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巴黎和会即将召开，这场为讨论一战后世界秩序的会议，却在召开前就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首先进入一种兴奋，甚至可以说是狂热的状态。
中国知识分子们会产生这种情绪，不完全是因为中国因向协约国（英法为主）派遣劳工而成为战胜国，更重要的是一个美国人的一句口号：公理战胜强权。
这句口号一度让当时经历过太多，且依旧在经历强权任意欺凌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未来那个由公理主导的新世界充满无限的憧憬，未来世界的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中国知识分子们陷入这种美好的憧憬中无法自拔，以至于忽略了这一口号出现的背景，以及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
<h1 class="pgc-h-arrow-right">“第一好人”与民族自决</h1>
提出这一口号的人叫伍德罗·威尔逊，是美国第28任总统。
美国总统威尔逊
威尔逊于1856年出生于弗吉尼亚，那个著名的南方蓄奴州。
威尔逊的父亲是一名牧师，按照正常的剧本，威尔逊可能会追随其父亲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但是因为在大学时意外接触到英国议会的速报，而开始醉心于政治。
但威尔逊并未早早进入政坛，在进入政坛前，威尔逊的大部分时间在大学中任教，1902年，威尔逊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
在任校长期间，威尔逊试图解决上层阶级学生问题，为此他与校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而这场大学校园内的争论后来被媒体渲染为精英与民主之间的斗争，当然，威尔逊是代表民主的那一方。
醉心于政治的威尔逊在大学中渡过半生，看似有些不得志，但福祸相依，前半生远离政治这一特点，在日后威尔逊进入政坛后却成为了他的一大助力。
1910年威尔逊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选新泽西州州长，他轻松地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刘易斯。
威尔逊能够赢得大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宣称自己与政治机器分离。
1912年，威尔逊以民主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总统大选，并以压倒性的优势当选。
学者的身份为威尔逊赢得了不少支持，人们支持他是因为当时的美国人受够了资本控制之下的极端现实的政客，相比他们，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格外有吸引力。
此起彼伏的罢工
不得不说，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为美国人带来了一定的实惠，他推出了铁路工人八小时工作制，强化了反托拉斯法，这些举措确实直击美国的一些核心社会问题。
但对于美国人而言，威尔逊也作出了一些充满争议的举措，比如，介入一战。
威尔逊之前，美国的外交原则奉行的是门罗主义的孤立原则，即美国不应该介入欧洲事务，欧洲各国之间就算杀得人头滚滚，美国也不应该管，但威尔逊却一改以往的原则，选择加入一战进而介入欧洲事务。
威尔逊带领美国介入一战不是没有原因的，一战前，美国经济规模和工业总产量已经位于世界第一，但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却远远逊色于英法。
而一战中，由于在战争前期并未卷入战争，美国经济不但没有受到损失，还依靠出售战争物资获益颇丰，这种实力与影响力的不匹配使得美国迫切地希望获得更大的话语权，一战也因为美国的介入而加速终结，一战结束后，在威尔逊看来，美国扩大影响力甚至领导世界的时机已经到了。
威尔逊在1918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十四点计划"的演说中提出，战后的世界应该遵循以下原则，包括：公开外交、公海航行自由、贸易自由、全面裁军、公正处理殖民地争议、民族自决等。
此后，威尔逊又对"十四点计划"进行了补充，提出了美国外交四项原则，包括：
1.美国无意攫取别国领土。
2.美国外交主要手段是和平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
3.美国不承认任何通过暴力获得政权的外国政府。
4.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恪守信用，遵守道义。
这十四点原则的提出，说到底是因为美国要借此寻求扩大世界影响力，甚至是获得世界领导权，但是这些原则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看来，简直就是久旱逢甘霖。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国家沦为半殖民地，丧失完整主权，列强在中国土地上肆意妄为，没有一个列强愿意听一听中国人的主张。各式的强权随意蹂躏中国人民，中国人的声音根本发不出来。
而当威尔逊提出“民族自决”、“公理战胜强权”等口号时，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民似乎看到了希望，中国人确实太需要公理，太想要自决了，一时间，中国各界对威尔逊的崇拜达到了一种近乎疯狂的程度，威尔逊的演讲在中国被抢购一空。
陈独秀对于威尔逊“公理战胜强权”的说法深以为然，他表示：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
而对于威尔逊本人，陈独秀也不吝赞美之词，他甚至称威尔逊是“世上第一个好人”。
巴黎和会前，中国方面也与美国取得联系，美国也表示愿意设法帮助维护中国权益。
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中国自身的战胜国身份，以及美国承诺的支持，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对于未来有一种强烈的憧憬，他们相信世界已经彻底改变了，中国人会在巴黎和会上拿回属于自己的权益和尊严，带着这种愿望的中国代表团，来到了法国巴黎参加那次他们认为能够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他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
