字不同而已。
明版《豐縣志》有關于棠林集和棠林鋪的記注：“棠林鋪，地七畝，縣西南二十裡”。鋪：古時官方驿站。棠林鋪，即設在棠林集的官方驿館。是豐西南唯一的驿館。古代，豐西一帶，地勢低窪，綿延數十裡，時斷時續，是一大片蘆葦、藻類層生的沼澤地，史稱“豐西澤”、“大澤”，或叫“豐西藻”。這豐西澤畔，邀帝城旁，很早就有一條古官道，是出豐西行，進入中原的咽喉要沖。上起春秋戰國，下迄明清，乃至解放前後的豐砀故道，以及當今建立的“237國道”豐縣西南段大同小異，一直沿襲。當年劉邦為泗水亭長時，押釋役徒，遇蛇而斬，潛遁芒砀與禱豐枌榆社、徇沛及還鄉返京，皆經由此地。明清《豐縣志》中的《豐縣簡圖》明确标示，斬蛇溝和邀帝城相比鄰，都位于豐城西南。可見古中陽裡，即明清時期的棠林集是當時官府管轄的豐西南重鎮，交通要塞。
《史記·封禅書第六》：“漢高祖初起，禱豐枌榆社，徇沛，為沛公”，“二年（前205年）令縣為公社”，“後四歲，天下已定，诏禦史，令豐謹治枌榆社。常以四時，春用羊豕祠之。”《後漢書》：“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八月遣史祠豐枌榆社。”又《後漢書·郡國志》：“豐有枌榆亭，漢高斬白蛇，聚衆息於此”。明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上，山川·豐”：“（舊）縣治西南二十五裡有枌榆社，即漢高祖禱豐枌榆社，徇沛處。枌榆，鄉名，社在枌榆”。據此可知，古中陽裡，秦時屬泗水郡豐縣枌榆鄉，漢時隸沛郡豐縣枌榆鄉。準确講，漢高祖劉邦實為沛郡豐縣枌榆鄉中陽裡人。
由此，我們想到，邀帝城及其遺址所在的今葛芭草集也都位于豐城西南二十裡，與棠林集、古中陽裡一樣恰都處在豐城西南二十裡這個半徑上。試想，在豐城西南二十裡的邀帝城附近，這小小的區域内，難道還有另一個比邀帝城規模更大，景象更繁華，行治更重要，更有影響力的地方嗎？可以斷言，棠林集就是在某一曆史時期（或明代、或更早）毀于某種災難的邀帝城故址上再建的村鎮。棠林集的前身就是邀帝城，或者說，邀帝城曾一度更名為棠林集。取“棠林”為名，深寓“甘棠”之意――德政惠民、民感聖恩。
有關棠林集的記述另有佐證。有一塊近年出土的明代成化十六年（公元1481年）的“重修白龍寺石碑”，該碑現存江蘇豐縣宋樓鎮孫窪村原國小院内。碑文有記：“晉鹹甯二年（公元276年）有白龍降于棠林集西南地。”此處，以棠林集為地理坐标，說明它在這一地區的地位很顯赫，很重要，很聞名。因有白龍降而建白龍寺。出土白龍寺石碑的白龍寺故址在今孫窪村北地，其位置就在今葛芭草集村西南方。今孫窪和葛芭草集兩地在地理方位上為西南--東北相望，相距僅數裡。古時這一帶人煙稀少，方圓數裡不見村居。這和“古白龍寺位于棠林集西南地”相切合，而且今葛芭草集和古棠林集都處在豐城西南二十裡的同一位置，今之葛芭草集不正是古之棠林集嗎？
既然，棠林集是古中陽裡，那麼邀帝城也是古中陽裡；邀帝城在今葛芭草集，那麼古中陽裡區域當在今日之葛芭草集區域。
