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人类历史，瘟疫是与饥荒、战争等相并列的重大灾难，黑死病、天花、鼠疫等瘟疫均造成数以亿计的人口死亡，历史惨剧曾多次上演。
伦敦大瘟疫，是伦敦悲伤之歌。
伦敦大瘟疫，是1665年~1666年间，爆发在英国伦敦的大规模传染病。在这场瘟疫中，有七万五千到十万人丧生，超过当时伦敦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它在历史上被确定为淋巴腺鼠疫，它引起了大面积黑死病，是由人通过跳蚤感染了鼠疫耶尔森菌。1665年这场传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
瘟疫的来源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来自法国，1665年4月，两个法国海员昏倒在伦敦西区特鲁里街与朗埃克路口，后来他们身上携带的病毒引起了大范围的传染。
另一种说法是说鼠疫病毒来自荷兰，这种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兰当地传播了。瘟疫袭击的第一个地区是伦敦的圣吉尔斯教区。
到1665年开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卫生条件的急剧恶化，瘟疫才大规模迅速地传播开来。
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经遍布伦敦城。当时的国王查尔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率先逃离伦敦前往牛津郡。
由于当时瘟疫传染速度特别快，人们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连人封死，严禁任何人出入。每天只是在限定的时间，由专人从窗口送进食物和水。
成千上万的病人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凄惨地死去，最多时一周死去的就不下万人。
1665年9月上旬，原来熙熙攘攘的伦敦城竟然完全变成了一座寂静的死城。
所有的店铺关了门，街上几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长满了茂盛的杂草。城内唯一能够不时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运送尸体。
最初，这项掩埋工作只是在深夜进行，后来死者人数太多了，不得已日夜进行。死者的尸体被横七竖八地装到运尸车，运到各处的埋尸坑。
记录显示伦敦的死亡人数从每周1000-2000人持续上升，至1665年9月，平均每周已经有7000人死亡。
到深秋时候，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2月，伦敦被认为安全到可以迎接国王了。而同时，由于与欧洲大陆的商贸交流，瘟疫传到了法国。
此后直到1666年9月，瘟疫仍在温和的流行。1666年9月2日伦敦遭遇大火，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著名建筑被付之一炬。但同时也烧毁了大部分遭到感染的房屋，瘟疫状况终于渐趋好转。
因为1665年淋巴腺鼠疫，疫情过后，英国政府着手大力改善各地区卫生条件，瘟疫的威胁再也没有大规模出现过。
生存危机迫使人们对黑死病的防控从蒙昧开始走向理性，建立健全了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疫情过程中，伦敦规定疫情期间禁止集会、对丧葬进行规范管理、禁止同疫区进行贸易等，建立负责隔离、检疫、清扫街道、疏通水道等规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瘟疫的快速蔓延。
此后伦敦城在大火的基础上重建，在这场瘟疫过后又获得了的新生。
伦敦瘟疫事件仅是伦敦城市经历了一个事件。对于从18世纪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伦敦来说，伦敦是一个万花筒，无论是历史、文化还是城市面貌，绚烂多姿。
塞缪尔·约翰逊曾说，“你若厌倦了伦敦，便是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拥有生活所能赋予的一切”。
因此，牛津大学伦敦史博士，历史学家的马修·格林，便专门为伦敦撰写了这样一部沉浸式的城市历史传记《伦敦六百年》。
他在《伦敦六百年》这本书中，从伦敦社会历史的六个重要时期——中世纪时期、莎士比亚时期、大瘟疫时期、工业革命前的乔治王朝时期、维多利亚时期、大轰炸和战后复苏期，重温大瘟疫、伦敦大火、戏剧文化风靡、新闻产业兴起、二战大轰炸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再现了伦敦这座超级大城市的沉浮变迁、城市面貌与风格文化的演变成形。
马修·格林没有从政治时代、王朝更迭这样的宏观角度去入手，反而是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深入历史的微观层面，放大历史大事件下鲜为人知的细节。
城市的历史由无数普通人的生活写就。那么，城市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兴起、城市与人的彼此塑造、城市风景、古老建筑、文化风气、阶层冲突、社会问题等等这些细节，便变得尤为重要。
如同剥洋葱一样，再探究戏院、酒肆、咖啡馆, 法庭、监狱、疯人院，以及伦敦的大街小巷背后的细节故事，便变得耐人寻味。
因为，这不仅会让我们从点滴的细节中感受历史的真相，让我们看到伦敦的岁月痕迹以及沉甸甸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伦敦的多元、包容与矛盾。
《伦敦六百年》记录了伦敦六个时期的城市面貌与社会生活，引领我们无限走近这座城市。
如今的伦敦，在时代的发展下熠熠生辉，同时它也改变着这个时代。过去的伦敦，既成就了现在的伦敦，而现在的伦敦，也在影响着当下的人们对于过去的那个伦敦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