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活水亭观书有感·其一》
2021年上半年共读书42本，十佳阅读如下：
《沧浪之水》：抱朴守拙，知巧不用
为人处世是所有人都要面临的考题，虽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但真正能达洞明之境、至练达之界的又有几人。你我皆凡人，无非汲汲于名，骎骎于利，不管成功与否，若能在诸多方寸中保持自身的独立人格与内心信仰，洵属难得。
《沧浪之水》是一部经典的官场小说，小说标题很明显取自于屈原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但作品中却清者少，浊者多，所谓“沧浪之水”，如镜花水月，终是侈谈。
小说讲述了一个知识分子平步青云的成长史，同时也是无法回头的毁灭史。过程与结果的张力，思想与行动的挣扎，理想与现实的悖反，在主角池大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一个向上负责与一票否决的体系内，人自然而然沦为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政治动物”，在不健康的氛围下，被异化（马克思），被压抑（弗洛伊德），从而导致了人格阳痿，由口不由心，由人不由己。
《沧浪之水》具有十分鲜明的现实色彩与批判意义，在急速流动的社会，生命也悬浮了起来，金钱成为了社会的晴雨表，权力成为了个人的比例尺。在这个“两元”驱动的社会中，那些坚守初心、“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人，不是被同化，就是被边缘化，在金钱与权力的裹挟中，沦为了无奈的牺牲品。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困局似乎是鲁迅先生所言的“无物之阵”，看不到任何敌人，却时时刻刻经受着系统性的攻击。
当然，小说艺术讲求夸大，不避极端，《沧浪之水》的确是夸张了，体制内并非如霍布斯的原始丛林，存在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也没有那么多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毋宁说，绝大多数都是平凡人，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情，过着平凡的一生。
但对于体制内的人来说，这本书仍然值得一读。尤其是对于有志者，如何融入其中又抽身其外，如何广结善缘又功成事遂，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正如《菜根谭》中的一句话，“抱朴守拙，知巧不用”；或者更准确地说，“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为尤高。”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重建对话精神
雷蒙·阿隆说，对话的社会是人类的关键所在。之前对访谈与对话之类的书并不感兴趣，但在读了马尔克斯的《番石榴飘香》和村上春树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之后，趣味也开始发生转向，从而对雷蒙·阿隆的这句话逐渐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
对话精神是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必不可缺的基本素质。无论是口头对话，还是书面对话，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理解彼此的立场，明确彼此的表达。多元化的声音才能促成百家争鸣，从而有助于构建兼容并包的公共生活空间。观察最近这几年的网上舆论，充满了以自我表达为中心的主观偏见和不好好说话的暴戾之气甚至阴阳怪气，这无疑是病态的公共讨论，无形中侵蚀着一个良性社会的健康肌体。
《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飚谈话》是两代北大学人项飚与吴琦之间的对话，通过提问与回答的互动方式，碰撞出思想上的更多可能。尽管书中的不少观点无法苟同，但读到精彩处，不禁为两人的思想争鸣击节赞叹。我知道，这是在某个阅读的瞬间，与表达者产生了思想上的共振与精神上的共鸣，而这种电流式的阅读体验在读书过程中洵属可贵，我极为珍视这样的幸福一瞬。当所有的一瞬涓滴成海，将会完成脱胎换骨的自我蜕变。
把自己作为方法，不只是理论上的思想实验，也是可以明确实现的行为模式。作为自我，完全是可以自给自足的。在我看来，自我只要生成了自身的有机价值，建构了自身的灵魂秩序，就可以实现人的再生产。
在流动的世界，展开一场流动的对话，这场对话以自我为嚆矢，也以自我为依归，从而既能回应宏大的命题，也能定位微小的个体。
《昨日之岛：戴锦华电影文章自选集》：他者是自我的他者