明版《豐縣志》中《漢高祖廟記》載述，明嘉靖五年，巨洪來襲，古豐大地，沒于汪洋，黃泥漫淤。大災過後，湖廣潛江人李崇信，受命任豐縣令。其下車伊始，“爰履視封内，曆中陽西澤之故墟，巡視考古，作而歎曰：“嗟乎!昔帝起布衣，舉群策，誅秦蹙項，五載而成帝業，垂統四百餘年，鐘間異而開景昌。斯故其地也”。倘是細心讀者認真解讀這段文字，便不難發現，這一記述說明：古中陽裡不在古豐城，而是地處豐西澤畔。豐西澤畔的中陽裡為漢高故裡——劉邦出生地。該《記》還援引了曆代先王帝聖以本始之地(最初根源)作為廟祀的例證：“帝王廟祀，國有典秩。而舜于曆，禹于塗，湯于亳，文于岐，各有廟祀，豈不以本始之地仰之尤切” 。
高祖祠廟座居邀帝城中，也正是那位李縣令出于對漢高皇之崇敬，其任内，曾将高祖廟徙建于豐縣制高點華山中峰（明版《豐縣志》：“即小華山之巅”）。當其時，豐西澤、中陽裡、邀帝城，高祖廟皆為水患所犯，葬于泥層。
我們還可以通過研讀古詩，釋疑曆史。
唐代李鳳有《高祖故宅》詩雲：“一劍西提與楚争，風雲慘淡五年兵。歸來四海成家日，猶自悲歌氣未平。”作者李鳳，并非庶民百姓，乃系李唐王朝皇族貴胄，是唐高祖李淵的第十四子，封虢王。曆任虢、豫、青州刺史。漢代豐縣隸屬豫州，州治在安徽亳縣。唐初改制前仍襲舊置。故李鳳熟知豐縣。詩中“歸來”二字所叙之事正是“高祖還鄉”一事。該詩所詠“高祖故宅”當然就在“歸來之地”。
初唐文傑徐礦有《過高帝廟》一詩：“魂魄定驚鐵馬馳，孤城遺廟閱今茲。月明劍佩來三傑，世遠君臣晦六奇。狐兔解圍階陛拜，金錢空費女郎祠。轟騰車馬郊衢去，吊古真堪揮淚洏。”詩人眼前所見：“孤城遺廟”“女（汝）郎祠”。“狐兔解圍階陛拜”是帝城高祖祠廟罹患兵燹水火，已呈蕭飒破敗景況的真實寫照。“魂魄定驚鐵馬馳”、“轟騰車馬郊衢去”，再現了已由布衣成為天子，又剛平叛凱旋的漢皇劉邦錦衣還鄉，人兵喧喧，車馬赫赫，前簇後擁。故裡小住，離豐西去，從此再未能回豐的曆史場景。“金錢空費女郎祠”、“吊古真堪揮淚洏”，直抒詩人過谒帝城祠廟，觸及眼前情景、追念前朝舊事，吊古傷今，感發慨歎！
劉邦與蕭何
再如明永樂年間狀元曾檠《過高祖故宅》詩雲：“秦皇失其鹿，鹹陽為飛灰。沐猴萬人敵，叱咤生風雷。堂堂隆準翁，仗劍起蒿萊。天威動四海，顧視群雄摧。垂衣坐關中，黃屋高崔嵬。一朝念鄉土，萬乘忽歸來。酒酣發浩歌，意氣何壯哉？《大風》撼枌榆，白日照尊罍。焉知天運移，炎祚忽已頹。凄涼千載後，秋草翳荒台。流景能幾時？昆明起塵埃。飄飄芒砀雲，飛散不複回。至今中陽裡，恻怆令人哀。”
上舉古詩，或詠高祖故宅，或詠帝城祠廟，均涉高祖還鄉，詩作都是睹物懷人，即景生情。詩人們當時眼前的“高祖故宅”、“帝城祠廟”等景物都處于所懷思的曆史人物活動發生地――劉邦還鄉豐縣駐跸之地。
當年，豐縣百姓盛情迎候昔日的老鄉，此時已為大漢帝王的劉邦榮歸故裡，盛宴父老、沐澤桑梓（見《史記·高祖本紀》：至邑西，獻，張＜設帷帳＞飲三日……乃複＜免除賦稅徭役＞豐比沛。）的曆史事件在豐的具體地點，就是位于今江蘇豐縣城西南二十裡的宋樓鎮葛芭草集村邀帝城遺址的“邀帝之地”。詩中所詠“高祖故宅”和“高祖祠廟”都在“邀帝之地”。顯然這裡是漢高皇劉邦的生育地。
清光緒版《豐縣志》卷二營建類“城池”記述：（明）萬曆十九年（公元1591年）知縣費思箴始包以磚石，凡樓橹雉堞以及鋪舍無不鼎新，視舊改觀焉。易其四門額，東曰“望華”，南曰“中陽”，西日“障瀾”，北曰“大澤”。這一設計理念正展現了城建命名與地望、地貌、地緣的地理關系。如若古中陽裡位于城北或東北或西北，焉能為南門以“中陽”名之。（僅此可見費縣令之超凡才識和良苦用心：漢高故裡，湯沐古邑，天寶物華，地靈人傑。豐城四顧，東南30裡，華岚可眺；西南20裡，古裡中陽，漢祖故土可仰；西來泛濫黃患，可禦；豐北一方澤域，可觀。<古豐境内，曾有“豐西”和“城北”兩個大澤。>)
