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时刻」主题征文 二期#
昆明西北郊，大普吉。1946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位带着眼镜、有点谢顶的中年人关闭了一个搬迁一空的宽大院落的大门，挂上一把锁，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倾注六年来的辛劳与期盼的地方，他高兴又安详的说“走了，这回真的走了！”因为，抗日战争胜利已经一年，这个因为战争的缘故而修建的大院的历史使命宣告终结。
这个建成于1940年，由一排排平房组成的、几乎有一个足球场大的院落，比起周围那些大量低矮、古老、简陋的民房，它是那样气派和壮观！青瓦白墙、整齐洁净，在大普吉的红土地上，它又显得那样秀丽！
在附近农民的眼中，这个大院还有点神秘。这里不是学校，但他们以教授、老师相称；这里不是军营，但却架设着无线电台；这里不是工厂，但会传出机器运转的声音。进出这个大院的，除了里面那些身穿长袍或西装的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工作人员，还不时有“老外”和达官显要光顾。
这片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平房大院的主人和建造者，就是名扬四海的清华大学，这里是清华大学农业、无线电学、金属学等三个特种研究所（以下简称“清华三所”）的驻地。那位最后一个人锁上清华研究所的大门的中年人，就是清华大学金属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余瑞璜。
<h1>“清华三所”搬迁大普吉</h1>
抗日战争时期，南迁昆明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建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但西南联合大学只是这三所名牌大学本科教学阶段的联合，并不包括各校的研究所。研究所仍由各校自行举办。除了培养研究生的研究所，清华大学还举办了农业、航空、无线电学、金属学、和国情普查研究所等五个特种研究所。这五个特种研究所是“九·一八”事变后，清华大学与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航空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等合作开办的、直接为军事经济服务的科研机构。
开初，农业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设在西南联大理学院驻地昆华农校，继而迁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内；航空研究所扎营北门街71号，并建造了五英呎口径的风洞；无线电研究所址设在威远街才盛巷二号；国情普查研究所所址则设昆明青云街169号。敌机对昆明的轰炸开始后，为了避免时常遭到的空袭干扰，使科研所安全并能稳定地进行工作，清华大学便选择了大普吉省立第一农事试验场向试验场作为特种研究所的基地。
大普吉村位于昆明西北部长虫山和玉案山之间的坝子的北端。据说，“普吉”是彝语的音译。在彝语中，“普”为庙，“吉”为岔路口，意思是“岔路口有庙的地方”。这个“岔路口”，是个三岔路口。向西北的路通往富民县城和禄劝县，向东北的路，通往散旦和款庄。庙，就是土主庙。明代，这里成为军屯之地，横山水洞的开通，有了自流灌溉，这一带人口逐渐增多，大普吉形成集市，被叫做“大普集”。
不过，直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于这里的“岔路”所通往的地区多属山区、比较贫瘠，路也仅止是人走马踏的小路，人流量不大。辛亥革命后，1912年，云南省在大普吉成立了最早近代的科研机构——省立农事实验场。直到1939年，昆明经大普吉到富民县城的公路通车，交通才显得方便起来。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机的轰炸，昆明城内的人除了“跑警报”，也有大批单位和个人疏散到郊区农村居住。大普吉、龙院村一带离城不算太远，只有七、八公里路程，西南联大的新校舍建在城北，为了到学校上课方便，大普吉、龙院村一带便成为疏散比较集中的地方之一。