<h1 class="pgc-h-arrow-right">各国的目的</h1>
参加巴黎和会的是来自27个一战战胜国的1000余名代表，其中全权代表70人。
中国代表团遭受的第一个打击来自于获得的席位上，巴黎和会按照国家大小，将席位分为3个档次：5席、3席和2席，中国获得的是2席，是不折不扣的小国待遇。
中国代表团试图通过美国从中斡旋，让中国获得更多席位，美国也确实在这方面提供的帮助，但是由于英法两国坚决反对，中国在席位方面的诉求没有获得满足。
但是席位多少并不涉及到中国的核心诉求，中国的核心诉求包括以下7点：一、废除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
以上七条归结起来其实只为实现一个目的：让中国摆脱半殖民地身份，成为有独立主权的正常国家。
《觉醒年代》中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
看完了中国的诉求，让我们再去看看其他国家的核心诉求，了解了这些，就更容易理解之后发生的事。
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一共有27个，但是以“英法美意日”五大国为核心，当然，核心中的核心是英法美。
英法美中，英法是旧殖民体系的既得利益者和坚定捍卫者，美国则是“民族自决”的新国际秩序的发起者，因此，英法两国在维护现有殖民体系这个最高利益有着天然的一致性，但是，二者之间也有矛盾，这一点在下面细说。
好了，看看英法美意日“五大”各自的核心诉求吧：
英国，其有两个身份，旧秩序下的霸主和一个海洋强国，英国的核心诉求十分简单：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英国的挑战者看似只有一个：同为海洋强国的美国。但事实上，是两个，另一个是陆海复合型国家：法国。
海洋强国称霸全球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大陆上不崛起一个单一的强权。
于是，英国的行为逻辑就呼之欲出：一方面，想方设法给美国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新原则使绊子，不能让民族自决代替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不能让欧洲大陆上崛起一个单一的强权，原本想成为单一强权的德国已经被打趴下，不能让法国在德国的尸体上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单一强权，也不能让德国太快的缓过劲来，再次获得成为单一强权的机会。
理解了这点，就理解了英法之间的矛盾，也就理解了为什么英国要对德国施加的制裁比法国要轻。
法国，一战中损失最大的国家，名义上的世界老二，世界殖民体系第二大受益者，陆海复合型国家。
陆海复合型国家的身份让法国有一个优势，法国有机会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单一强权。
于是，法国要求对德国的制裁是最严厉的，而且，法国方面还简单粗暴的要求将德国的工业设施与各类资源运到法国以弥补法国在一战中的损失。所以法国是要求瓜分德国利益最强烈的国家。
美国，实际上的世界第一强国，旧秩序的挑战者，新秩序的发起者，美国幅员辽阔，各类资源丰富，并不需要太多海外殖民地，当然，也没有多少海外殖民地，基于这样的原因，美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维护世界殖民体系，所以美国提出民族自决，如果各国真的同时撤出殖民地，英法的损失比美国大的多的多。
美国也是一个海洋型国家，其外交基因里也有英国的“均势外交”的传统，只不过美国的盘子更大，并不只集中在欧洲大陆，而放到整个世界，于是，美国希望的是欧洲（包括英国在内）存在多个势均力敌的国家，所以美国主张对德国的惩戒是最轻的。
当英国与法国为德国的赔款分配方式是：法国50%，英国30%，还是法国58%，英国22%争得不可开交时，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美国一分钱也不要。
美国之所以这样“大度”是因为当时美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美国商品在全球竞争中都享有优势，美国资本集团们从国内市场上赚取巨额资本，欲在国际上寻求投资对象，然而，由于一些政治原因，美国的资本和商品无法进入一些国家和地区，巴黎和会上美国最大的经济诉求就是“门户开放”原则，让美国的资本与商品更加顺畅的进入世界各地。
政治上，美国希望推广其民族自决新理念，途径则是要创立一个叫“国联”的组织，美国对于瓜分德国等战败国其实没有多大兴趣，推广其“民族自决”的理念，建立“国联”才是美国的最高诉求。理解了这些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日后威尔逊出卖中国利益的前因后果。
巴黎和会“三巨头”
相比于英法美，意大利和日本的格局就要小一些了。
意大利的目的就是抢点地盘，具体是得到阜姆港，以使其成为意大利在巴尔干的扩张基地。
而日本的核心诉求则是扩大其在亚洲和太平洋的势力范围，具体做法就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
<h1 class="pgc-h-arrow-right">谁的山东？</h1>
山东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7年，山东发生“巨野教案”，德皇威廉二世表示，中国人终于给我们提供了梦寐以求的纠纷口实，迅速出兵占领青岛，并逼迫清政府签署租借胶州湾99年的条约。
德国以胶州湾为依托，迅速将其实力范围向山东其他地区渗透，山东成为德国的实力范围。
1914年一战爆发后，日本不顾中国反对，悍然在中国领土上对德宣战，强行控制了山东，并占有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日本威逼利诱北洋政府签署“21条”，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让渡给日本。
袁世凯对于日本的要求本来十分愤怒，但是当时的情形下又不敢公然得罪日本，只能以谈判的手段希望日本降低要求，又在执行过程中消极应对。