明嘉靖《徐州志》（時任豐縣令的葉烓為本志的五位與修官之一）“卷四地理上·山川·豐”明确記載：“（華山）西三十裡有大澤，即漢祖母夢與神遇處”；“有中陽裡，漢祖故宅在焉”，“又有曰‘邀城’，則漢祖六飛還豐，父老嘗於此迎駕。”須知，“華山西三十裡”，恰是今豐縣宋樓鎮葛芭草集村一帶，也即邀帝城一帶。該《志》所記此處地理坐标華山，正是當時豐縣的神經中樞――縣治所在地。該《徐州志》還記：“嘉靖五年（1526年）河決城陷，縣令高祿攜士民徙治華山之陽，斬茨而居。”；“縣治之北有山窿，是曰東華”；“豐縣治，在城中，華山之陽。嘉靖五年，舊城沒于水，知縣高祿徙治今地”。明版《豐縣志》“上卷――建置志第二――縣治”：“嘉靖五年洪水沖陷城池，知縣高祿徙治于華山之陽。三十一年（1552年）知縣徐蓂複還舊治。”（明嘉靖時期，豐縣縣治居華山先後二十六年，中曆八任令尹）
綜上所述，高祖還鄉，“至邑西，獻，高祖複留止，張飲三日”的“邀帝之地”正是當年誕育劉邦的這方聖土――沛（郡）豐邑（縣）中陽裡。
曆史終歸由那些正直的治史者所書寫。他們不願違心地篡改真實，恪守實事求是的原則，嚴謹鄭重地将這些原本的史實碎片搜集起來，珍藏于史籍中。
古中陽裡被曆史的泥沙所湮淤。為彰顯漢皇故裡的榮耀，表達對漢高祖劉邦及其出生地中陽裡的緬懷與崇敬，濃情重義的豐縣人，在劉邦曾生活過的古豐城刻意移植或克隆出了一個新的中陽裡，并塗抹上層層神奇色彩，使之越來越美麗，越來越動聽。而豐城西南的古中陽裡卻在後世群眾的曆史資訊中逐漸消失，棠林集也在歲月滄桑中杳無聲迹。作為邀帝城，其美名總能流芳傳頌。
千百年間，滄海桑田，時過境遷，物換人非。在流傳演繹中，加之一些人的筆下生花，甚至随心杜撰，一些本來的事實卻被漸漸地遺棄、遺忘，甚至消失，而有些離奇、荒誕的東西卻被傳遞下來，成為佳話，奉若至寶，如什麼“龍霧”、鳳凰土、龍入沛水……，所有這些，隻不過是人們為美化神化帝王天子，宣揚“君權神授”而編造的神話故事而已，豈可視作曆史？
當代著名作家趙本夫先生有言：曆史是不能複述的。即便是昨天發生的事，今天由不同的人來叙述，說法也會有差異，何況千百年前的事。所謂曆史，其實隻是一種曆史文化。如此而已。諸多例證，無需贅舉。
據考，将“中陽”一名移入豐城者，當首推五代後漢皇帝劉知元（暠），（據劉佑平著《中國姓氏通史·劉氏》所記，劉暠系我國西北部突厥族一個分支――沙陀劉氏。）其公元947－948年在位。為給自己帶上燦爛光環，他自稱漢高祖劉邦後裔，并于豐城始創“中陽坊”和“漢廟”，壯其聲威。此時，距劉邦出生年代相去1200餘年。《大明一統志》：“中陽裡，在城東北，有坊，漢廟在焉。五代劉知遠建立”。又，明版《豐縣志》錄秦絃撰《漢高祖廟記》：“豐縣舊有原廟志，雲創自五代”。再，清光緒版《豐縣志》錄宋代豐人王文昌所纂：《高祖廟記》雲：“豐有五代所建漢廟，邑人因之，以至於今”。
