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张璧逼宫
1923年，张璧出任首都警察总监。那时，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被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史称其为“北洋政府”，孙中山在广州还建有一个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政府，全国处于南北分治状态。冯玉祥时任陆军检阅使，统五个混成旅数万精兵驻军北京南郊，是除吴佩孚以外，北洋政府最重要的军事将领。
冯玉祥鄙视曹锟这个“贿选总统”，也不同意吴佩孚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就暗中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广东的孙中山。1924年10月22日，趁吴佩孚去山海关阻击张作霖之机发动政变，驱逐了总统曹锟，断了吴佩孚的后路，迫使吴退到长江沿线，因而控制了北京政权。冯玉祥事先与张璧有谋划。在这次政变中张璧控制的警察都带着“誓死救国”的臂章，控制首都秩序，防止吴佩孚奸细暴乱，为冯玉祥出了很大的力。
这次政变有一定的正义性，冯玉祥称之为“首都革命”。后来又邀孙中山北上，商谈南北统一国策，是有一些进步性质。但引张作霖入关并控制北京政权的后果是严重的，因张作霖的统治还不如曹锟、吴佩孚。故历家均称之为“北京政变”。“首都革命”后，冯玉祥为“革命”得更加彻底，又把矛头指向了还在紫禁城里当皇帝的溥仪。
1912年，袁世凯为迫使清廷和平交权，制定了《清室优待条例》，主要内容是一、溥仪退位后仍保留皇帝尊号，中华民国视同其为外国君主予以尊重。二、由中华民国每年拨付400万银元做清室的经费。三、清室暂居紫禁城后宫，以后搬往颐和园居住。自1917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过一次后，全国进步力量和舆论均对清室不满，认为保留这样一个“皇帝”，不定什么时候还会搞复辟，大都主张将其废为平民。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召集胡景翼、孙岳、黄郛、张之江、孙连仲、何遂、张璧等人开会，推黄郛任“摄政内阁”总理，摄行大总统职权。
1924年11月4日，冯玉祥召张璧到旃（zhān）檀寺，指示张璧协同鹿钟麟，驱逐溥仪出宫。张璧建议此事应由摄政内阁下令方妥。冯玉祥就让黄郛签署了一个《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法令。让鹿、张去办。鹿、张二人认为两人同属军人，恐社会舆论诟病，就邀请北京大学激进教授李石曾前往执行。
11月5日，鹿钟麟先是派部下四十三团团长韩复榘包围了皇宫，将警卫皇宫的部队缴了械，并在皇宫北面的景山上架设了大炮。然后与张璧、李石曾进入皇宫找清廷内务府大臣邵英，出示了国务院令和《修正清室优待条例》。条例的主要内容是废溥仪皇帝尊号，视溥仪为公民，不再给那些生活经费，还有就是立即搬出皇宫。邵英一见事情不妙，连忙陪着笑脸对鹿钟麟，李石曾说：你不是鹿相爷家的侄少爷吗？你不是李相爷家的公子吗，朝廷对你们两家不薄，何必相逼如此？这时张璧规劝说：“你们皇上享有的特权，已为社会潮流所不容，社会各界及军界都不以你们为然，要求你们搬出皇宫。我们是出于好意，保护你们出宫，以免发生意外。否则人情汹汹，我首都警察难负保卫之责。”邵英又要求宽限三个月，后又要求宽限一月、宽限十天、三天。李石曾说：“今天之事，非今天解决不可，外面很乱，若不解决，鹿、张二位很难交令。”邵英等反复入宫与溥仪商量，磨蹭到下午三时。鹿钟麟急中生智，故意对随来的丁营长大声说：”速去告诉外面的韩团长，三时已到，事情犹可商量，景山上的大炮先不要开火，再延迟20分钟。”这时已把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请来，载沣决定，立即出宫，前往醇王府。张璧等人送溥仪出宫后，立即令军警将后宫库房，殿宇全部贴上封条，清退宫内太监和宫女，派军警严加守卫。鹿、张、李三人带着溥仪交出的两颗玉玺向冯玉祥交令。冯对三人表示嘉许，命他们将玉玺交给国务院保管。
驱逐溥仪出宫，修改清室优待条例,是符合当时民意的行动，受到举国舆论界的一致赞扬。张璧在这次行动中，态度积极，果敢坚决，特别是不让溥仪等人缓期，且溥仪出宫后，立即封存后宫殿库，并派军警严加保护，防止了溥仪及宫内太监人等偷窃国家文物，把无数珍宝妥善交予人民，是立有功勋的。后来国民政府把故宫改建为博物院，张璧是首任董事之一。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绝大部分都是那时保存下来的。
五、天津事件
张璧自参加北京政变后，即与冯玉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1926年，冯玉祥被迫退出北京，那时张璧的母亲、哥哥、妹妹、侄儿、侄女一大家人都已在北京定居，家事繁杂，全靠张璧支撑，不便随冯撤离。张璧利用自己与老北洋军各派系的故旧关系，居留北京、天津，利用自己在警察部队中的老部下和在青帮中老大的地位，维持自己的权利。1928年，冯玉祥部北伐，打跑了奉系军阀，重占北京，张璧又于冯部任高参。1929年，冯玉祥策划反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张璧积极支持，作为冯玉祥的代表往返于晋军阎锡山、桂军李宗仁、东北军张学良之间，秘密联络、反复谈判，传递信息、促其联合，后曾作为冯玉祥特使，长驻东北军张学良部。
1930年4月，各路反蒋军阀拥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传檄天下，讨伐蒋介石。檄文称：“本总司令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古有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全国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挟党部以作威福者，全国人民亦必起而讨伐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原大战”。其实自北伐以后，各路“诸侯”已进入了一个争夺地盘的混战时期，无论拥冯反蒋，亦或拥蒋反冯，已都无正义、非正义之区分，如同史家评述春秋时期为“春秋无义战”一样，此时亦无义战。
