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一名大明朝的官员，有这么一种人你肯定不想见到，因为一旦见到，可能离死期就不远了。
图 | 电影《绣春刀》中的锦衣卫
这种令大明官员闻风丧胆的人，就是身穿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
许多官员甚至一见到锦衣卫的飞鱼服、绣春刀，就会产生生理反应，浑身发麻，满头冒汗。《明史》上也说：“缇骑四出，海内不安。”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锦衣卫是怎么创建的呢？为什么锦衣卫会如此令人闻风丧胆？</h1>
在我们的印象中，明朝的锦衣卫们就是给皇帝干坏事的，他们总是神出鬼没，而且经常以残忍的手段对待被他们抓走的官员。
总之，只要哪里有锦衣卫一出现，往往随之而来的就是阴谋、告密和杀戮。
事实上，锦衣卫的设立之初，它干的可不是大家印象中那些刀口舔血的活儿。最初，它只是朱元璋的仪仗队+保安队。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跟刘邦一样出身草莽。在他创业之初，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那帮人都是他的兄弟。但当他创业成功当了皇上后，建立了大明王朝，兄弟就变成臣子了。作为君主，朱元璋就必须得跟他们有上下之分了。
图 | 早年间做过和尚的朱元璋
然而，对于这一点，有的人看得明白，有的人却还是以创业时期的相处方式跟老朱处，根本就不拿自己当外人。
这就让老朱感到十分闹心了。
要知道，朱元璋的前半生“创业”过程那可是相当的惊险，可谓是几经生死，步步惊心。那时候他每做出一个决定时，就必须经过慎重的思考，稍有不慎就会丢掉性命。
因此，这些经历使得朱元璋对权力的把控欲望就特别强烈，只有尽可能地把一切权力攥在手里，他才会有安全感。
不仅如此，朱元璋的创业经历也将他塑造成一个特别多疑的人，总是对身边的人不放心，怀疑别人骗自己。
做过领导的人应该能体会到，一把手的位子很奇怪，在那位子上坐久了，就难以获得真实信息（看到的、得到的信息，都是底下的人根据你的喜好，有选择性地让你看到的）。
因此，一把手这个位子会不自觉地把人给孤立起来，“到底哪些人对我真心，哪些人对我假意？到底哪些话是真，哪些话是假？到底哪些人是出于公心，哪些人是假公济私？”你越在乎真相，就越怀疑手下的人，越怀疑手下的人，你就越担心失去权力，最后人被变成了被失去权力的恐惧支配的怪物。
没错，朱元璋就变成了这个怪物。
如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跟那些创业伙伴们强调君臣的尊卑关系，如何最大化地掌控权力，就成了朱元璋最关心的问题。
为了解决君臣尊卑关系的问题，朱元璋建立了拱卫司。
拱卫司主要职能就是陈设仪仗，也就是负责国家大型活动的各项相关事务，比如悬挂旗帜、祭祀时摆设礼器，提醒皇帝和百官穿什么礼服，使用什么礼仪。朱元璋想通过重修古礼，用礼来强调君君臣臣的尊卑秩序。
后来，朱元璋为了监视百官的言行，将拱卫司和负责安保职能的仪鸾司合并，建立了一个私人的特务机关，这就是赫赫有名的“锦衣卫”的由来。
锦衣卫独立于官僚系统之外，直接隶属于皇帝本人。但它成立之初的职能还仅限于陈列仪仗和安保工作。
直到发生了那件震惊朝野的大案——胡惟庸案。
“胡惟庸案”，熟悉明史的朋友应该知道：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谋不轨”罪，诛杀了宰相胡惟庸的九族，同时杀了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数人。1390年，朱元璋又颁布《昭示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韩国公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后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党羽，前后共诛杀3万余人，史称“胡狱”。
图 | 胡惟庸影视形象