《史記·高祖本紀》載，劉邦建漢，定都長安後，“更命郦邑曰新豐”。有人将此作為“劉邦出生於豐城中陽裡”的理論依據，其實是無稽的。試想，當劉邦已成為秦朝重犯，後又成為項羽死敵，其親人眷屬還能安居中陽故宅嗎？秦滅項亡，大漢建立，劉氏族人俱得封賞，更無人留住于中陽故居。戰亂日月，太公及家人由豐西澤畔、中陽故園，遷居豐城，事在情理。自古至今，鄉人進城，比比皆是。劉邦出于孝道，取悅太上皇，使其抛卻思鄉懷舊之情，以适應新居，再建新豐，按照太公離豐前的最後生活環境，依樣劃葫蘆，順理成章。即便如此，“出生之地”與“徙居之所”，風馬牛矣。“建新豐”，是不能證明劉邦出生于豐城的。
究其實，劉邦建新豐，隻是以“新豐”為名稱。并非以當時豐城為藍本，而是以其出生地枌榆鄉中陽裡社為原型。
明代史孟麟（宜興人）《豐邑古今考叙》（注：《豐邑古今考》系明代豐人、貢士、曾任含山教谕、常州府訓導的季春煦著）雲：“豐縣考，志豐也。……自赤帝子手提三尺斬蛇，逐鹿掃秦滅，而噓火烈。而豐遂為天子枌榆鄉，遷其父老子弟于長安裡，号新豐，如其故。”再如《漢·京都新豐縣城圖（新豐圖）》（注：該資料可見于豐縣旅台同鄉聯誼會所編《豐縣文獻》第五期或白光華編注，楊道初校點的《曆代詩人詠豐縣》王吉林釋文：“漢高祖劉邦，沛豐邑中陽裡人也。既有天下，都于長安……太上皇居京師，思鄉裡，欲東歸……高祖乃改築郦邑以象豐，并移舊社，徙豐民以實之。”此處稱“新豐縣城”，是緣其前身原本就是郦邑縣治所在地。雖更名，而其縣城功能依然延續。但它絕不是豐縣縣城的翻版或仿造。又如《臨潼縣志》引郦道元《水經注》記述更明晰：“漢高帝王關中，太上皇思東歸，故像（仿效、模拟）舊裡，制茲新邑，名曰‘新豐’”。
綜上，“如其故”、“移舊社”、“象舊裡”均已表明，當初建新豐，就是仿照漢皇劉邦及其父祖老宅故居及舊裡社而制。否則，為何不說“移舊城”、“象舊城”、“象舊（豐）邑呢？”不僅如此，還襲用了“中陽裡”之名，直至明洪武到弘治年間，當地行政區劃調整，将“中陽裡”并入“西陽裡”。（見《臨潼縣志》），由此可見漢祖劉邦之故土深情――“豐，我所生長，極不忘耳！”
在葛芭草集之前，這地方還曾叫過“安懷寨”（意蘊：懷頌先德，祈求安堵）。這名字可見于葛芭草集村《李氏族譜》。清光緒版《豐縣志》有記：“安懷寨，城西南十八裡，七級裡，周四百丈；東、西、北三門，濠二道。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監生李維澄倡修。内有邀帝寺，即沛父老迎留漢高帝處。”
至于安懷寨的建立：清朝至鹹豐同治時期，貧病交集，敗弱不堪，加之水患蝗旱，連年不斷；外夷入侵，列強來犯。天災人禍，内憂外患，豐邑四處，周邊一帶，匪盜紛擾。百姓苦痛，難已言狀，為禦動亂，争相築寨。僅幾年間，縣境域内，修築寨圩，見于志者，四十五座。
至若何時何因有了“中陽裡”“棠林集”的地名，以及何因何時由“安懷寨”，易名為“葛芭草集”，風雨春秋，尚待深入考證。但邀帝城的形成及曆史已明确無疑，其來龍去脈大緻清晰：（古）中陽裡――邀帝城――棠林集――安懷寨――葛芭草集。一路演變，一脈相承。邀帝城又像一根閃光的銀線将這幾顆珍珠穿連起來。
三、邀帝城的遭遇興亡
中原一帶多為沖積平原。其成因主要源自黃河泛濫淤積。舊中國千百年間，疏于對黃河的治理，多處河段成為懸河，河水經常泛濫，決堤肆虐。來自黃土高原的大量泥沙淹沒了萬千良田，形成沖積平原，人稱黃泛區。史料記載，僅從北宋乾德年間即公元965年左右至清末，徐豐一帶遭遇重大黃患就11次之多，其中多為毀滅性災害。大災過後，帶來人口流動。當時，無論幸存的原居民，還是外來移民，為了生存發展，隻得建立各自家園。如此屢屢災後重建，便形成了地上地下，層層疊疊建築物。城上城，村下村，建國後多有發現。在這每次災禍中，邀帝城自然難逃厄運。所幸是災後或地方官府，或仁人義士總帶領鄉民，予以修複重建。因而也造就了這千古帝城屢葺屢毀，屢廢屢建的特殊命運。清鹹豐三年（公元1853年）黃河再次決口改道，終将這座帝城，埋葬于黃泥層中。從此，邀帝城銷聲匿迹。現在的葛芭草集，即是邀帝城廢址繼安懷寨之後，再建的村莊。
