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人類曆史，瘟疫是與饑荒、戰争等相并列的重大災難，黑死病、天花、鼠疫等瘟疫均造成數以億計的人口死亡，曆史慘劇曾多次上演。
倫敦大瘟疫，是倫敦悲傷之歌。
倫敦大瘟疫，是1665年~1666年間，爆發在英國倫敦的大規模傳染病。在這場瘟疫中，有七萬五千到十萬人喪生，超過當時倫敦總人口的五分之一。
它在曆史上被确定為淋巴腺鼠疫，它引起了大面積黑死病，是由人通過跳蚤感染了鼠疫耶爾森菌。1665年這場傳染病，是淋巴腺鼠疫在英格蘭的最後一次大規模爆發。
瘟疫的來源有兩種說法。一種說來自法國，1665年4月，兩個法國海員昏倒在倫敦西區特魯裡街與朗埃克路口，後來他們身上攜帶的病毒引起了大範圍的傳染。
另一種說法是說鼠疫病毒來自荷蘭，這種疾病自1599年起就在荷蘭當地傳播了。瘟疫襲擊的第一個地區是倫敦的聖吉爾斯教區。
到1665年開春，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和衛生條件的急劇惡化，瘟疫才大規模迅速地傳播開來。
到了1665年7月，瘟疫已經遍布倫敦城。當時的國王查爾斯二世以及他的家人率先逃離倫敦前往牛津郡。
由于當時瘟疫傳染速度特别快，人們不得不将患病者所住的房子都連人封死，嚴禁任何人出入。每天隻是在限定的時間，由專人從視窗送進食物和水。
成千上萬的病人就是在這種惡劣的情況下凄慘地死去，最多時一周死去的就不下萬人。
1665年9月上旬，原來熙熙攘攘的倫敦城竟然完全變成了一座寂靜的死城。
所有的店鋪關了門，街上幾乎看不到行人，路旁長滿了茂盛的雜草。城内唯一能夠不時打破沉寂的工作，便是運送屍體。
最初，這項掩埋工作隻是在深夜進行，後來死者人數太多了，不得已日夜進行。死者的屍體被橫七豎八地裝到運屍車，運到各處的埋屍坑。
記錄顯示倫敦的死亡人數從每周1000-2000人持續上升，至1665年9月，平均每周已經有7000人死亡。
到深秋時候，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到1666年2月，倫敦被認為安全到可以迎接國王了。而同時，由于與歐洲大陸的商貿交流，瘟疫傳到了法國。
此後直到1666年9月，瘟疫仍在溫和的流行。1666年9月2日倫敦遭遇大火，包括聖保羅大教堂在内的許多著名建築被付之一炬。但同時也燒毀了大部分遭到感染的房屋，瘟疫狀況終于漸趨好轉。
因為1665年淋巴腺鼠疫，疫情過後，英國政府着手大力改善各地區衛生條件，瘟疫的威脅再也沒有大規模出現過。
生存危機迫使人們對黑死病的防控從蒙昧開始走向理性，建立健全了現代公共衛生制度。疫情過程中，倫敦規定疫情期間禁止集會、對喪葬進行規範管理、禁止同疫區進行貿易等，建立負責隔離、檢疫、清掃街道、疏通水道等規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瘟疫的快速蔓延。
此後倫敦城在大火的基礎上重建，在這場瘟疫過後又獲得了的新生。
倫敦瘟疫事件僅是倫敦城市經曆了一個事件。對于從18世紀起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的倫敦來說，倫敦是一個萬花筒，無論是曆史、文化還是城市面貌，絢爛多姿。
塞缪爾·約翰遜曾說，“你若厭倦了倫敦，便是厭倦了生活，因為倫敦擁有生活所能賦予的一切”。
是以，牛津大學倫敦史博士，曆史學家的馬修·格林，便專門為倫敦撰寫了這樣一部沉浸式的城市曆史傳記《倫敦六百年》。
他在《倫敦六百年》這本書中，從倫敦社會曆史的六個重要時期——中世紀時期、莎士比亞時期、大瘟疫時期、工業革命前的喬治王朝時期、維多利亞時期、大轟炸和戰後複蘇期，重溫大瘟疫、倫敦大火、戲劇文化風靡、新聞産業興起、二戰大轟炸等一系列曆史事件，再現了倫敦這座超級大城市的沉浮變遷、城市面貌與風格文化的演變成形。
馬修·格林沒有從政治時代、王朝更疊這樣的宏觀角度去入手，反而是采用以小見大的手法，深入曆史的微觀層面，放大曆史大事件下鮮為人知的細節。
城市的曆史由無數普通人的生活寫就。那麼，城市的發展、社會文化的興起、城市與人的彼此塑造、城市風景、古老建築、文化風氣、階層沖突、社會問題等等這些細節，便變得尤為重要。
如同剝洋蔥一樣，再探究戲院、酒肆、咖啡館, 法庭、監獄、瘋人院，以及倫敦的大街小巷背後的細節故事，便變得耐人尋味。
因為，這不僅會讓我們從點滴的細節中感受曆史的真相，讓我們看到倫敦的歲月痕迹以及沉甸甸的故事，為我們展現倫敦的多元、包容與沖突。
《倫敦六百年》記錄了倫敦六個時期的城市面貌與社會生活，引領我們無限走近這座城市。
如今的倫敦，在時代的發展下熠熠生輝，同時它也改變着這個時代。過去的倫敦，既成就了現在的倫敦，而現在的倫敦，也在影響着當下的人們對于過去的那個倫敦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