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内阁首辅传之保障须凭柱石臣——李贤辅国君除奸党佐人主致太平太平背后有隐忧

提起明朝能以一手之力扶保社稷的大臣，那么在北京保卫战之中一战成名，对明朝江山有再造之功的于谦绝对可以排在前三位。明人凌煜才的诗足可以说明于谦在明朝人心目中的地位：

銮舆北幸国无人，保障须凭柱石臣。

不是于公绝大议，中原回首尽胡尘。

不过赫赫有名的于谦却没能够得到善终，“夺门之变”后力保大明江山的于谦被以意欲迎立外藩的罪名被斩首。

要说于谦的冤死，归根到底还是缘于政治斗争。景泰八年，几个小人徐有贞、曹吉祥、石亨为了自身利益，发动了一场助英宗朱祁镇复位的政变，史称“夺门之变”。朱祁镇不明就里，将几个小人视为功勋，让他们把持朝政。幸运的是，有一个人最终戳穿了整个阴谋，成功地诛杀了曹吉祥、石亨，使于谦沉冤得雪，这个人就是李贤。

李贤（1408—1467），字原德，谥文达，邓（今河南邓州市）人。一生从政三十余年，为官清廉正直，政绩卓著，为一代治世良臣，史书评价“伟哉，宰相才也”。官至少保、吏部尚书、大学士，廉洁奉公，政绩卓著。曾奉敕编《大明一统志》，并著有著《鉴古录》、《体验录》、《看书录》、《天顺日录》、《古穰文集》等书。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9">辅国君除奸党</h1>

李贤，宣德七年(1432年），在河南乡试中取得解元（全省第一名），次年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吏部验封司主事。正统初年，升任吏部考功司郎中。景泰年间，又升任兵部右侍郎，再转任吏部侍郎。

正统景泰年间的朝廷可谓风波不断，王振乱政、土木之变、左顺门事件、换太子风波等等，但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并不能看到李贤的身影，可谓不显山不露水，《明史》记载他所做的事情只有上了一份奏章《中兴正本十策》和编成了一本书《鉴古录》。

但是，不显山不露水却不是为一种明哲保身的良策，可以避免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卷入到各种政治风波中去。据载，李贤有一个最大的优点，那就是人缘好，他与朝中各个派别的政治势力的都保持了融洽的关系。

天顺元年正月，徐有贞、石亨、曹吉祥发动了夺门之变，迎接英宗复辟。政变成功后，对朝中原有的班底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原来的内阁大学士陈循、王文等人或杀或流放，内阁的位子空了出来。李贤此时作为各方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与夺门之臣徐有贞一起进入了内阁。

仅仅过了四个月，夺门集团发生内斗，内阁首辅徐有贞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流放，李贤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内阁首辅。

作为夺门功臣以及内斗的胜利者，此时的石亨、曹吉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石亨以夺门首功晋爵忠国公，食禄三千石;曹吉祥进掌司礼监，提督三大营。他们依靠皇帝的宠信，干预朝政、提拔亲信、无恶不作。天顺初期也被认为“曹石乱政时期”，整个朝廷政局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明王朝开始步入继王振乱政之后的又一个黑暗时期。当时，正常的任官程序被完全打破，朝堂之上贿赂公行，严重败坏了吏治士风。以夺门起家的武人集团在曹、石纵容下也迅速成为误国害民的恶势力，他们不仅纵敌入边，而且残害百姓，整个军队已是腐败不堪 。

面对如此危局，李贤采取了以下措施：

1.劝英宗独断专权

有一次，英宗私下找到李贤，问了他一个问题:“石亨曹吉祥这些人干预政事，搞得来报告事情的人不来找我，却先去找他们，该怎么办呢？”李贤慌了，他知道，这位皇帝陛下的不满已经到达了临界点，想发泄一下，才问出了这个问题，可是自己不能实话实说，因为宫中到处是曹石的耳目。

他想了一下，讲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答案:“陛下.你自己看着办吧”

这句话是一语双关成功运用的典型句子，听起来好似是让皇帝自己看着办，实际上，它的意思是让皇帝看着“自己办”，收揽大权。

这句话的运用巧妙地避免了使自己陷入风口浪尖的风险，并进一步加深了朱祁镇除掉二人的决心。

2.限制石亨面见皇帝，渐削其权。

针对石亨无日不见英宗提出要求，英宗不答应，就给脸色看的局面，李贤劝谏英宗限制曹石二人的权力。他劝英宗下令，皇宫左顺门护卫，无特别宣召，武臣不得入宫。严申外官不得结交京官，外臣不得交结内侍之令。使曹石奸党气焰大挫。