然而重情的邀帝鄉民，出于對漢高皇帝劉邦的熱愛及邀帝城之深情。清末民初，在艱難困苦中，将原帝城高祖祠廟遷址于村西頭――今葛芭草集村西首。建立了大殿，供奉高祖。其間谒者絡繹，香火旺盛。為創辦村學，在廟址上擴建房舍，以作校用。解放後幾年間，大殿還兼作教師辦公室，而且，這方圓十幾裡，曾一度以“邀帝鄉”作為行政區域之命名。20世紀六十年代，葛芭草集不少村民家中仍供奉着高祖牌位，以神靈祭祀。文革中，不幸為造反派“破四舊”所打、砸、搶。
千百年來，“高祖還鄉，父老邀帝”，已成為一個特有符号镌刻在史冊上。它已成為千秋美談。邀帝城也成為曆史豐碑。
四、邀帝城的文化源流
《簡報》稱，試掘出土的畫像石，源于西漢時期。初為墓葬用石，後做建材所用。它與高祖祠廟有着直接關系。石材中間斷裂，而對接吻合；石殘畫損，但圖像可認。技法為陰刻，粗線條勾勒。兩幅畫面，中軸相隔。其内容，右圖：上為房屋建築，下為大樹，二株對稱，中間空闊。左圖（系殘缺半圖），刻有車、馬、人物。一人騎馬，呈正視狀。畫像所示，是否有“皇權至高無上”的寓意象征？所刻内容，是否為劉邦與中陽裡、高祖還鄉及邀帝城的故事？着實耐人尋味。當然，這還需專家的深度解讀。漢畫像石就象閱曆豐富的老者，他可以向人們講述兩千多歲親身經曆，目睹耳聞，有關中陽古裡、邀帝古城、漢祖祠廟、邀帝古寺等無數個動人故事。
豐西澤畔，古裡中陽，是一片龍翔鳳翥的神土聖地。很久以前，這裡就生活着中陽先民。公元前三世紀，有一劉姓人家，為避戰亂，由一個叫“仁浩”的帶領家人，從大梁東遷，徙至古豐，擇居中陽，生息繁衍。這“仁浩”被稱“豐公”。（《漢書、高帝紀》：“漢帝本系，源于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豐公生執嘉（劉煓），執嘉生伯、仲、季、交（劉交系劉邦同父異母的弟弟），劉季就是老三的乳名，稱帝後改叫“劉邦”。他雖為九五至尊，但不忘故土先祖。“及為天子”，便“遣使祠之”“祠豐故宅”，（見《漢舊儀》）即在豐縣枌榆鄉中陽裡老宅上建造了祠堂，供奉先祖靈位，并親命祭官――荊巫主持祠事。《漢書·高帝紀》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豐屬荊楚，故名荊巫，又稱“南巫”）。”考古學上認為，如若哪裡發現了巫觋，即可百分之百确定曆史人物的籍貫歸屬。邀帝城遺址試掘初探就出土了陶俑巫觋，它已有力見證，“大澤之陂”即（古）豐西澤畔的邀帝之地――邀帝城的前身――“中陽裡”正是劉邦出生地。
高祖逝後，劉盈繼位，追谥先帝為“漢太祖”，“高皇帝”，并诏告天下：“令郡國諸侯，各立高祖廟，以歲時祀！”（《史記·高祖本紀》）。中陽裡父老子弟因感念高皇及其還鄉沐澤桑梓之恩榮，趁此良機，便在當年中陽裡邀帝之地築郭造城，名曰“邀帝城”。将劉邦先祖之祠廟圍于城中，并予擴建，專設祭庭，敬奉高祖。從此“中陽裡劉氏宗祠”，改稱“邀帝城高祖祠廟”――皇家祭堂。中陽裡人聚居城内，遠近鄉鄰紛紛移居城裡，守護在高祖祠旁，祭拜漢皇，祈求庇佑，休養生息，世代繁衍。高祖祠廟，香火日旺，邀帝城日益繁榮，成為豐縣西南之中心。
