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張璧逼宮
1923年，張璧出任首都警察總監。那時，北京的中華民國政府被直系軍閥曹锟、吳佩孚控制，史稱其為“北洋政府”，孫中山在廣州還建有一個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政府，全國處于南北分治狀态。馮玉祥時任陸軍檢閱使，統五個混成旅數萬精兵駐軍北京南郊，是除吳佩孚以外，北洋政府最重要的軍事将領。
馮玉祥鄙視曹锟這個“賄選總統”，也不同意吳佩孚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就暗中聯絡奉系軍閥張作霖和廣東的孫中山。1924年10月22日，趁吳佩孚去山海關阻擊張作霖之機發動政變，驅逐了總統曹锟，斷了吳佩孚的後路，迫使吳退到長江沿線，因而控制了北京政權。馮玉祥事先與張璧有謀劃。在這次政變中張璧控制的警察都帶着“誓死救國”的臂章，控制首都秩序，防止吳佩孚奸細暴亂，為馮玉祥出了很大的力。
這次政變有一定的正義性，馮玉祥稱之為“首都革命”。後來又邀孫中山北上，商談南北統一國策，是有一些進步性質。但引張作霖入關并控制北京政權的後果是嚴重的，因張作霖的統治還不如曹锟、吳佩孚。故曆家均稱之為“北京政變”。“首都革命”後，馮玉祥為“革命”得更加徹底，又把矛頭指向了還在紫禁城裡當皇帝的溥儀。
1912年，袁世凱為迫使清廷和平交權，制定了《清室優待條例》，主要内容是一、溥儀退位後仍保留皇帝尊号，中華民國視同其為外國君主予以尊重。二、由中華民國每年撥付400萬銀元做清室的經費。三、清室暫居紫禁城後宮，以後搬往頤和園居住。自1917年7月張勳擁溥儀複辟過一次後，全國進步力量和輿論均對清室不滿，認為保留這樣一個“皇帝”，不定什麼時候還會搞複辟，大都主張将其廢為平民。
1924年10月25日，馮玉祥召集胡景翼、孫嶽、黃郛、張之江、孫連仲、何遂、張璧等人開會，推黃郛任“攝政内閣”總理，攝行大總統職權。
1924年11月4日，馮玉祥召張璧到旃（zhān）檀寺，訓示張璧協同鹿鐘麟，驅逐溥儀出宮。張璧建議此事應由攝政内閣下令方妥。馮玉祥就讓黃郛簽署了一個《修正清室優待條件》的法令。讓鹿、張去辦。鹿、張二人認為兩人同屬軍人，恐社會輿論诟病，就邀請北京大學激進教授李石曾前往執行。
11月5日，鹿鐘麟先是派部下四十三團團長韓複榘包圍了皇宮，将警衛皇宮的部隊繳了械，并在皇宮北面的景山上架設了大炮。然後與張璧、李石曾進入皇宮找清廷内務府大臣邵英，出示了國務院令和《修正清室優待條例》。條例的主要内容是廢溥儀皇帝尊号，視溥儀為公民，不再給那些生活經費，還有就是立即搬出皇宮。邵英一見事情不妙，連忙陪着笑臉對鹿鐘麟，李石曾說：你不是鹿相爺家的侄少爺嗎？你不是李相爺家的公子嗎，朝廷對你們兩家不薄，何必相逼如此？這時張璧規勸說：“你們皇上享有的特權，已為社會潮流所不容，社會各界及軍界都不以你們為然，要求你們搬出皇宮。我們是出于好意，保護你們出宮，以免發生意外。否則人情洶洶，我首都警察難負保衛之責。”邵英又要求寬限三個月，後又要求寬限一月、寬限十天、三天。李石曾說：“今天之事，非今天解決不可，外面很亂，若不解決，鹿、張二位很難交令。”邵英等反複入宮與溥儀商量，磨蹭到下午三時。鹿鐘麟急中生智，故意對随來的丁營長大聲說：”速去告訴外面的韓團長，三時已到，事情猶可商量，景山上的大炮先不要開火，再延遲20分鐘。”這時已把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沣請來，載沣決定，立即出宮，前往醇王府。張璧等人送溥儀出宮後，立即令軍警将後宮庫房，殿宇全部貼上封條，清退宮内太監和宮女，派軍警嚴加守衛。鹿、張、李三人帶着溥儀交出的兩顆玉玺向馮玉祥交令。馮對三人表示嘉許，命他們将玉玺交給國務院保管。
