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唐绍仪与袁世凯决裂并辞任内阁总理后，42岁的他代理内阁总理一职，成为民国第二任总理。
他出身于上海平民之家。他的父亲是最早一批基督教传教士之一，见地不一般，通达务实。
小时候他进了上海广方言馆“习夷语”。上海广方言馆，是清政府总理衙门主办的、除北京的同文馆之外的另一所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的洋务学校。
22岁时，学业有成的他奉命指派到清政府驻俄公使服务。驻俄公使许景澄对他赏识有加，他从使馆四等秘书兼翻译，升至二等参赞。
这个平民出身、未沾染官场恶习、积极进取的年轻人，在任驻俄外交官时，精通俄语、英语、法语，英俊潇洒，谈吐文雅，经常身穿笔挺的西装，而非旧式清廷驻外人员的长袍马褂，顶戴雕翎、面无表情，再加上他跳舞交际娴熟，有一个美丽的比利时小姐培德.博斐喜欢他，并嫁给了他。培德小姐出身将门，才貌出众，学识渊博，两人的异国情缘冲破偏见，终于在他28岁时在俄国举办了婚礼。
1901年“东三省交还交涉”事件中，他担任驻俄公使杨儒的翻译，杨儒是清政府全权大臣，难在忍受俄方威逼和羞辱，死在任上。
辛亥革命爆发，远在彼得堡的他，回到北京，在唐绍仪的内阁中，出任首任外交总长。
在民国外交部，忍辱负重的他大刀阔斧改革，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其中包括刚从哥伦比亚大学回国的“外交奇才”顾维钧。
他请大翻译家林琴南写下“不忘马关”四个大字，悬挂在总长办公室内，警醒着自己。
内阁总理唐绍仪做了3个月，中途辞职，在袁世凯的操纵下，他继任内阁总理。
他性格善良而软弱，本是一书生，超然政治派别，他做内阁总理不到3个月便辞职。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迫使袁世凯政府答应。袁世凯起用在野的他再次出任外交总长，代表中国与日本就“二十一条”谈判，并令他签字。“二十一条”被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国民上街声讨外交次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 还有他。
这是他政治生涯上重要污点，背负“卖国”骂名。
一战胜利后，作为胜利国之一的北洋政府派出身为外交总长的他、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成五人代表团，他作为团长，去巴黎参加巴黎和会。
这时，国内爆发“五四”运动，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亲日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1919年6月28日的凡尔塞条约签字仪式在巴黎凡尔塞宫举行。巴黎和会上的他围绕山东问题的抗议与交涉失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代表团的轮船回到上海吴淞口时，受到国人夹道欢迎。
1926年他的外国妻子去世后，第二年，无儿无女的他便辞去驻瑞典公使之职，告别官场，在比利时布鲁日的圣安德诺修道院出家，成为一名修道士。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现代史上唯一的一位“修道士总理”病逝，终年78岁。
他的恩师许景澄曾评价他：你学外国学得彻底，连太太都娶了外国的。将来假若没有儿孙，你太太先你过世，希望你进修道院去，这是外国的习惯。
许景澄的话“有毒”，他的人生轨迹正是如此。
他是陆征祥，一个出身平民的弱国外交官，晚年却在比利时当洋和尚。
另外，许景澄是清政府第一代外交官，是近代史上最早看到新疆帕米尔高原并写下《帕米尔图说》的人。在义和团运动时，他反对攻打外国使馆，被慈禧太后处死。
资料来源：《民国总理档案》，人民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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