3.重新定义夺门之变

英宗虽然对曹石极度不满，但是他又对曹、石二人拥立自己复位心存感激之情，不忍诛戮二人，李贤向英宗开导说:“说他们是迎驾就可以了，‘夺门’岂可传诸后世。皇位是陛下本来就有的，用“夺”这个字就说明您是非法的了。而且那时幸好成功了，万一事情提前泄露，石亨等人死不足惜，陛下您怎么办呢？如果郕王大病不起，群臣自然会上表请陛下复位的，还用得着他们吗？”李贤通过对英宗的劝说，使得英宗打消了对自己复位合法性的疑问，能够放开心理无所顾忌地惩治曹石奸党。

皇帝先处置的是武将石亨。

石亨，陕西渭南人，继承乃父职位为宽河卫指挥佥事。蒙古军进攻大同时，石亨大败单骑逃回被朝廷处分，后来还是于谦推荐他执掌五军大营，在北京保卫战中才得到机会立功封爵。景帝也信任他，病重时还让他代行祭祀，可是石亨却认为机会难得，趁机发动政变推翻了景帝，可见其人品之劣。

夺门之变后，石亨权欲膨胀，他的弟、侄家人冒功进官者50余人，其部下亲戚、朋友等攀亲骗官者多达4000余人。京师大臣，常被他借故逐出朝廷。他还收受贿赂，提升孙弘为太仆丞；陈汝言、萧璁等六人为郎中；刘本道为侍郎。一时间，石亨势焰熏天，利令智昏，一些企图升官的人都拜在他的门下，时有“朱三千，龙八百”的歌谣。他还挟私愤把曾给他提过意见的给事中成章、御史甘泽等九人贬黜官职。不仅如此，还大兴冤狱，诬陷耿九畴、岳正入狱，将杨宣、张鹏赶至边关。将朝廷文职巡抚全部撤换成武将充任。他将一切大权独揽，为所欲为地干预朝政。每日进见皇帝，即使不召见，也借故入宫。所言之事、稍有不从，便骤然变色。出宫之后，他大张声势，鼓吹自已的权柄。后来还是英宗听从李贤的劝说，才得以使石亨进宫的次数有所减少。

石亨发觉皇帝对自己的不满，于是便让自己的侄子石彪谋取大同总兵的要职，这样可以和石亨内外结合，遥相呼应，想要寻机起事，图谋不轨。

天顺三年正月，英宗开始命令锦衣卫调查大同总兵石彪的行迹，八月正式决定正式逮捕石彪。英宗一开始想用调虎离山之计，派人告诉石彪要晋封他为侯爵要他回到京师。但石彪对此有所察觉，不想离开大同，他暗中让心腹将领大同千户杨斌等五十人到皇宫前请愿留任石彪镇守大同。锦衣卫很快查知这一切，皇帝以此为由下令逮捕石彪，关入锦衣卫诏狱。

石彪在锦衣卫诏狱中承认了自己图谋不轨的事实，又牵连出权臣石亨。皇帝因为石亨立有军功，决定对其罪责不予追究，但削去其兵权和职务，令其回家赋闲。

此时的石亨发觉大事不妙，才急着谋变，但其实他此时已是笼中之鸟，没过多久行为就被锦衣卫密探侦悉。天顺四年正月，锦衣卫指挥逯杲密奏皇帝：石亨心怀怨恨，与其侄孙石俊图谋生变。皇帝将此密奏公示给朝中大臣，同时下旨逮捕石亨,下锦衣卫狱。

禁卫军奉旨逮捕了石亨。严刑拷掠之后，石亨惨死狱中；石彪被弃市问斩；其私党童先等全被处死。皇帝收捕并处决了石亨后，下令因石亨而冒功晋爵的一律自首革职。

石亨陷狱以后，夺门的最后一个发起者曹吉祥及其侄子曹钦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也不多了，于是他开始准备铤而走险。此前曹钦笼络了一批蒙古降丁武勇，倚为心腹，还为他们争取了不少的朝廷赏赐。这些降附的蒙古武勇也把自己的命运系于曹吉祥和曹钦一身。天顺五年六月，曹钦与其党羽数十人密谋："锦衣卫侦缉紧急，再不起事，就是第二个石彪!"于是，合谋议定次日天明起事。当日深夜，蒙古降将都指挥完者秃亮悄悄离席告变，英宗得知消息当即命令紧闭城门，同时逮捕了曹吉祥。