驅逐溥儀出宮，修改清室優待條例,是符合當時民意的行動，受到舉國輿論界的一緻贊揚。張璧在這次行動中，态度積極，果敢堅決，特别是不讓溥儀等人緩期，且溥儀出宮後，立即封存後宮殿庫，并派軍警嚴加保護，防止了溥儀及宮内太監人等偷竊國家文物，把無數珍寶妥善交予人民，是立有功勳的。後來國民政府把故宮改建為博物院，張璧是首任董事之一。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台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絕大部分都是那時儲存下來的。
五、天津事件
張璧自參加北京政變後，即與馮玉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關系。1926年，馮玉祥被迫退出北京，那時張璧的母親、哥哥、妹妹、侄兒、侄女一大家人都已在北京定居，家事繁雜，全靠張璧支撐，不便随馮撤離。張璧利用自己與老北洋軍各派系的故舊關系，居留北京、天津，利用自己在警察部隊中的老部下和在青幫中老大的地位，維持自己的權利。1928年，馮玉祥部北伐，打跑了奉系軍閥，重占北京，張璧又于馮部任高參。1929年，馮玉祥策劃反對蔣介石的軍事行動，張璧積極支援，作為馮玉祥的代表往返于晉軍閻錫山、桂軍李宗仁、東北軍張學良之間，秘密聯絡、反複談判，傳遞資訊、促其聯合，後曾作為馮玉祥特使，長駐東北軍張學良部。
1930年4月，各路反蔣軍閥擁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張學良、李宗仁為副總司令，傳檄天下，讨伐蔣介石。檄文稱：“本總司令将統率各軍，陳師中原，以救黨國。古有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全國必起而讨伐之，今有挾黨部以作威福者，全國人民亦必起而讨伐之。”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中原大戰”。其實自北伐以後，各路“諸侯”已進入了一個争奪地盤的混戰時期，無論擁馮反蔣，亦或擁蔣反馮，已都無正義、非正義之區分，如同史家評述春秋時期為“春秋無義戰”一樣，此時亦無義戰。
由于張學良倒戈擁蔣，使閻、馮大敗。奉軍第二次占據了北京、天津一帶。張璧原受馮玉祥重托任馮駐東北軍特使。張學良也曾信誓旦旦宣言反蔣，不想突然倒戈攻馮，使馮部慘敗，而東北軍入關控制了京津地區。張璧覺得有負老友馮玉祥之重托，更恨東北軍趁機搶占地盤，這就給張璧在天津事件中反蔣、反東北軍埋下了前因。
1931年，蔣介石正忙于剿共，對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視而不見。8月22日在南昌布置對中央蘇區圍剿時宣稱：“中國亡于帝國主義，我們還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于共産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沒想到9月18日，日本在沈陽發動“9·18”事變，占領了全東北。蔣介石根本沒有抵抗的準備，隻得訴諸“國際聯盟”，國聯派李頓組織調查團來華調查“誰是誰非”。日本為影響李頓調查的結果，派進階特務土肥原賢二來到天津，策劃群眾遊行示威，表達華北群眾反對蔣介石的統治，“要求自治”的民意。當時曾任直魯聯軍第九軍軍長的李際春和張璧兩個失意軍人正寓居天津日租界，尋機東山再起。土肥原的策劃正合二人企圖在軍政界再露頭角的心意，就由李際春為主，聯絡原直魯聯軍被打散的軍人和天津青紅幫首領袁文會、曹陽華、高鵬九等人組織了兩千多人的“便衣隊”。于1931年11月8日打着要求華北自治的旗牌智語向天津市政府“請願”。當時河北省省長是東北軍第二集團軍司令王樹常，天津市長兼警察局局長是東北軍少壯派軍人張學銘乃張學良之胞弟。