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阿尔巴尼亚，你会想起六七十年代风靡全国的阿国电影“海岸风雷”、“第八个是铜像”、“宁死不屈”……还是曾经耳熟能详的歌曲“阿尔巴尼亚欧洲明灯……”
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剧照
阿尔巴尼亚电影宁死不屈剧照
今天，我们要说的不是这个国家，而是长得像“阿尔巴尼亚人”即外国人的一个普通人，小时候，我们都叫他年儿舅，胡同里的孩子们见了他则喊：阿尔巴尼亚（因他长得高鼻梁，浓眉大眼且眼窝深陷，极像外国人而得此外号）。
那时，阿尔巴尼亚是我国在欧洲的盟友，我们看到的为数不多的外国进口故事片，几乎大部分来自前苏联（后一度决裂）阿尔巴尼亚和朝鲜。
年儿舅长得像外国人，用现在话说“帅呆了”。
“阿尔巴尼亚”是妈妈的一个本家远房亲戚。据说，他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在那时，别说是农村就是城市，独生子的家庭也极其罕见。
“阿尔巴尼亚”很早随家人从河北农村出来，上了学，在天津分配到一个很好的单位工作。然而不幸的是，他的父母早亡，一个人孤苦伶仃。好在后来成了家，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记得小名叫“小红”。
他的媳妇用常人的标准显然配不上他：小小的个子，高高的鹳骨，厚厚的嘴唇，头发稀少。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为年儿舅高兴，庆幸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窝儿。
然而，好日子并不长久，文革期间，因为年儿舅有文化，又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一次，奉命抄写大字报，不幸的是炒错了一个字，于是，被一些人揪住不放，一定要他承认自己是故意而为之，批来批去，斗来斗去，本就胆小怕事儿的年儿舅～“阿尔巴尼亚”疯了。
媳妇自然与他划清界限离了婚，带着儿子另嫁他人（这同样是个不幸的女人，再嫁的男人情况同样很糟糕，可怜了他们年幼的儿子）。
那时候的冬天，天气异常寒冷，雪花一飘，家家户户窗户上便结了冰，待太阳出来，屋里点燃了炉火，才慢慢融化开去。
“阿尔巴尼亚”，穿着粗布黑色的对襟棉袄，双手插在袖口里，偶尔来我家串门。妈妈有时逗他：“啥时给我买块猪肝来呀？”“阿尔巴尼亚”那少有的、洗的干干净净的脸上，便露出憨憨的笑容，双双的眼皮，大大的眼睛，深陷的眼窝，笑起来眼角周围布满了与他年龄不相称的皱纹（那时，他应该30几岁）同时，也显得彼时的他更加格外的善良慈祥。
还别说，清醒的时候，他还真的偶尔用暗黄色的油纸，捧着新鲜的熟猪肝（那可是稀罕物）来看她的表姐。然而多数时候，他偶尔来家里坐坐，眼神黯淡面无表情，不知什么时候，一扭头，人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那时，在我幼小的心里便形成了这样一个认知：善良的人，患了精神病依然是善良的。比如年儿舅～“阿尔巴尼亚”，他发病的时候也就是脏兮兮的到处游荡而已（单位曾送他去医院住院治疗），偶尔翻翻路边的土箱子，从不打人，更不会糟蹋周围的人。相反，一些调皮的孩子，反而在他的身后，用小石子扔他。
长大以后，有了些知识，也看到现实中的精神病人，知道他们一发病的时候，几个大汉都压不住，甚至会打人损害东西，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没办法，这是疾病引起的结果，病人及家属也会很痛苦。然而，幼年时候得出的结论“善良的人，得了精神病也是善良的”，却也始终不曾改变，这两个认知就像两条平行线，在我的心里从不打架，更不矛盾，都欣然的被自己接纳安放。
又过了几年，大概自己小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听说年儿舅～“阿尔巴尼亚”去世了。因为他的儿子还小，并且媳妇也带着孩子再嫁，因此，单位收走了那间小屋，似乎后来做了重新分配。
“阿尔巴尼亚”没有直系亲属，没人知道他具体是怎么死的或许又添了其他疾病？
春去秋来，这等小人物，就像一片秋叶，被风卷起，飘呀飘，最终不知吹到井里，河里，海里，高山峡谷或是深坑角落里……而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六七十年代的副食店
像明星一样漂亮的副食店售货员
可不是吗？孩子们还是会手里紧紧攥着家长给的打酱油的几毛钱，去“阿尔巴尼亚”家对面的“大红门”副食店买肉、买醋或打酱油，偶尔剩下几分钱给自己买上个“萝卜糖”（外形像萝卜一样）犒劳自己。
“大红门”副食店有个售货员小姐姐，简直就是王洛宾笔下的“达坂城的姑娘”，两条浓密乌黑的齐肩小辫子，圆圆的小脸一双大而深邃的眼睛，说话的声音略有些沙哑（更有辨识度），让人过目不忘，还没有副食店柜台高的小小的我们，都喜欢多看几眼，谁知当年的少年郎呢？
也只有这时候，大家才会想起曾住在街对面的疯子“阿尔巴尼亚”。偶尔，调皮捣蛋的小伙伴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打打闹闹的从外面往里扒头儿，或站在门外瞧上一眼，就像“阿尔巴尼亚”曾经活着的时候那样……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