省立第一农事试验场成立于1912年，是云南省最早的近代科研机构之一，主要进行农作物、家畜的良种的培育和病害防治研究。该场占地范围很大，有上千亩的良田和山地。清华大学向省立第一农事试验场购买了100多亩土地，一边设计和建盖房屋，一边架设输电线路。工程进行的很快，1940年年中，房屋建设完工，“清华三所”便搬迁进来。其他两个研究所，航空研究所迁到北郊北龙潭漾坝箐，国情普查研究所迁到呈贡文庙内，农业研究所的昆虫研究组仍留在西南联大校址内。
“清华三所”大院南北长100米、东西宽50米，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大院由整齐的平房围合，仅在西面面对公路开了两道拱形大门。内部由三排东西向的平房，将大院分为贯连相通的三个院落。房屋虽然皆为土木结构、坡面瓦顶的简易平房，但举架较高，墙体厚实，门窗宽大，檐口下安装有雨槽，三合土或木板地面。整片建筑朴实大方而不失气派。
无线电学和金属学研究所共同使用了北边的四合院，农业研究所使用了南边的四合院，中间是公用的图书馆、饭厅和厕所等。图书室的建筑体量较大，既供阅览图书之用，也是学术交流场所。同时也是全大普集三所工作人员的社交和文艺活动的场所。各研究所分别拥有的十多间房屋、有实验室、工作室、办公室、资料室和宿舍等，房门上有木制金字的英文标牌，一切都井然有序。
搬进新居的清华三所，逐步把来之不易的设备仪器安装起来，继续他们的工作。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们的设备仪器是国内相关学科中是最先进的。农业研究所配置有齐全的电生理仪器如蒸汽杀菌器、干燥器、定温箱、显微镜、切片机等；无线电研究所有一套小规模真空管制造机器，一套精密无线电仪器设备，还有无线电台二座；金属学研究所有当时大后方唯一仅存的可用于研究的X光设备，还安装了高压变压器，摄制劳埃照片器、粉状晶体照片器、转动晶体照片器、石英管和真空抽气机等。
那时，在大普吉附近的龙院村，还居住着西南联大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数学系教授杨武之、赵访熊，姜立夫，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地理气象系教授赵九章、外文系教授吴达元、杨业治等教授及清华办事处的一批工作人员；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化学系教授黄子卿居住于陈家营村，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余冠英等也在这里住了近两年；社会学系教授潘光旦则居住于大河埂村。这些教授大多都带有家眷，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当时还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随父母及兄弟也居住在这里。此外还有中国医药研究所、云南地质调查所也在这一带。因此由东到西，大普吉、陈家营、大河埂和龙院村这几个相互距离不到两公里的村落，形成了一个著名的文化中心。“清华三所”就是这个文化中心的核心。
<h1>丰硕的科研成果</h1>
由于清华大学特殊的背景，清华三所的负责人及主要研究人员，如戴芳澜、俞大绂、裘维蕃、汤佩松、殷宏章、娄成后、任之恭、叶楷、孟昭英、范绪筠、吴有训等都曾在美国的名牌大学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并在学术研究上崭露头角。他们都对自己贫弱的祖国深怀热恋，回国后倾心于祖国现代科学的建设与发展，并迅速站在这些学科前沿，他们一方面在大学任教，建立学科体系，培养人才，一方面潜心于科学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成为我国科研的领军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之情，与祖国同甘苦、共命运。来到大普吉这样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在这个走在科技前沿的实验室里，用自己的知识和才华，从事面向战争和未来需要的科学研究工作。大普吉虽然地点偏僻，但他们与国际国内科学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们几乎每周有一个下午在图书室召开学术讨论会或工作进度报告会，不时请所外的学者作学术讲演或进行专题讨论。他们通过中英科学合作馆和其他渠道，利用难得的“使节书信交换”条件航空运进急需的图书报刊，获得大量珍贵信息，并寄出要及时发表的论文。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迅速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清华三所”中，与军事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无线电学研究所。当时，他们沿两条主要研究路线开展工作：一是真空管的装配技术和半导体性能的理论研究；二是对无线电频波通过地球介质和电离层进行传播的理论和实验研究。他们研制成功我国的第一个电子管，为中国的电子学研究开辟了道路。他们研制成功的军用秘密无线电话机、直线调幅器、航空无线电定向器等由中央电工器材厂、无线电器材厂等工厂大量生产后直接用于战场。