位于豐縣縣城中陽裡的劉邦雕像
漢盛時，伴随絲綢之路，印度釋教漸入中原，佛教思想傳播者步入邀帝城。憑借市井和香火，對香客言傳口授釋家理念。日久天長，耳濡目染，信徒益增。之後，又有僧人居住高祖祠廟，邊祭高祖，邊傳佛教。如此，僧尼居士雲集蜂湧，為利于佛事活動，沙彌信士化緣集資，建造屋舍，作為釋子尼姑生活起居和進行法事的基地，并冠名“邀帝寺”。借着皇家聲威和光輝，成為皇家寺院。長此，邀帝城寺廟，惠光普照，成為人們心神向往的靈台聖地。吸引着越來越多的信衆。
高祖祠廟，鳴鐘擊磬，香燭缭繞，香客盈門；邀帝寺院，暮鼓晨鐘，煙火旺盛，經音袅邈，僧尼雲集。廟為寺盛，寺因廟興，互為輝映。高祖祠廟，“易于寺而不亡于寺”（清順治闆《豐縣志》）。千百年間，香火不斷。
邀帝城西側，有個小村莊，叫盤冢村。相傳因有盤庚衣冠冢在此，故名。自有了邀帝城，便更名為“阿房村”（取阿房宮比鄰都城之意）。公元34年（東漢光武帝建武10年）正月十五日，村中一張氏人家産下一男嬰，喚名“張陵”，字“輔漢”。他就是當年輔佐劉邦打下江山，被稱“漢初三傑”之一的謀士張良的第八代孫。張陵長相奇特英武，生性聰穎，博聞強志，且勤奮好學。他廣泛涉獵天文、地理、諸子百家，貫古通今。他自幼就習研老子《道德經》。青年時期，南遊吳越，宣講道學。成年後，被舉賢良方正，入京城洛陽太學深造。26歲拜為江州（今重慶市）令。在任期間，廉政為民，造福一方。從政四年，憤世辭官，遁入法門，潛心向道。隐身北邙（今河南），煉丹龍虎（江西），西走四川，遍踏巴蜀，宣經布道，創立了中華國教一道教，張陵也自名“張道陵”，被尊為“祖天師”。
由于張陵的影響，家鄉邀帝城自然也成為道教基地，并得以迅速發展。試掘出土的文物中，胸前佩有太極圖的陶俑巫觋、龍紋瓦當、兔紋青磚等生肖陶具，都有力見證了道教在邀帝城的興盛。
由于邀帝城的輻射、引力，佛道競興，寺觀蔚起。鼎盛時期，方圓幾十裡内密布着數十座道觀寺廟，有的一村多達七、八座。諸如：玄帝廟、元神廟、關帝廟、三官廟、華祖廟、泰山娘娘（奶奶）廟、泰山行宮、天齊廟、天和觀、白衣大士閣、白龍寺、吉祥寺、銅鐘寺、香靈寺、福勝寺、苗城寺、皇（黃）城寺等，不一而舉。這些寺觀，大都設有廟會，足見邀帝城高祖祠廟、邀帝寺、觀影響之大。香火之旺盛。帝城周圍，這些丘尼、道士頂禮膜拜之所，就象閃爍的群星拱衛着邀帝城這輪天鏡，猶如璀燦的明珠鑲嵌在邀帝城這頂威嚴華貴的皇冠上。
邀帝寺、觀和她的母體邀帝城一樣，曆經千載，浮沉興亡，光彩熠熠。直至解放後，幾尊镏金大佛端坐佛堂，享受人間煙火。文革中，終遭不幸，不知去向。
劉邦此番還鄉之前已先去了曲阜朝聖——以太牢祭孔，這在曆代列國諸侯、天子帝王前所未有，首開先河。這位大漢帝國的開創者，對儒學宗、帝王師、文官祖的孔子還是十分尊崇的，尤其對儒家倡導的孝道信奉有加，“及為天子、祠豐故宅”，專設“荊巫”；“更建新豐，樂太上皇”；《手敕太子（劉盈）》：汝見蕭、曹、張、陳諸公候，吾同時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語與汝諸弟······”漢高祖敬先、崇賢、孝老尊長的美德也影響教育了其子孫後代，并成為一種傳統。西漢高帝之後的曆代劉氏帝王，谥号前均冠以“孝”字（孝惠帝、孝文帝、······孝平帝）。