2016年7月4日，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去世。一时之间，“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借着怀旧与伤感的东风再度风靡于中文网络世界。但即使再为权威，戈达尔这句著名论断也无法垄断电影开始与终结的最终解释权。我更喜欢奥逊·威尔斯的这句话，“电影是发明给成年人的最好的玩具。”电影当然也不只是玩具，它有更为繁复的功用和深度的价值。就此而言，戴锦华老师的这本《昨日之岛》是认识电影的绝佳“说明书”。
戴锦华老师谙熟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而这方面的研究仿佛是“小无相功”，可以顺畅圆融地嫁接到电影研究上来。也即，作者在文化研究、女性研究与电影研究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使三者进行对话与互动，新的视角碰撞出新的观点，新的观点生发出新的理论。
克里斯蒂安·麦茨所谓的“理论作为表意实践”，在电影理论研究中同样适用。这本书是作者的论文合集，是作者从电影出发，思考诸多历史与当下事件，分析诸多政治与社会议题，以极富穿透力的观察和洞见性的阐释，介入到学院知识与理论范式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当然，他者始终是自我的他者。电影文本作为客观而独立的“他者”，对其任何的分析与评论都是一次再创作。创作者的知识背景、价值理念难免先验先行，从而逸脱出文本界域，成为独立作品。
但戴锦华教授对电影的认识与挖掘，在我看来，国内无人能出其左右。渊博的学识素养、深厚的理论功底、独到的研究范式、严谨的治学理念，体现在戴老师的电影研究中。而读戴老师的书，既是对电影的重新认识和重新表述，也是对内心的一次冲击反应与震惊体验。
《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药
纵观这几年的热词：佛系、社畜、打工人、内卷、躺平·····从社会心理学来看，无疑传递了当代青年人极为焦虑、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深刻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背后的深层逻辑，是年轻人对“劳动致富”“按劳分配”的根本动摇，是看不到希望的无奈自我调侃，从而选择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消极抵抗方式。正如《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皇后假说”——在这个国度中，你必须不停地奔跑，才能保持在原地。而在飞速前进的现代社会，即使非常努力，许多人还是被房价、996等推下了轨道。
2021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尽管官方依然给予肯定与正面的解读，但舆论还是充满了不少悲观的论调。紧随其后，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正式出台。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未尝不是对人口问题的正面回应，但正如一个段子所说，“我不买劳斯莱斯是因为限购吗？是我买不起啊。”即使出台强有力的配套政策，恐怕也难以激起民众的生育意愿，不少调查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出于对我国计划生育与人口政策的好奇，读了这本《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作者陈剑1986至1995年在国家计生委工作十年，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沿革与实践效果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了解渠道，书中也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很大程度上颠覆了公众对计划生育的惯性认知。
迄今为止，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晚稀少（七十年代）——一孩化（1979）——独女户（1991年）——双独二孩（2011）——单独二孩——全面二孩（2015）——全面三孩（2021）。在作者看来，七十年代的“晚稀少”政策本来是正确的实践，却在八十年代由于仓促草率而异化为普遍的“一孩化”政策。从政策实施效果来看，“一孩化”政策造成了许多不可欲的结果，如人口老龄化加速到来、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劳动力短缺、“四一二综合征”、风险家庭、结构缺损风险、独子老龄化、无后老龄化、空巢老龄化等等。