胡惟庸当时可是大明朝的宰相，要知道，在唐宋时期，相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左右皇权的。古代的相权制度实际上是对皇权的一种监督和制衡，实际上是皇权对士大夫阶层背后的军功家族和门阀贵族们妥协的结果。
到了朱元璋的明朝，中国已经不存在门阀贵族了，因此，胡惟庸相权的背后最强有力的支撑，其实就是那些开国功臣们。
胡惟庸早年间曾经在太常寺任职，太常寺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掌祭祀礼乐之事”，也就是说，在当年老朱通过礼乐制度确立君臣尊卑秩序的事情上，胡惟庸贡也是献过自己的力量的。因此，他不应该不知道老朱这个人特别在意自己的权威。
然而，权力会使人迷失自我。当胡惟庸的官越做越大时，他就变得不再谨慎了。
我们都知道，各部门的奏章都是要经过丞相处理后，挑选重要的呈上给皇帝。这胡惟庸竟然利用自己的权力，将对自己或者自己党羽不利的奏章扣下，不给老朱看。
更过分的是，很多生杀予夺的大事，他竟然都敢自己做主，不报告给朱元璋。老朱对胡惟庸一忍再忍，最后终于忍不下去了，就把胡惟庸给办了。
朱元璋弄出个“胡惟庸案”，牵连那么多人，可不仅仅是清除居功自傲的开国功臣那么简单。通过胡惟庸案，除去打击开国功臣集团，朱元璋还做了件重要的事情：借机调整国家权力结构。
朱元璋是怎么调整国家权力机构的呢？
首先，是废除了宰相制度，宰相没有了，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没有能跟皇权相平衡的相权。
而后，是开创了诏狱，让明朝皇帝可以明目张胆地干涉司法事务，具体执行人就是锦衣卫。
要知道在明朝的时候，一切案件都必须经过“三法司”，也就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对于大的案件，这三个机构要相互配合（三司会审），刑部负责审理，都察院负责纠正，大理寺负责驳回，这样可以尽可能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但从“胡惟庸案”开始，大明皇帝就可以通过诏狱跳过三法司，通过锦衣卫抓人，然后亲自操刀处理一些案件。
有了诏狱，锦衣卫的权力可就变大了。由于他们有皇帝撑腰，三法司无权过问，所以他们审判官员的时候，那叫一个狠。凡是被锦衣卫抓住的犯人，可以不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直接投入到诏狱里严刑审讯逼供。
诏狱有一个别名叫“天牢”。“天牢”不仅意味着这是上层人士才有资格进的监牢，也意味着，只要进去就会升天，很难活着出来。
正是因此，明朝的百官提起锦衣卫就会联想到诏狱，都是谈虎色变。
后来的明成祖朱棣，因为皇位得来的是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他对特务机构比朱元璋还要迷恋。
朱棣的性格完全继承了他父亲朱元璋，多疑而又残暴。他喜欢靠血腥屠杀和制造恐怖气氛来震慑群臣。他登基后不仅没有取消特务机关，还不断强化它。
在朱元璋时代，锦衣卫只是皇宫之外的机构，朱棣嫌它用得不够顺手，就选用身边的太监又成立了新的特务机构“东厂”。
图 | 东厂太监影视形象
后来，到了明宪宗的时候，又成立了“西厂”（西厂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机构，在明朝历史中存在的时间较短）。东厂、西厂和锦衣卫，合称“厂卫”，它们构成了明朝的特务机构体系。
明朝的官僚系统其实已经非常成熟，监督文武百官靠官僚系统本身就行了，根本没必要弄一个特务机关。明朝的特务机关，其实就是皇帝在自己和官僚的制衡体系中，给自己设置的一个外挂，是皇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破坏官僚制度的工具。后来，明朝的太监因为掌握了司礼监而执掌大权，东厂等特务机关又成了太监把持朝政、迫害百官的武器，使得官场一片混乱。宦官专权，也是导致明朝走向灭亡的一个主要因素。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为什么清朝不设置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h1>