邀帝城本身便是儒學理念的産物――忠君祭賢、尊宗敬祖的思想滲透其中。它是古豐一帶儒學的重要發祥地之一 。相傳城中建有“邀帝書院”，其前身說不定就是最初的“中陽書院”。遠近子弟紛至沓來，濟濟一堂，習儒學之經義，揚孔孟之風範。中陽裡是漢高祖的誕育之地，邀帝城為儒士之搖籃。綿延千百年，俊彥輩出，僅明清兩代，邀帝城下的釣台村（今宋樓鎮許口村）許氏一門，就先後出了二位宰相、五位尚書，時稱“尚書村”。許氏也被時人譽為“許半朝”。許氏族衆以此為榮，特撰聯紀念，載入族譜，流傳至今：“日、昍、晶、 安天下，月、朋、 朤定乾坤。”據《許氏宗譜》所記，其元明先祖墓群，就在邀帝寺東側，父老至今皆知為“谕祭許林”。
葛芭草集國小是豐縣西南地區最早的鄉村學堂。其桃李滿天下，遍布各行業。
民國時期教育家，曾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院長，後移居台灣的國民黨政要劉季洪，其原籍故居就在邀帝城附近的劉王樓，其祖籍就在邀帝城西側的劉堤灣村。
畢業于黃埔軍校一期的原國民黨兵團司令王敬久将軍就出生在葛芭草集。其童年國小曾在家鄉度過。
現葛芭草集村民張家順的八個子女，七人大學畢業，其中多又獲碩士、博士學位或教授，進階工程師等職稱，被鄉民譽為“書香門第”、“狀元之家”。
邀帝城，佛教聖地，道教源頭，儒脈源遠流長，儒氣仙風，傳承千年，綿延不斷，它是一座集儒、釋、道于一體的文化寶庫。其實，邀帝城的價值豈止這些？其文化内涵之豐富多彩、博大精深，隻有通過深入細緻的發掘，才能不斷發現。若果能如此，對研究豐縣等廣大地區古今曆史、地理、政治、經濟、軍事等人文與自然諸多領域，必産生無可估量的價值，尤其對漢文化及其源頭的探究，必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簡報》稱：“據考證，到唐代前後，邀帝城已相當繁榮，曆經宋元，至明清時期，該地已具相當規模”。根據多年來邀帝城遺址周邊一帶零散出土的各類文物推知，該城縱橫均達數裡。可以想見，當年邀帝城景象：居民區、商貿區、宗教區、教育區等井然分布。城内，官兵駐守，營房森然。演武場上，陣容嚴整，槍刀林立，人呼馬嘯。蹴足場、鬥雞坊、棋牌巷、戲院、書場……各種文化娛樂場所，一應俱全。三教九流、七會八行免不了應運而生。市井内，商賈雲集，店鋪栉比，人流湧動，喧嚣熱鬧。好個繁華去處。
然而誰能料到，這千年名城帝祠古刹，頃刻間被兇猛的洪魔無情吞噬。所有那一切統統成為過去。留給後人的隻是無限歎息和想象。正是：悠悠歲月埋昔事，漫漫泥沙掩古城。
改革開放，帶來了中華民族的複興盛世，“十二·五”、“十八大”吹響了建設文化強大國家的嘹亮号角。我們多麼冀盼這大好機遇能給邀帝城――中陽裡――“漢之源”帶來美好的再生機緣。或對其繼續開展田野考古，或對其複建，或對其進行科學合理開發。這不僅是邀帝鄉人的夢寐以求，更是百萬漢高故裡百姓的呼聲。我們相信，這夢想終将成為現實。
心儀聖土古中陽，誕育龍顔興漢邦。
晝錦歸來桑梓意，帝城永久耀華光。
2017.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