为了适应国外技术的新发展，他们还进行了调速电子管超高频振动器、氧化铜整流器、栅柱束射、短波定向仪等若干项研究。其中，在“氧化层阴极之发射”课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于固体电子学的发展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半导体的广泛应用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金属研究所是中国的第一个专业金属研究所，他们的X光研究设备，是当时大后方唯一仅存的可用于研究的X光设备。因此，他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从“康普顿效应”的应用研究入手，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着重研究金属及其合金的构造和性质。几年来，他们在“配合X射线数据决定晶体构造之新法”，“由X射线的相对强度，决定晶体的第二种熄灭系数”，“锌锑合金单晶之制成”，“一系高热电压合金之发明及进一步改进”，“锌锑合金之X射线研究”，“应用‘决定晶体新法’作锌锑合金及麻黄素的晶体构造分析”，“探讨铸铁性能”等课题都有显著成果。通过这些研究，总结出用X射线研究晶体结构的最为实用和有效的方法——“Ｘ光结构分析新综合法”。这是用X射线研究晶体构造一大突破，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认为开辟了Ｘ光强度统计学研究的新领域。
他们应用研究成果，直接面向西南各省建立的金属工业服务，主要与工厂在冶炼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技术合作。如他们分析了云南、贵州的硬铝石铝矿，研究提炼方法；与滇北矿务公司研究解决铜、锌、铅的冶炼技术问题；帮助川康铜矿管理处某区解决铜矿杂质的处理问题；军工方面，他们为昆明海口某兵工厂研制出有强韧弹性而无磁性之合金，作某种兵器上的弹簧丝之用，还为贵阳某兵工分厂拟定可行的利用某种废合金钢的冶炼方法。
农业研究所植物病害组对云南经济植物及植物病害等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了《云南经济植物病害之初步调查》和《对于改进我国植病事业之一建议》；结合昆明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作物、果木、蔬菜病害的病原菌进行生理分化及防治研究，寻找出科学的防治方法；在抗病育种方面也取得较好成果，培育有抗病力强、产量高、早熟、质佳之优良品种多种，交与当地有关机关准备推广。他们开展了我国真菌的系统调查和分类，开始了漫长的中国真菌资源全貌的调查整理工作，为建立我国真菌体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同时，在真菌的分类研究中，率先引入了遗传学观点，使得真菌分类更加科学合理。结合真菌分类研究，他们还针对云南食用真菌丰富的特点，对其中不乏美味的食用真菌，如鸡枞、木耳、香菇、松茸菇、猴头菇、金针菇、竹荪、牛肝菌等进行了深入研究，探寻稳定的栽培方法。
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的研究工作可分为两大部分，其一是探索生命奥秘的基础理论研究。此类工作包括“生物新陈代谢及氧化过程”、“生物之生长与发育”和“生物感应性之研究”。在国内外有关的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共计80余篇。其二是生理学在农业和工业上的应用性研究。他们利用云南所产的蓖麻籽油制造动力机械润滑油；用乌柏蜡和蓖麻油混合配方制成了当时极为短缺的进口蜡烛代用品，并制造了生物切片所需的石蜡。进行农作物春化作用及生长素之研究，提取了的生长素并运用生长素对油桐树插条进行了生根试验；以电解方法制造各种有机药品，如葡萄糖、氯酸钾，除莠剂等。此外，他们还荸荠中提取出一种新的抗菌物质，命名为“普吉因”，这是国际上首次报道在高等植物中发现的一种抗生素。他们还开展营养研究，对战时昆明军队与大学生营养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对昆明菜市中各种蔬菜、水果中所维生素丙的含有量进行了分析。关于理论研究方面，植物生理组先后