从书中观点来看，作者对“一孩化”政策无疑是全面否定的——“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降低妇女生育水平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具体而言，如“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维持的‘一孩化’生育政策，实际是将这个国家每一个人的生命和生活都纳入其中，试图实现人口增长的有计划管理，通过管理每一位育龄妇女及其配偶的性生活，进而落实每一位育龄妇女的节育措施，并连带管理每一个孩子的准生、上户口、就医与入学，进而充分体现无处不在的计划权力或国家权力对个人权利的深度干预。就生育政策革命性的改变看，‘一孩化’政策，实际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政治精英，以科学话语下的零增长人口理念做先导，在实现‘四化’即赶超战略指导下，利用高度集权化体制建立起来的一套对生育进行全面管控制度。由于这项政策在现实生活中与广大群众生育意愿有较大距离，必然受到广大群众的抵制，而强制推行的结果，影响了人们的生育权利，带来十分消极的后果。”如“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花费巨额的社会投入、耗费巨大社会成本，却出现人口结构的失衡，更没有一个国家要求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让个人家庭做出沉重牺牲，使国家和社会未来孕育了巨大风险。”再如“现行生育政策形成过程中的缺陷与不足：已确定的政策内容是不可以讨论的、对人口增长的内在规律和特征缺乏了解、对实践给出的结论缺乏清晰判断。‘一孩化’生育政策结果不是导致了少生而是酿成了多生。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你想让人们少生，采取了最为严格的生育政策，但结果恰恰相反，采取了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反而使人口控制达到了较为理想的境界。”
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是我们国家最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其实发展也是最为有效的避孕药。正如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在其撰写的“中国放弃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一文中写到：“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虽然这项政策成功实现了大幅度降低生育率的目标，却没有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对于降低生育率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政策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弊端远远多过贡献。”
伟大的改革开放，放弃了物的计划，却实行了人的计划。但“现行生育政策的实施，就总体而言，与‘晚稀少’政策相比，只是负效益。现行生育政策，是一个让中华民族承受多种风险和困境的政策，应当及时调整。”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本书出版后五六年内，国家相继出台了“两孩政策”与“三孩政策”，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纠偏。“船大难掉头”，多年的“一孩政策”弊端太大，纠偏的效果如何，恐怕要多年后才能显现。
作者无疑是具有历史担当与道德良知的人口学者，敢于提出逆耳忠言，即使未必全然正确，我们也应为这样的勇气与魄力鼓掌。因为正常的社会，不应该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多种观点的交锋，方有可能碰撞出正确的理论。正如作者所言，“批评使人进步，这个道理无疑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是对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批评都是推动进步的重要动力。且不论这种批评是抱有怎样的动机。不能只允许自我批评，自己人批评，而不允许他人的批评，一个开放包容的社会，应当有这样的胸襟和雅量。”
《少年凯歌》：直面深渊的勇气
在中国电影导演中，我一直认为贾樟柯的讲述能力与书写能力是最优秀的，尤其是两部《贾想》，其文笔之绝妙，表达之洗练，论断之犀利，思想之成熟，令人叹为观止。但看了陈凯歌导演的《少年凯歌》之后，我毫无犹疑地修正了我的看法，至少在我看来，陈凯歌的文字功底与思想内涵，绝不在贾樟柯之下。
反思从来都是一种稀有而高贵的品质，我惊佩于作者的坦诚与勇气，在汹涌的时代狂潮过后，通过文字记录历史，通过回忆反省时代。而又有更多的作者以极度自觉的历史责任感为那段渐行渐远的历史建立了一座“文字博物馆”，供人凭吊，也发人深省。这是一个民族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珍视而非无视。
那个时代再也不要回去了！
《帝国游戏》：存在与虚无
在周末两天里，一气呵成般读完了波拉尼奥的《帝国游戏》。这是一本美杜莎式的小说，具有迷人的魅力，同时又有危险的蛊惑人心的力量，直视它当然不会被石化，却会被字里行间所散发出的魔力所吸引，似是塞壬的歌声，不自觉地被俘获。
乌多·贝尔格与女友英格褒去西班牙海滨小镇度假，期间认识了一帮或有趣或怪诞的朋友——查理、汉娜、狼沃、羔尔德罗、克疤多······但事情逐渐往离奇的方向发展，查理失踪了，自己在擅长的兵棋游戏上竟然败给了初学乍练的克疤多。