但是，日本侵占山东之心早已有之，不会因为袁世凯消极应对就搁置，日本的势力很快就遍布山东。
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当然不可能在山东享有任特权，而同为战胜国的中国和日本诉求相左，中国希望收回山东的所有权益，日本则希望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
<h1 class="pgc-h-arrow-right">“种族平等”与威尔逊的背叛</h1>
在会议的最初阶段，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态度稍稍倾向中国一些，但是之后，两件与山东议题无关的事却让威尔逊最终选择放弃中国权益以拉拢日本。
第一件事是意大利的退出，意大利虽然也是大国，但是在协约国中出力较少，且战争前期有脚踩两只船之嫌，其提出的获得阜姆港的要求被英法断然拒绝，意大利总理奥兰多愤然离场，五大国变成了四大国。
而这在这个时候，日本方面提出了一个看上去无比正确的原则：种族平等。
日本方面同时希望：将“种族平等”这一原则写进“国联”盟约。
日本提出种族平等的要求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在欧美，尤其是美国，排斥亚裔的呼声很高，臭名昭彰的“排华法案”就是其中明证之一，当然，当时在美国投资和居住的日本人影响力比中国人要大，所以某种意义上讲，日本受到美国种族主义的困扰比中国更大，基于这样的现状，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明确提出了种族平等这一原则，要求欧美各国停止对日本人或亚裔的歧视。
就事论事而言，日本提出这个原则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在这件事上，同为黄种人的中国与日本有着共同诉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看似对中国有利的提议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最终让列强，尤其是美国在山东问题上由同情中国，变为倒向日本。
排华法案
日本关于“种族平等”的提议在今天看来十分正确，但是在当时英法美三国国看来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就英法而言，种族平等严重影响他们的殖民利益，是断然不能接受的，对于美国而言，当时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声音高涨，任何政客在涉及种族问题上都必须小心，而且，威尔逊本人也可以说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威尔逊是个坚定的种族隔离主义的支持者，威尔逊童年时光在弗吉尼亚州度过，那时南北战争还未开打，奴隶制依旧盛行，不知这对威尔逊种族隔离主义思想是否构成影响。
这看起来有些矛盾，强烈支持“民族自决”的威尔逊却强烈反对“种族平等”，确实是一件有些魔幻的事，总之，这件事的结果是，日本关于“种族平等”提议被英法美三大国否决。在这件事上，日本极其失望。
在“种族平等”这件事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感觉自己欠了日本一个人情。
当时意大利已经退出，日本又表现出对大会的失望，如果之后因为一些原因让日本也退出，威尔逊成立国联的愿望或许就将付诸东流，而成立国联是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因为日本退出而徒增变数，实在非威尔逊所愿意看见的。
巴黎和会的日方代表牧野男爵老奸巨猾，看准这个机会，在意大利退出的第二天立刻提出要讨论中国山东的归属问题，这次牧野男爵态度强硬，称如果不答应日本的要求，日本立刻退出巴黎和会。
1911年，英国曾与日本建立“英日同盟”，且在这个问题上，二者已经建立了密约，所以英国选择支持日本，法国也随英国选择支持日本。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美国总统威尔逊也以中日双方有1915年“二十一条”为由，支持了日本在中国山东的特权。
威尔逊之前支持中国，有出于道义上的考虑，但是如今转而支持日本，则是完完全全的利益使然，为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威尔逊抛弃了之前坚守的道义。
只是，其他几个国家经过一番讨论就将他国权益让与别国，这不是强权又是什么？
利益面前，公理终究没能战胜强权。
在《觉醒年代》中，美国总统威尔逊对中国代表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以此来为其出卖中国利益辩解，但是，不知威尔逊是否想过，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与日本签署的二十一条。
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的所作所为也让中国的有识之士们认识到：公理的时代远未到来，这依旧是个强权主宰的世界。
要想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唯有增强国力一条路可走。
经历过挫折的中国人终于开始觉醒。
当然，暂时是弱国这一事实难以迅速改变，但这也不意味着在受人欺凌时只能忍气吞声，中国外加官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义正言辞的反驳日方观点，在全世界面前发出了中国的声音。
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此来表明决心。
而且，这还没完，中国外交家们仍没有放弃对山东权益的争取，尽管话语权远不如日本方面，但他们仍旧四处奔走，他们的努力并不完全是徒劳的，很快，中国就得到了一个新的与日本针锋相对的讨论山东问题的机会，新的战场，在华盛顿。
参考文献：
[1]路聪.“十四点原则” 威尔逊的和平理想为何落空[J].国家人文历史,2019(06):54-58.
[2]邵雍.山东问题与巴黎和会[J].群言,2019(03):49-52.
[3]马建标.“受难时刻”: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裁决与威尔逊的认同危机[J].近代史研究,2018(03):23-38+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