對這些“請願者”采取了強硬措施，武裝驅散了這些“請願者”，并逮捕了一些小頭目。11月8日晚10時，李際繼春看“請願”不成，就親率200多名便衣武裝人員沖出日租界，妄圖占領警察局，雙方發生槍戰。租界日本軍借口槍彈射向日租界，傷及僑民，就沿租界築起街壘，架設機槍，向租界外警戒。天津公安部隊也沿日租界築起街壘，阻擊便衣隊再次沖出租界。造成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從10日持續到21日，沿日租界邊緣不斷發生零星交火。這就是有名的“天津便衣隊事件”。
在天津發生武裝沖突之時，遜帝溥儀正住在日本租界。土肥原對溥儀說：天津軍警包圍了租界，随時可能沖進來把你抓走，因為你是企圖複辟的核心人物。目前東北已無主人，還是跟我去東北複辟帝制吧。溥儀聽從了土肥原的話，于11日潛往大連。
對于“天津事件”，以往史家均言由李際春、張璧組織其行動。但從最近發現的史料：1931年11月17日，日本駐天津總領事桑島緻日本外務大臣币原的《報告》來看，張璧并未參加組織上司“天津便衣隊”暴亂事件。《報告》原文載：土肥原來津後，“先與安福派交涉，結果不受歡迎。于是說服與當地保安隊有聯系之張璧及與一批流氓、青幫等有勾結之李際春，以及對于學忠部下頗具影響力之馬廷福等，使其收買保安隊，組織便衣部隊，或收買于學忠部隊等，另給五萬元活動費；又利用駐屯軍内之二、三名幹部，暗中将獲自關東軍之武器，傳遞李際春使用。一切準備妥當後，按原計劃參加暴動。吾人已有确切消息證明此事。當初本領事館對上述之陰謀，略有所聞，且獲諜報判明張璧已被張學銘所收買，乃于七日告知軍方，萬一有此計劃，應盡速收手為宜。軍方雖完全否認，其實已決定于八日夜十時，發起暴動。結果遭緻慘痛之失敗。蓋因警察局在張璧一派中，派有内線，故八日當日特别加強戒備，并且保安隊到時亦不按約定策應，僅餘李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部隊參與暴動，緻遭全面之失敗。”此文原載于天津市政協文史資料編輯部編寫的《天津便衣隊暴亂》一書之115頁。《報告》是天津事件行将結束時，日本駐天津領事館以“電信五五三号之一，密，最速件，對外極機密”件發往東京的。日本總領事桑島是有名的“中國通”，長期負責天津日租界的行政治安，其《報告》應有較高的可信度。
從《報告》來看，一，土肥原到津後确實與張璧聯絡組織天津暴動事宜，而後張璧将此事告知了天津市警察局長張學銘，而使天津軍警有所防備。二、張璧在天津的勢力主要在天津保安隊中，保安隊也就是武裝警察部隊。李際春的勢力主要在流氓、青幫中。三、土肥原将武器通過李際春發給了由李際春招募的流氓、青幫組成的“便衣隊”。四，張璧控制的保安隊沒參加天津暴亂事件，武裝進攻天津軍警的“僅餘李際春所召集之一批便衣隊”。
天津事件當時，為何社會輿論均稱李際春、張璧組織其事，現在看來，應是土肥原一開始确實與張璧進行了聯系，而寄很大企望于受張璧影響的保安隊參加暴動，再者是張璧當時的名望、地位遠高于李際春。而史料證明，張璧與李際春确實不同。天津事件發生的前一天天，張璧得知張學銘聯絡情況被日領事館密探偵知，恐遭不測即離開天津，避居上海後轉赴大連。
張璧因天津事件牽連，受到國民政府通緝，張璧通過原馮玉祥部将領宋哲元、張自忠疏通和申訴，取消了通緝令，又回到天津。據國民黨軍統中将文強解放後在《文強口述曆史》中講，天津事件後，1932年軍統上司戴笠受蔣介石指派到京津活動，還找到張璧幫忙。可見戴笠并沒把張璧當“外人”。解放後文強曾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在文中稱張璧為“北京著名政客”，這種政治地位，也許是最準确的。（待續）
原載2013年版《霸州曆史文化叢書•名人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