1942年2月，“英国驻华文化科学代表团”在生物化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李约瑟的带领下到达昆明，第一站就对大普吉的“清华三所”进行了考察。“清华三所”的研究成果和精神使他大为感动。他认为：“我们这些科学前哨同仁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协助抗战军人完成了一次最大的扼制侵略的业绩。”他甚至打算将他们的工作基地也设在大普吉。李约瑟在离开大普集及战时中国近30年后，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扉页的献词上还特别表达了他对汤佩松和“大普集战时研究室”的怀念。
<h1>英才库和院士之乡</h1>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当年居住工作在这个大院中的科技人员，都是当时和后来赫赫有名的专家学者，可谓“英才荟萃、群星灿烂”。
“清华三所”在大普吉期间，既有固定的研究人员，也有协作单位的研究人员到此就某一个项目进行短期研究，同时，还为准备出国留学的人员提供培训。据不完全统计，在大普吉工作生活过的科学家先后有60多位。
在吴有训、戴芳澜、俞大绂、裘维蕃、汤佩松、殷宏章、任之恭、叶楷、孟昭英、范绪筠等著名科学家的带领下，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迅速成长起来。此期间在清华三所工作过的年轻人，大多先后出国留学，归国后为新中国相关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创造了新的辉煌。
在这篇短文中，我们无法一一列举他们对我国科技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也不可能详细介绍他们在各自科研领域的取得的辉煌成果，但是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他们在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大普吉工作生活过的60多位研究人员中，后来有20人得到国家和学术界给予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院士，占了全部人员的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可以说世上绝无仅有，堪称历史奇迹。他们是：吴有训、戴芳澜、汤佩松、余瑞璜、俞大绂、殷宏章、孟昭英、裘维蕃、沈善炯、吴征镒、娄成后、曹本熹、王伏雄、徐仁、张恩虬、毕德显、慈云桂、陈芳允等18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家翘1962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戴振铎1987年当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陈芳允还是“两弹一星”奖章获得者。
其他40多人绝大多数也都是国内外著名专家，成为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的中坚力量。说清华三所是一所英才库，毫不夸张。这应该是清华三所对国家最大的历史性贡献。
在大普吉期间，有一项重要活动也应该载入史册。那就是以清华三所的主要研究人员为主体的学术交流会——“中国皇家学会”。
1940年，刚从英国回国到金属学研究所任教授的物理学家余瑞璜，看到大普吉科学家众多，学术氛围浓厚，他萌发了建立一个类似英国皇家学会组织，促进和推动科学交流的想法。英国皇家学会起着全国科学院的作用，皇家学会会员就是通常所说的科学院院士。于是，余瑞璜发起组织了一个以清华三个特种研究所科学家为主、加上家住附近在西南联大教授参加的学术交流集会。