不多久曹钦率领精锐卫士来到东长安门，只见这一平日天亮时开启的皇城门户紧紧闭锁。曹钦知道密谋已经泄露，于是率领士兵转向城内，先是杀死了他一直痛恨的锦衣卫统帅逯杲和都御史寇深，随后又向朝房杀去。此时李贤正在东朝房等待上朝，户外喊杀声汹汹。李贤惊慌出房，被几位一拥而上的甲士围住，一人要切李贤肩臂，一人要割其耳朵，一人从后背用刀顶住。曹钦提着逯杲的人头驰奔过来喝住众卫士，下马拉着李贤的手说："今天是逯杲激起的兵变，实在万不得已，请立即为我草一道疏章进呈皇帝!"接着，又捉来尚书王翱。李贤被迫从王翱处拿来纸墨，草拟疏章，同王翱一起投入长安左门门缝。

长安门依旧紧闭。曹钦率领亡命之徒攻屡次攻打，但都不能攻入。曹钦骑在马上，几番往返，想要杀了李贤，最后还是放掉李贤转身离去。这时，天已经彻底亮了。

此时大将孙镗已经率京军入城平叛，曹钦等力战不敌，最后败回自己家中投井而死，官军屠灭了曹氏全家。

曹钦虽然伏诛，可是李贤在乱军之中一时却没了踪影，英宗皇帝对此感到十分担心。正在焦急之时，忽然接到了李贤要求擒拿贼党的奏疏，英宗知道李贤安全没事十分高兴。立刻命令李贤带伤入宫觐见，并慰劳他立刻加封为太子太保。李贤则不以个人安危为事，仍然上奏说贼人既已伏诛，应尽快下诏天下停止不急之务，广求直言以疏通被困塞的政事。皇帝听从了李贤的请求，随即下令尽灭曹氏九族，尽屠参与政变的党羽，并把大太监曹吉祥当众凌迟处死。至此，发起“夺门之变”三大奸臣，一贬二死，全部倒台。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00">佐人主致太平</h1>

曹石之乱的最终解决，标志着从英宗土木之变以来，历经左顺门之变、废储风波、夺门之变等等一系列的政治动荡终于划上了终点，国家政治由此可以由不正常状态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之中。为了尽快扭转曹石乱政造成的一系列乱局，使政局平稳过渡，李贤主要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1，整饬吏治

曹石专政时期，“在朝文武之士，疏者虽正以为邪，其趋媚亲附者，虽邪以为正”，不提选拔之标准，不论人才之贤否，任人唯亲，一时吏治大坏。李贤成为内阁首辅后，便立即“举贤才”为第一要务，希望以此充实贤能，远斥群小。他先以身作则，在政务上杜绝私人关系，天顺二年，礼部侍郎员缺，郎中李和行贿权幸，以求升迁。李贤以其人品不端予以拒绝，并与吏部尚书王翱推荐学士李绍，得到舆论的一致认可。吏部侍郎孙弘本贪鄙庸流，以石亨乡党得任此联二年五月，孙弘闻丧，企图夺情留任职，李贤坚决令其守制，并举荐姚夔继任此职。当时实行的还是三杨时期所制定的保举法，方面官由三品以上京官保举，其初衷是为分吏部之权。初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实行既久，其弊病也就显现出来了，例如营竞成风，请托愈盛。面临此种情况，李贤指出:“宣德初，学士杨士奇辈以方面大职亦任吏部自举，未尽得人，乃令在京三品以上官各举所知，当时以为美事。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部自耀，虽不能尽知其人，却出于公道故也。”为此，李贤提出了并推法，这样将权力归之于吏部，由皇帝简用，使得权力集中，吏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整顿。史称天顺成化间六部最称得人，与李贤这一时期的辛勤经营是分不开的。并推法一直使用到明亡。