公元1644年，满清入关后，就把明朝的大部分制度继承了下来。但是，锦衣卫只在顺治初期短暂地出现过一年多时间，后来被废除后就再也没出现过。
皇帝都有了解实事真相的迫切需求，为什么清朝皇帝会放弃锦衣卫呢？
因为，清朝的统治者吸取了明朝皇帝的历史教训，他们深知锦衣卫和东厂等特务机构会对朝政造成怎样的危害。
锦衣卫这样的特务机构对朝廷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首先，就是养锦衣卫需要钱，需要很多钱。
其次，锦衣卫帮助皇帝干很多明活儿和暗活儿，不仅权力大，还会造成腐败。
最后，锦衣卫这种独立于官僚体系之外的机构，权力不受监督，很容易养蛊自噬，一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伤及到统治者自己的安全。当初朱棣就是因为发生了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企图“谋大逆”的事件，才建立东厂来制衡锦衣卫的。
因此，清朝不但不设置锦衣卫，还对宦官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取消了司礼监，极力贬低宦官的地位，断了宦官祸害朝政的可能性。
清朝初期，天下未定，还不是铁板一块。外部有三大汉人藩王盘踞在南方，随时都有可能反叛。内部也有开国权臣结党营私、图谋不轨。
除此之外，更令满清统治者担心的是，民间的前朝遗老遗少们在暗潮涌动，存在很多的反清组织。
离开汉人，满足根本就治理不了偌大的中国，所以为了避免激化民族矛盾问题，满清统治者更是就连对官员的任用，也要几经思量小心翼翼。
如果公开设置锦衣卫这种特务组织，不是摆明了对汉人不信任吗？这样一来，难免会刺激本来就心存不满的汉族官员的神经，进一步激化满汉的民族矛盾。
所以，清朝之所以会放弃建立锦衣卫这种特务机构，也是他们几经权衡，不得已而为之的决定，并不代表他们想向臣子展露赤诚之心。
前面我们说过，作为国家一把手的皇帝，很难从臣子那里获得真实的信息。皇帝越是得不到真相，就越有失去权力的恐惧，因此，任何统治者都不会放弃情报收集。清朝皇帝不公开设置特务机构，但背地里却用了一些手段——首先就是政治密探。
清朝的政治密探制度是从康熙时期开始出现的。
顺治入关之初，满清政府为了防止汉族文人聚众煽动情绪而禁止了结社，实际上却是没法严格执行的。在远离满清权力中心的江南地区，一直有一些以宗教为噱头的秘密反清社团存在，而且是屡禁不止，甚至经常发生暴动。
康熙亲政后，分析出江南的问题屡禁不止的背后，其实反映出满汉的民族矛盾问题依旧十分尖锐，江南的汉人官员、士绅仍然有反清的可能。
所以，为了监督南方的汉族官员，保持对南方的控制力，康熙皇帝在1707年最后一次南巡结束后，开始设立政治密探。
在江南给康熙做政治密探的都是什么人？
通过明朝锦衣卫和东厂的建立我们可以知道，古代帝王们为了皇权不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都会在官僚体系外发展一套第三方势力成为自己人。但是，问题是到哪里去找对皇权绝对忠诚的人呢？
当初朱棣正是因为对锦衣卫不放心，才建立的东厂。
利益的面前，没有绝对的忠诚。除非能找到身份地位都完全依赖于皇帝的人，甩开了皇帝，他们啥也不是。有这样的人吗？
还真有这两种人：一个是宦官，再有就是外戚。
但是，这两种人都不能用啊，两汉时期的朝政被这两种人霍霍的有多惨，敢用他们吗？
那清朝皇帝找的谁作为自己的政治密探呢？
其实，清朝还有个特殊的群体——包衣。
包衣，满语中叫作包衣阿哈，是家奴的意思。在女真人的社会中，主要是贵族才拥有包衣，包衣和主子住在一起，主子为其分配劳动任务，劳动的产出都归主子。
包衣的主要来源，其实都是女真人从其他民族掠夺的人口，主要是汉族与朝鲜族。
康熙帝在最初设立的政治密探，其实都是来自上三旗的包衣，他们主要向康熙汇报封疆大吏的日常动向与品评。
比如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是康熙家的包衣。曹寅的母亲还是康熙的奶妈，所以他自幼伴君读书，这让他和康熙的关系又近上加近，最后备受恩宠。
在康熙朝，政治密探还只是个雏形，更可怕的还在后头。因为，雍正皇帝发明了一个更变态的“秘密奏折制度”。
