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年九月二十一日，北京城中举行了一场隆重的丧礼。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六部九卿，就是张廷玉也放下手里的工作，前去参加了这次丧礼。如此规模，让人不禁联想，应该是哪一位王爷或是朝廷重臣去世了。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死者的身份不过是普通百姓，是当时京城中一个颇有名气的石匠，名字叫俞君弼。既然死者是一个石匠，却为什么能举行如此特大隆重的丧事呢？却又为什么能招致这众多的达官贵人来到死者灵前弯下那高贵的腰，屈下那高贵的黄金膝？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为了一个“钱”字。
原来这俞君弼不是一个普通的石匠，用现在的话来说是一个高级的包工头，承办的都是皇家大工程，银子自然有的是。那时工部承办一件皇家工程，要先派大臣勘估，然后由户部拨款，最后再由承修大臣指定具体承办工匠。
所谓的皇家工程说白了都是腐败工程，参与修建的户部、工部，乃至内务府官员，从中都有分成，基本上工程款的70%都被这些蛀虫拿走了，剩下的才是用工用料。
不过对于具体承办工程的工匠们来讲，反正也是水涨船高，尽量将工程的预算加大，这样加来加去，羊毛出在羊身上，用的都是国库的银子。
俞君弼和工部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几乎参与了每件工程的建造，几十年下来，积攒了一大笔家产，据说有上百万两之多。
遗憾的是，有着如此身家的俞君弼居膝下居然无子女。于是他生前便收了许多干儿子，干女儿，干孙子。这不人刚断气，这些干儿干女们便想着如何继承家产。
俞君弼有个干儿子名叫许秉义，此人跟随俞君弼多年，活动能力也强，和朝廷的各部的官吏很熟，他便想独吞家产。可是自己毕竟名不正言不顺，难以压倒俞家族人和其他干儿干女。于是，他便施展自己的交际能力，上演了这出大戏。
许秉义找到了时任礼部侍郎兼内阁学士的许王猷，送上了一份厚礼，连了宗家。再又托许王猷出面，邀请满朝文武大臣来参加丧礼。并许诺，凡是来参加丧礼的，按官位品级，付给为数不等的酬银。一品大臣可得三千两，小官可得五百两。
俗话说“千里做官只为财”，到灵前走一趟，即可得几百上千两银子，而且又有许学士出面邀请，既尽了人情，又得了银子，这种美事哪里找去？怪不得那些一品大臣，当朝宰相，三朝元老，也得顾不上体统，来到俞石匠灵前祭拜。
话说许秉义有了许王猷的撑腰，又有这么多文武大臣前来，吓得俞姓族人和其他干儿干女们都不得不退避三舍，眼睁睁看着许秉义一人来独吞这笔财产。却不知，平空里出了风波。
俞家的丧事办得如此热闹风光，登时就轰动了北京城。一传十十传百也就传到了皇宫，乾隆一听文武百官竟然罢工去给石匠奔丧，顿时火冒三丈，决定要整治整治这股歪风邪气。
乾隆立即派出亲信大臣鄂善前去严厉讯问。鄂善是满洲镶黄旗人，早年当过三等侍卫，后来又当过云贵总督，现任九门提督、兵部尚书。参加吊唁的大臣们听说皇上派出额善来调查，一个个赶紧向俞家追回吊唁的名帖，装作没事人一样。
可是这件事并不难查，纸包不住火，鄂善稍一调查，大臣们参加吊唁的活动真相立即暴露。鄂善调查清楚后，向乾隆一一禀报，乾隆既气愤又伤心，批准对参与吊唁的几个为首大臣进行处理。乾隆伤心地下谕说：“你们这些大臣竟然不顾尊严去向个石匠低头跪拜，你们不自爱，但国家体面也不顾了吗？”
令乾隆更加气恼的是，有个顺天府尹张鸣均，一听说皇上要查办俞家丧事，没有请示，就私自派人到俞家去挖起二亡两埋在地下的银子据为己有。
乾隆对满朝文武大臣失望至极，惟有鄂善深得赞许，乾隆还称赞他干练、廉洁，赏赐他紫禁城骑马的殊荣。乾隆以为这样一奖励，一处分，文武百官就会从中接受教训，一切都会步入正轨了。谁知事情远非乾隆想得那么简单。
此案处分决定宣布不到两个月，乾隆忽然接到御史仲永檀的一道奏折，弹劾九门提督鄂善这次在处理案件中也接受了贿赂银子一万两，是俞石匠过嗣的孙子俞长庚送的。
乾隆看了奏折十分恼怒，鄂善是他最亲信之人，岂能在处理案件中收受贿赂，这肯定是那些被处罚的官员们心中不服气，故意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来打击鄂善。于是乾隆下令要治仲永檀的罪，不过乾隆也不是昏君，他马上派人调查，结果还真如仲永檀所言，鄂善果真收了一万两贿银，这让乾隆大为震惊。
乾隆将鄂善召来询问，开头鄂善还不承认，后来乾隆对他说，只要承认了就可以从轻发落，如果拒不认罪就从重治罪。额善信以为真，于是便承认了是自己一时不慎，收了别人的银子。乾隆伤心极了，赐鄂善自尽，这也算是这场石匠丧事引出的最后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