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国影片《印度之行》

文/马家骏

《印度之行》原是英国小说家爱·福斯特的同名代表作。小说写于1924年。于1960年曾被人改编为舞台剧上演。英国著名导演大卫·里恩，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并于1948年拍成。影片《印度之行》获得1985年两项奥斯卡金像奖(女配角、作曲)。

提起大卫·里恩，人们自会想到他的杰作《相见恨晚》、《孤星血泪》、《雾都孤儿》(后二者分别根据狄更斯小说《远大前程》、《奥里弗·退斯特》改编)及其他。他七十六岁跑到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克什米尔等地跋山涉水拍摄《印度之行》；在观代派手法泛滥之际，他用传统手法(单线顺序、长镜头、严实叙述)完成这部杰作，是颇不简单的事。

这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影片，只有六个人物，写了一次惹起不愉快的旅行，究竟它凭什么吸引了亿万的观众?

首先，直观的是它塑造的六个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性格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摩尔太太的善良和蔼、阿德拉·奎斯台德小姐的天真幼稚和好奇、隆尼这位殖民地大法官的高傲自大、菲尔丁校长的正义和对印度人民的友善。伊斯兰医生阿齐兹的真诚热心、印度教徒戈德博尔教授的胆小迷信，这些人物构成殖民地社会的不同阶层、不同社会环境与场景的内核，也是故事赖以发生的土壤。

其次，是让人思索的影片的思想内容。看来它表观了三个层次的矛盾。最表层的，尽人一看皆懂的是殖民主义者和殖民地人民的冲突。那些市长、大法官、警察局长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者歧视印度人民，实行种族隔离。主观认定印度医生必犯强奸英国妇女的罪过。而印度人民的抗议，不仅是为了医生的冤案，而是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积怨的爆发。影片提倡菲尔丁与阿齐兹之间的民族友好精神而反殖民主义，这是它进步之处。第二层是内在的矛盾的基石，即东方与西方文化上的差异和鸿沟。西方人对东方文化中的神秘的寺院、古老的山洞、人文的种种景象，是不能理解的。印度人对西方人及其文化又有天生的恶感。精神的不相通，就造成误会、敌视和意想不到的事件。第三层是说不出来的心理的动因。英国小姐从欢喜佛石雕像(“欲天”和“爱神”裸身拥抱象)引起欲念，又为群猴和山洞的回声所震惊。她同医生拉手上山，从问医生的婚姻爱情到心烦意乱地等待，造成了她的幻觉；再加歇斯底里中市长夫人的怂恿，致使她以为医生要强奸她，这就成了影片的谜和矛盾的焦点。三重矛盾扭结在一起，致使波澜起伏，一步步把观众引入胜境。

影片在艺术上的含蓄、自然，描写上的细腻、集中、再加上异国情调的场面、令人捉摸不透的情节、激动人心的冲突安排、山光水色的诗意、神秘的月光与声响，使影片成为耐人寻味的精美艺术珍品。

（刊于1986年6月30日《西安晚报》）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