小说始终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之中，像是乌多·贝尔格的梦魇，在虚实交错间，填充了太多怪异荒诞的事件，一切都运行在迷离的轨道上，奔往超现实的方向。
读这本小说，让我想起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人是支离破碎的存在物，而波拉尼奥虚构了整个时空，人物在虚拟世界中滑行，无拘无束，荒诞不经。
我喜欢极了这本小说，即使它不合乎逻辑，却拥有奇异的魅力；即使它没有惊险的情节，却充满怡人的趣味。波拉尼奥的文字轻盈飘逸，自由浪漫，由文字构筑出的故事，又十分诡异，两者不仅没有扞格不入之处，反而达成了微妙的和谐，调配出了恰到好处的造物。
而这只是作者最初的作品，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创造力，不得不说，波拉尼奥真是玩弄文字的天才作家。
《光明共和国》：所有明亮的地方
人类社会早已步入“成人社会”，却在诸多冲突中爆裂出耄耋之象，如战争阴影、环境问题、权利危机。在老子看来，婴儿社会应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型态，在《道德经》中老子对婴儿哲学有具体阐述，“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10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第20章）、“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第49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第55章）。《光明共和国》这部小说则是一篇关于人类社会的醒世寓言，作者安德烈斯·巴尔瓦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为我们展现了成人世界对童年世界的挤压、逼迫与消灭。小说笔调沉重冷峻，风格潮湿黏稠，但内容却又异常迷人，仿佛是圣克里斯托瓦尔郊区的那片茫茫森林，隐藏着未知的风景，甚至是奇妙的危险。
书中说，“童年比虚构更强大”。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那三十二个孩子被成人社会所追捕，不得已转移到城市下水道。他们在宽敞开阔的地下空间，为自身构筑了一个孩子们的理想国——光明共和国。
这座儿童视点的乌托邦，是那三十二孩子为了逃避成人世界的规则与制度，为自己建立的新秩序，创造的新世界。但成人世界就是时刻在看着你的“老大哥”，他们不允许习以为常的规则被冒犯，不允许运转良好的制度被僭越。于是，市政府、警察局与社会事务局以恢复社会秩序为名，展开了一场成人社会对儿童社会的搜捕，毋宁说是围剿与猎杀。
面对成人世界的掠夺与侵犯、“规训与惩罚”，拒绝被收编的孩子们从城市中逃遁，从森林中消失，从地上转移到地下。当成人世界的势力范围亦尾随而至时，强者对弱者不作理解姿态的倾轧导致了“悲剧的诞生”——三十二个孩子溺水而死。正如作者清醒地指出：死者以弃世的方式背叛了我们，而我们为了活下去也背叛了他们。
“那三十二个孩子去世多年后，我读到了一个生物实验，将六只苍蝇和六只蜜蜂放入一个长颈玻璃瓶里，将瓶子水平放置，瓶底朝向窗户，看看谁先逃出：苍蝇从与窗户相反的方向逃了出去，但是蜜蜂一次又一次地撞向瓶底，最终撞死了，它们无法相信出口不在光线明亮的地方。”保罗·高更说，“我身上有两样东西不容嘲讽：野性和童真。”我想，一个人之所以可以永葆野性与童真，是因为一直在追逐太阳，追逐明亮的光。
《小手》：失控的情感
安德烈斯·巴尔瓦的小说，并非对现实的记录，而是创造了全新的现实，如《光明共和国》，世界失败的那天清晨，人们正忙着搜捕几个流浪的孩子；如《小手》，精确地定义笔下的一切，使世界变得可以被理解的同时，也加深了混乱。
《小手》包括《小手》《血缘》《消磨》《夜曲》《马拉松》五部长篇小说。这五部小说皆有暗黑小说的影子，《小手》讲述了一个美丽的小姑娘被一群孤儿院的孩子们分尸，《血缘》讲述了一桩无法和解的家庭危机，《消磨》讲述了一个厌食症青春期少女自残自毁的艰难历程，《夜曲》讲述了一个56岁男人爱上21岁年轻男孩却又毫无安全感并自我厌恶的故事，《马拉松》讲述了一个爱好跑步的男人处于触手可破的婚姻危机中。
五部小说包括亲情、爱情与友情，也融合了混乱、困惑与破碎。本质上，小说是对社会关系的深度介入，呈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揭示了生命与生命之间的悬浮感。你的孤独，我的困境，他（她）的绝望，行走过爱与死，穿越过血与蜜，终究消逝在了幽暗的角落，风吹不进光打不到。
这是一场濒临崩溃的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既定的规则在无形而又强大的巨网中失效，因循的生活模式面临危机破窗般失控，人的精神状况逐渐滑向失常的边缘。不得已，他们用孤独抵抗碎片的生活，用恐惧消解无解的情感。不得已，用冷漠隔绝亲密，制造一座牢固的茧城。