在雍正朝之前，官员给皇帝“奏章”，大部分都对官员公开。因为有内阁，奏章先要提交给内阁大臣，然后由内阁大臣再上奏给皇帝，所以奏章里写了什么内阁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雍正皇帝可是历史上有名的工作狂，他对掌握真实信息的欲望，肯定比朱元璋还要强。所以，雍正帝也肯定知道，下面很多人的真实想法如果对内阁大臣们不利，就肯定不敢写在奏折上。因此，雍正除了继续使用公开的奏章，还广泛使用了秘密的“奏折”。
奏折，我们看影视剧都见过，那其实是清朝特有的东西，它就是官员跟皇帝之间交流的私人文件，文件内容是不公开的。
奏折制度一出现，就意味着清朝开启了一套秘密政治，这让满朝文武人人自危，但却非常有利于皇帝控制群臣。
通过奏折，皇帝就容易验证信息的真实性了。因为他可以向不同大臣询问同一件事情，比如各地的灾情、粮价、某些官员的行径。被询问的大臣不知道其他人在奏折里是怎么跟皇帝说的，所以谁也不敢撒谎，这样皇帝就把群臣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
雍正以前，官员们可不是谁都可以向上递奏章的，品阶不够根本就不行。然而，雍正时期连地方的中层官员都可以给皇帝上奏折，这就等于全国中层以上的官员都接受皇帝的直接领导，你说满清皇帝的权力能不稳吗？
在明朝，皇帝要下达一条命令，必须通过内阁票拟，也就是说，要先经过内阁的商议，这个过程是公开的，内阁通过了才被执行。皇帝的命令发出后，还要交给六部一级一级地传达下去，这个过程也是公开的。
满清皇帝利用奏折制度，可以直接在奏折上写上自己的批示、命令，发还给官员，这个过程却是完全秘密的，除了皇帝和执行官员两个人外，连中间的部门都懵然不知。
与明朝皇帝相比，满清皇帝不用养什么锦衣卫、东厂这些特务机关，因为他们靠着奏折制度，就把全国的大臣都变成提供情报的特务了。
换句话说，从雍正开始，清朝的皇帝实行的是“秘密政治”。皇帝想做什么，得到了什么信息，可以完全隐秘，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样的制度，你说它变态不？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27">结语</h1>
不管是明朝设立的锦衣卫，还是清朝搞得秘密政治，本质上都是皇帝为了满足个人对权力的欲望，为了让皇权不受文官系统节制而扩张的产物。
明朝以前，从汉唐到两宋，是文官跟皇帝共治天下。这个阶段虽然也是君主专制，不过是开明的专制，皇权要受官僚体系的制约，皇帝不能为所欲为。
然而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事变。士大夫能够跟君主共治天下，制度上靠的就是相权。但明朝开始宰相没有了，六部尚书直接向皇帝报告，对君主负责。从此以后，儒家士大夫的文官政府再也没有能跟皇权相平衡的相权。
从明朝开始，皇帝不尊重知识分子了，甚至把读书人看成奴才和家畜。皇帝稍不满意，便在大庭广众之下，剥掉臣下的裤子，打得血肉横飞，当场打死的也不在少数。
等一下，明朝不是还有内阁呢吗？
没错，正是因为有内阁，明朝的皇帝还不能为所欲为。因为下面的奏章，皇帝的命令，都得通过内阁，皇帝要干什么相当于是公开的，所以皇帝还要承受官员的舆论压力。如果皇帝违反儒家伦理道德，那会受到百官铺天盖地的声讨，集体辞职的威胁，所以明朝皇帝还是有不顺心的时候。
然而，中国的历史发展到清朝，因为采取了秘密政治制度，也就根本不存在“舆论监督”了，所以皇权很难受到文官系统的制约，变成了绝对君主专制制度。
在满清政府内，无论是南书房，还是军机处，所有的大臣都必须绝对服从于皇帝。皇帝说什么就是什么，谁都不敢违背皇帝的意志。
中国文人士大夫这个最应该高度自觉的群体，突然集体失了声。当然，他们不是不能说话，而是在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下变得不敢说话，成为了奴才，主动将自己变成了哑巴。
满清的皇帝呢，身边的拂臣、谏臣消失了，只留下一些溜须拍马的奸臣和唯唯诺诺的奴才。他们整日沉浸在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中，直到有一天，在英国人的大炮声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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