这个定期举行学术交流会的地点就在大普吉与龙院村之间的一家农村小茶馆内，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集会时由每人轮流作自己的工作报告或进行专题讨论。集会是在无拘无束的形式下进行的，既无正式组织形式，也无正式负责人，只是在每次会后推举出下次集会的召集和主持人。参加的人员主要有清华三所的吴有训、任之恭、余瑞璜、范绪筠、孟昭英、汤佩松、殷宏章、娄成后等八人和住在附近的赵忠尧、黄子卿、华罗庚、赵九章及从城里赶来的王竹溪、张文裕、戴文赛等，一共15人左右。当时，这批人最高年龄为43岁(吴有训),最低年龄为28岁(范绪筠),平均年龄为33岁。人数虽少，专业却涵盖了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许多方面。
余瑞璜在首次集会上说：“英国皇家学会就是由少数几位热心的科学家以友谊集会学术交流方式开始的。”余瑞璜的这句话，虽然点明了这个学术交流会的目的和抱负，但是，他们并没有使用“中国皇家学会”这一名称。“中国皇家学会”只是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使用的代称而已。不过，这个学术交流会的意义和作用却不可低估。
这种跨学科的学术交流，直接产生了一批不同学科科学工作者协作完成的科研成果。如生物学家汤佩松和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合作完成的论文 《细胞吸水的热力学处理》，提出解释植物细胞水分关系的热力学理论,首先引入了水势概念，实现了植物细胞内外水分运动描述体系的历史性变革。国际上普遍地完成这种转变，是20多年之后，他们的论文“已远远超越其时代”。又如汤佩松, 余瑞璜,赫崇本,沈淑敏合作用“射线衍射方法研究家蚕吐丝过程中晶体结构的动态行为”的实验论文,开创了晶体结构学与生理学结合的先河；汤佩松与任之恭合作进行了微波照射种子和其他生物材料的开创性研究，又开了辐射生物学之先河。这种不同学科的合作，至今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大普吉的“中国皇家学会”由于战争的胜利而结束。正是余瑞璜，这位“中国皇家学会”的发起者，最后一个离开清华三所基地，悄然关闭了沉重的院门。但是，他的愿望不久成为了现实。1948年3月，中国最早的院士以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形式诞生。大普吉的“中国皇家学会”中，吴有训、赵忠尧、华罗庚、汤佩松、殷宏章、俞大绂等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建立后，在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士172人名单中，余瑞璜、华罗庚、吴有训、赵忠尧、汤佩松、俞大绂、殷宏章、黄子卿、赵九章、王竹溪、孟昭英等11人赫然在列，后来张文裕于1957年、娄成后于1980年当选，大普吉“中国的皇家学会”15名成员中，除居留美国的任之恭、范绪筠和戴文赛外，13人成为院士。
<h1>艰苦而又乐观有趣的生活</h1>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的回忆录《为接朝阳顾夕阳》中说：“这段时间内在生活上愈来愈艰苦，工作上由于物资的来源和供应愈来愈困难也更加艰苦。而正由于此，我们之间也愈来愈团结，意志愈坚强。无论是在工作中，在生活上，总是协同一致、互相帮助。”
战争时期，大普吉人的生活同样是异常艰辛的。吴有训一家的生活与众多教授一样，陷入窘迫之中。开始尚能勉强维持，到了1942年，物价飞涨，靠工资收入已经难以维持温饱。为了生活，他的夫人王立芬承揽了为驻滇美国空军加工布绣臂徽活计，还刺绣一些有中国特色的绢面手帕出售给美军。
为了改善生活，他们许多人自己种菜。殷宏章的女儿殷蔚荑回忆说：“平时买不到菜及粮食,要等每周一次赶街子(集市)才能买到。其它生活用品则要跑到城里去买。……在自家房前开辟一个小菜园，父亲将地划分成小块,分给我们每人分管一块,不外乎种几株西红柿、辣椒、菠菜及云南特有的一种苦菜。昆明的天气很好,一年四季均有收获,既满足了家人食用，又培养了我们的种植的兴趣。”
清华三所的教授，同时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他们兼顾着科研和教学的重任，经常在大普吉和城边学校之间的道路上奔波。虽然有公路，但他们无车可乘或无钱坐车，进城主要是走路，要从大普吉步行到黄土坡才能搭上马车，当时有自行车的是极少数人。治安很差，回来晚了还会被劫。1943年某日，任之恭下课后，天已经很黑了，在路上不幸遇到了两个散兵，他们不仅抢走了任之恭的自行车和为家中买的一袋面以及其它水果、蔬菜等所有物品，还把任之恭捆绑起来后逃走，任之恭只有双手仍被绑在背后慢慢走回家。