由于张学良倒戈拥蒋，使阎、冯大败。奉军第二次占据了北京、天津一带。张璧原受冯玉祥重托任冯驻东北军特使。张学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蒋，不想突然倒戈攻冯，使冯部惨败，而东北军入关控制了京津地区。张璧觉得有负老友冯玉祥之重托，更恨东北军趁机抢占地盘，这就给张璧在天津事件中反蒋、反东北军埋下了前因。
1931年，蒋介石正忙于剿共，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视而不见。8月22日在南昌布置对中央苏区围剿时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没想到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发动“9·18”事变，占领了全东北。蒋介石根本没有抵抗的准备，只得诉诸“国际联盟”，国联派李顿组织调查团来华调查“谁是谁非”。日本为影响李顿调查的结果，派高级特务土肥原贤二来到天津，策划民众游行示威，表达华北民众反对蒋介石的统治，“要求自治”的民意。当时曾任直鲁联军第九军军长的李际春和张璧两个失意军人正寓居天津日租界，寻机东山再起。土肥原的策划正合二人企图在军政界再露头角的心意，就由李际春为主，联络原直鲁联军被打散的军人和天津青红帮首领袁文会、曹阳华、高鹏九等人组织了两千多人的“便衣队”。于1931年11月8日打着要求华北自治的旗牌标语向天津市政府“请愿”。当时河北省省长是东北军第二集团军司令王树常，天津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是东北军少壮派军人张学铭乃张学良之胞弟。对这些“请愿者”采取了强硬措施，武装驱散了这些“请愿者”，并逮捕了一些小头目。11月8日晚10时，李际继春看“请愿”不成，就亲率200多名便衣武装人员冲出日租界，妄图占领公安局，双方发生枪战。租界日本军借口枪弹射向日租界，伤及侨民，就沿租界筑起街垒，架设机枪，向租界外警戒。天津公安部队也沿日租界筑起街垒，阻击便衣队再次冲出租界。造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从10日持续到21日，沿日租界边缘不断发生零星交火。这就是有名的“天津便衣队事件”。
在天津发生武装冲突之时，逊帝溥仪正住在日本租界。土肥原对溥仪说：天津军警包围了租界，随时可能冲进来把你抓走，因为你是企图复辟的核心人物。目前东北已无主人，还是跟我去东北复辟帝制吧。溥仪听从了土肥原的话，于11日潜往大连。
对于“天津事件”，以往史家均言由李际春、张璧组织其行动。但从最近发现的史料：1931年11月17日，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致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的《报告》来看，张璧并未参加组织领导“天津便衣队”暴乱事件。《报告》原文载：土肥原来津后，“先与安福派交涉，结果不受欢迎。于是说服与当地保安队有联系之张璧及与一批流氓、青帮等有勾结之李际春，以及对于学忠部下颇具影响力之马廷福等，使其收买保安队，组织便衣部队，或收买于学忠部队等，另给五万元活动费；又利用驻屯军内之二、三名干部，暗中将获自关东军之武器，交付李际春使用。一切准备妥当后，按原计划参加暴动。吾人已有确切消息证明此事。当初本领事馆对上述之阴谋，略有所闻，且获谍报判明张璧已被张学铭所收买，乃于七日告知军方，万一有此计划，应尽速收手为宜。军方虽完全否认，其实已决定于八日夜十时，发起暴动。结果遭致惨痛之失败。盖因公安局在张璧一派中，派有内线，故八日当日特别加强戒备，并且保安队到时亦不按约定策应，仅余李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部队参与暴动，致遭全面之失败。”此文原载于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写的《天津便衣队暴乱》一书之115页。《报告》是天津事件行将结束时，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以“电信五五三号之一，密，最速件，对外极机密”件发往东京的。日本总领事桑岛是有名的“中国通”，长期负责天津日租界的行政治安，其《报告》应有较高的可信度。
从《报告》来看，一，土肥原到津后确实与张璧联络组织天津暴动事宜，而后张璧将此事告知了天津市公安局长张学铭，而使天津军警有所防备。二、张璧在天津的势力主要在天津保安队中，保安队也就是武装警察部队。李际春的势力主要在流氓、青帮中。三、土肥原将武器通过李际春发给了由李际春招募的流氓、青帮组成的“便衣队”。四，张璧控制的保安队没参加天津暴乱事件，武装进攻天津军警的“仅余李际春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队”。
天津事件当时，为何社会舆论均称李际春、张璧组织其事，现在看来，应是土肥原一开始确实与张璧进行了联系，而寄很大企望于受张璧影响的保安队参加暴动，再者是张璧当时的名望、地位远高于李际春。而史料证实，张璧与李际春确实不同。天津事件发生的前一天天，张璧得知张学铭联络情况被日领事馆密探侦知，恐遭不测即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后转赴大连。
张璧因天津事件牵连，受到国民政府通缉，张璧通过原冯玉祥部将领宋哲元、张自忠疏通和申诉，取消了通缉令，又回到天津。据国民党军统中将文强解放后在《文强口述历史》中讲，天津事件后，1932年军统领导戴笠受蒋介石指派到京津活动，还找到张璧帮忙。可见戴笠并没把张璧当“外人”。解放后文强曾任过两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文中称张璧为“北京著名政客”，这种政治地位，也许是最准确的。（待续）
原载2013年版《霸州历史文化丛书•名人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