于是，如《马拉松》中所言，“跑步是最纯净，最荒谬，也是唯一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实在历史中建构历史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学习党史自然大有必要。党史学习教育，既是回望，学习百年苦难与辉煌历程，对党的历史有一全面系统的了解，不“管中窥豹”，更不“盲人摸象”；同时也是砥砺，牢记那些时代的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的目的，从而更加慎重、冷静地建设我们的国家，坚决不走回头路。
国内研究党史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不得不承认，不仅是良莠不齐的问题，而是劣多优少，大有“劣币驱逐良币”之势。《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为日本京都大学教授石川祯浩所作，从一个外国学者的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具有超然中立的立场与客观冷静的态度，这是国内党史研究所不具备的天然优势。
这本书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史从中国一国的历史研究中解放出来，以总体史观展现一种更为开阔的视野，将其置于日本、欧美（尤其是苏俄）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历史背景下来考察。因为正如作者所说：“本来是唯一的历史事实，却因观察者所处的立场和环境不同而有各自不同的表述。”更为中立的立场、更为广阔的视野、更为全面的呈现，无疑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发现历史深处幽微曲折的事实。
当然，事实可分为客观事实与主观事实，历史可分为实在历史与建构历史。即使再为客观中立、认真严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的观点毕竟还是一家之言，未必全然准确，将其作为党史学习的参考即已足够。“他者始终是自我的他者”，读者应具备的最宝贵品质，是独立之思考，求索之精神。
《革故鼎新：民国前期的法律与政治》：穿透——北洋政治史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谓他者始终是自我的他者，历史研究均无可避免地渗透着学者自身的主观认知。但读史依然重要，阅读历史的过程既是对过去的镜鉴与检视，也是对当下与自我的感知和体认。
我国近代史肇始于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得巍巍天朝被迫卷入了世界竞争秩序。作为近代史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晚晴史和中华民国史，对这两段历史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中华民国史的前半端北洋史，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史，这一我国政治语境下的“魏玛共和国”，显然是研究不够，似乎成为了被选择性无视的在场的“缺席者”。
民国历史研究的大家如杨奎松、汪朝光、王奇生、邓野等学者，视域基本集中在国民政府时期，且多偏重国共两党历史。杨天宏教授的这本《革故鼎新：民国时期的法律与政治》可谓北洋政治史研究中的经典著作。在作者看来，以往的北洋史研究多是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对政治史关注不够。而政治史在民国研究史中可谓提纲挈领，抓住政治史这个“主要矛盾”，可以克服新史学的“碎片化”问题，起到纲举目张之成效。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学术追求，结合兰克史学的特点和年鉴学派的方法，讲究总体历史观，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面面俱到的考察，同时又极为注重史料文献，具体而微，追寻历史客观真相。
于我而言，作者的许多观点让我醍醐灌顶，并穿透历史的雾障，对以往的迷思进行了一次系统的“祛魅”。如以前读过的章永乐老师的《旧邦新造》，其在书中提到清帝逊位诏书对中华民国主权承续的合法性传承与政制鼎革的变迁问题；如中学教科书中提到的曹锟贿选，答案或许没有那么简单，可能有另一番真相；如章太炎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章士钊的“毁党造党”对同盟会改组的影响；如孙中山从仿效欧美政制到倒向苏联体制，其间所导致的巨大转向，以及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深远影响。
在我看来，这是一本被严重低估的好书，应该会随着时间流逝得到重新评价。作者在最后的跋文中重点强调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现状的系统性缺失，但本书显然也存在这种问题，毕竟这是作者以往的论文汇编，章节之间的逻辑体系并不紧密。总之，希望以后能够看到作者著写出符合其系统性要求的完美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