另外值得一提的一件事就是文臣巡抚的重新设立。巡抚一词在明朝首次出现，可以追溯到洪武朝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到宣德朝时，中央官员常驻地方的巡抚制度已经形成，比如于谦32岁时就曾经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巡抚河南、山西。巡抚制度对于防止武人总兵嚣张跋扈、割据专权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英宗复辟后，武夫出身的夺门功臣石亨为自身利益考虑，请求英宗尽数革除天下文臣巡抚。这一举措直接破坏了明王朝文武相互制衡的内在机制。没有了约束的各地总兵任意妄为，权力急剧膨胀，没多久久就出现了“军官纵肆贪暴，士卒疲弊”，边檄骚然，军无纪律”的严峻局面。英宗对此也只好承认，当初被夺门诸臣所误罢黜巡抚是一项重大的政策失误。讨论恢复时，李贤主张先于问题最突出、用人最急迫的西北六边复设，然后推及内地。最终在吏部兵部的协助下，李贤多方遴选，进举才能，终于确定六人。二年元月，六边巡抚相继就任。在职后，他们整饰边务，抚恤士卒，严明赏罚，振举兵威，前项各弊渐为革除，边地局而大为改观，“一时号称得人”。除西北六边外，李贤还选拔委任了内地巡抚，他们振恤灾荒，纠弹不法，赞助军务，也都较好地履行了巡抚职责。

2，劝帝王行盛德之事。

一是劝英宗复宣宗胡皇后名号。胡皇后名善祥，因无子又被宣宗所宠的孙贵妃谗害，遂被宣宗废黜。胡皇后无罪而被废，天下人都同情她的遭遇。李贤劝说英宗恢复其皇后名号，以相应礼仪葬之，“以陵寝、享殿、神主俱宜如奉先殿式，庶称陛下明孝。”

二是劝英宗释放建庶人。建庶人是建文帝次子朱文圭。1402年，明成祖攻入南京之后，建文帝及其长子朱文奎不知所终，次子朱文圭则被成祖废为庶人长期幽禁，被外人称作“建庶人”。到天顺年间建庶人已经从两岁幼童长到五十多岁的老翁了。大概由于也曾经历过被幽禁在南宫的生活，英宗有一天想起了这位远房叔叔，动了恻隐之心。他跟李贤说不忍心继续囚禁建庶人，李贤回答说：“此尧舜之用心也，天地祖宗，实式凭之！”英宗遂决议释放建庶人。

三是建议废除妃嫔殉葬制度。明朝自从明太祖以来，就实行皇帝驾崩后妃嫔殉葬的制度，历成祖，仁宗，宣宗不废。景帝死后，英宗又欲将景帝废后汪氏与众妃嫔一起殉葬， 李贤劝说道："妃已幽废，况两女幼，尤可悯。”英宗最终同意汪氏可以例外，这对英宗最终彻底废除野蛮落后的殉葬制度起了积极的作用。

3，力保太子继位

英宗长子朱见深，土木之变时曾被立为太子，后被废，景帝病危时，百官曾建议让朱见深继位，后因英宗复位而止。朱见深为人性格软弱，而且说话有严重的口吃，虽然因为排行居长重新被英宗立为太子，但并不被乃父所爱，英宗似乎更属意他的次子德王朱见潾。后来英宗病危时，有奸人乘机发难，造谣言诬陷皇太子，使英宗对传位太子产生了犹豫。于是找来李贤暗中商议，李贤听完英宗的诉说立刻伏地顿首劝说道：“此大事，愿陛下三思。”英宗还不放心的说：“那么一定要传位给皇太子啦？”李贤回答说：“宗社幸甚。”英宗听了李贤的谏言终于下定了决心，招来皇太子付以后事。李贤在关键时刻果断行事，力谏英宗摒除谣言，维护了皇太子的地位，避免了一场不应有的政治风波的发生，维护了政治稳定。

<h1 class="pgc-h-arrow-right" data-track="101">太平背后有隐忧</h1>

曹、石逆贼虽除，天下已经太平，可是英宗却似乎并未从中吸取太多教训。他虽然略有更正，提高了文臣内阁的地位，压制了武将宦官的权力，但那只是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统治。一旦阁权过大，他又会立即减少阁权。李贤也对这种颇受掣肘难于施展的局面叹息说“自顾非才，乘此异数，因循度日，于兹五年。论思之所当尽者不能尽，职分之所当为者不能为，曾无毫发之长以补万分之一。久处密勿，抵增扭泥。”英宗朝中不但仍然有着为数不少的奸佞之臣，他还为已死的奸宦王振招魂平凡，赐其额曰:"旌忠”。孟森对此评论说“亨、吉祥何足道，英宗始终为庸稚之君而已。”