但是，艰难的生活条件并没有使他们消沉，反而磨练了他们的意志。在严谨而紧张的科学研究之余，体育、音乐、桥牌、舞会等活动使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十分丰富多彩。
研究所墙外的排球场是大普集人所喜爱的场所。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各室或各所之间都组织排球赛。男女混打，啦啦队喊声震天，分外热闹。排球赛也吸引了附近科研所的年轻人，云南地质调查所的女青年地质学家郝诒纯，她只要不去野外工作，几乎每天必到。久而久之成了球赛的中心人物。
无线电研究所在公用的图书馆内安装了一个柜式收音机和电动唱机，由植物生理学组的的陈绍龄主持，经常举行唱片音乐会。所内还还组织歌咏队，由无线电研究所的戴振铎任指挥。每周练习一、二次。汤佩松、俞大绂、殷宏章和娄成后则组成了固定的“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桥牌集会。
每当圣诞节来临,他们到附近山上锯来小松树做成圣诞树, 挂上彩灯,安置在图书室中,地上铺满鲜松针,当彩灯点亮,壁炉燃起，大家一起唱圣诞歌,跳舞，表演节目。
他们甚至还在尘土飞扬的四合院场地上开过一次“盛大”的舞会。戴芳澜和他的夫人郑淑媛，段宏章和他的夫人许桂岚、俞大绂和他的夫人陈绍熙、娄成后和他的夫人祝宗岭都带头参加了。年轻人自然不在话下，在老师和师母们带领之下都翩翩起舞，一曲到天明，人人都带着满是黄尘的笑脸尽欢而散。
年长的科学家在大普吉体验着困苦生活中家庭的温馨，而在年轻人中间，爱情之花也在盛开。无线电学研究所助教陈芳允和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的助教沈淑敏在合作进行“蚕子和幼蚕在超高频电磁场下的发育变化”的实验中产生了爱情，1943年，他们喜结良缘。农业研究所植物生理组研究员、英俊潇洒的娄成后与同组的西南联大生物学系毕业生、美丽高雅的祝宗岭的友情发展为爱情，成了很美满的一对伉俪。
<h1>院落消失 记忆长存</h1>
抗战胜利后，“清华三所”结束了它们的工作，随清华大学复员北上，离开了工作生活了六年之久的大普吉。他们走了，把这个宽大的院落留给新的主人——云南畜牧改进所。此后，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所建制相继撤消，除在农业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学院外，其他各所的人员、设备等均分别并入有关各系。新中国建立后不久，由于大学院系调整，许多人都离开了清华，分布到全国各地。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北迁。但是，那个大院却深深牵动着当年曾经居住工作于此的那些人的心。他们虽然人“真的走了”，但他们的心却真的留在这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当我们在一起回忆到在昆明时期的工作和生活时总是亲切地用‘大普集’这个名词来代表和概括整个昆明时期难忘的同甘共苦的生活，紧张愉快的工作和团结友爱的精神。”（汤佩松语）不管他们后来走到哪里，甚至漂洋过海、远离祖国，他们怀念着这个大院。只要有到昆明的机会，他们就要到达普吉寻觅旧日的情景。一些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昆明教育科技史的专家，也都先后到此寻访。但是，在清华人离开十二年后，1958年，国家在大普吉旁的王家桥开始建盖云南最大的电炉炼铜厂——云南冶炼厂。云南冶炼厂的铁路专用线刚好从那片已经显得陈旧的大院中间穿过。于是，大部分房屋因此被拆除。在接下来的岁月里，那所大院余下的房屋也逐渐被拆除。留给寻访者的，只是无尽的感叹。
如今，大普吉经济繁荣，公路上车水马龙，片片厂房和住宅拔地而起，“清华三所”的平房大院虽然永远消逝了，人们再也无法看到那片记录着抗日战争时期一代学人爱国激情、才华智慧和艰苦生活的真实场景。但是，“大普集人”的历史功绩是永存的。这个集体的团结友爱、忠于事业、忠于国家的精神，那些历史上也永远不会褪色的镜头，将会永远留存在后人心中。
按照规划，现在大普吉已经是国家级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组成部分，这里将成为新的科技之城，将重新成为科技的沃土。“大普集人”的精神将传承永远，开创新的辉煌。
作者：卜保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