门达，北直隶丰润（今河北丰润人）。承袭父职为锦衣卫百户。他个性机警沉鸷。天顺元年，因参与“夺门”，晋升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不久又升为锦衣卫指挥使，专任理刑官。他广布锦衣卫旗校于天下四方，专门告发各地大臣的过失，使英宗认为他很能干。陕西督储参政娄良、湖广参议李孟芳、陕西按察使钱博、福建佥事包瑛、陕西佥事李观、四川巡按田斌、云南巡按张祚、清军御史程万钟和刑部郎中冯维、孙琼、员外郎贝钿、给事中黄甄，都被门达手下所告发而下狱。包瑛守官清白，不胜愤怒，自缢而死，其他人全部被遣戍。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县人。他出生于近侍家庭，自幼聪颖，能诗善文。英宗北狩，众多侍从抛下英宗不顾，仓皇逃命去了，唯有袁彬跟随英宗寸步不离。吃饭穿衣、行走睡觉，与瓦剌首领交涉等一切事务，全由袁彬承担。他对明英宗的照料无微不至。明英宗被掳后，住的是破旧不堪的蒙古包。每到夜晚，北风刺骨，明英宗难以入睡，袁彬便解开衣服将英宗冻僵的脚裹人怀中取暖；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他便背着明英宗而行；当英宗仰头南天，长吁短叹时，他便反复开导，坚定英宗回国的信心。英宗复辟后，升任他为锦衣卫指挥佥事，之后改为指挥同知。

袁彬凭借对皇上有旧恩的这层关系，不肯献谄媚门达之下。门达因此深深嫉恨袁彬，总想找到机会除掉他。他探查到袁彬的妾父千户王钦骗人财物，便奏请将袁彬下狱，判自赎徒刑还职。有个叫赵安的，最初作为锦衣卫力士给袁彬办事，后被贬戍铁岭卫，被赦回后，改做府军前卫，因为又犯了罪被下到诏狱。门达于是趁机诬陷赵安改补府军是由于袁彬请托的缘故，于是再次逮捕袁彬，严刑审讯，诬陷袁彬曾经接受石亨、曹钦的贿赂，还用官家木材建私宅，向督工的宦官索要砖瓦，以及夺人子女为妾等罪名。军匠杨埙不平，击登闻鼓为袁彬诉冤，言语连及门达，诏令并交门达审理。

当时，李贤针对门达作恶多段的行为多有规劝。门达为此同样深恨李贤，便曾在皇上面前诬陷他，说李贤接受陆瑜的黄金，为他求取尚书一职。英宗对此事半信半疑。

趁这个机会，门达想一举彻底除掉李贤，于是拷打杨埙，教他引出李贤，杨埙受刑不过，只好称：“这是李学士教我干的。”门达非常高兴，立即上奏皇上，请求三法司在午门外会审杨埙。皇上派宦官裴当监视。门达想把李贤抓起来一起审讯趁机侮辱他，裴当说：“国家的大臣怎么可以如此侮辱呢！”门达这才罢休。到审讯那天，杨埙大呼道：“我不过是个小人物，怎能见到李学士这样的大臣呢？这些都是门达教我说的啊。”门达听了神情窘迫地话都说不出来，只好就此罢休不敢再纠缠李贤。皇上最终命袁彬贬值到南京锦衣卫，而杨埙被监禁。

李贤作为功勋卓著的内阁首辅，仅仅因为小人的诬陷就几乎不保。

同样，作为一个治世名臣，李贤更是一个普通的人，与解缙、杨士奇相同，他个人也有一些做法引起了后世的非议。

景泰年间，李贤因为上书提出正本十策和车战火器之利，得到了景泰皇帝的欣赏，被从吏部郎中破格提拔为兵部侍郎。而他在英宗复辟后所写的《天顺日录》则这样描写景泰：

正统十四年间，上在位未尝有失德事。当时王振擅权，致有土木之变。上既回銮，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衰。及景泰淫荡载度，臣民失望，一闻上皇复位，无不欢忭鼓舞。

叶盛任广东巡抚，朝廷里有人与他不和就进谗言陷害他，李贤仅仅因为叶盛曾经讽刺自己的诗文，就以叶盛曾经杀降为借口命令韩雍取代他。罗伦曾经上疏谈论李贤不离职为父亲守孝这件事不妥，李贤很恼火，就因此重贬罗伦为市舶提举。

我们可以说李贤作为一个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在这几件事情上如此小气，是有失政治家的大度的，明史中提及这些事时也说 “尤为世所惜云”。

不过不管怎样，虽然略微有些瑕疵，但无妨李贤作为一代治世良臣的地位，毕竟是他，戳穿了夺门集团的政变阴谋，为于谦沉冤得雪创造了条件；是他结束了曹石奸党的乱政误国，使大明朝重新回到太平治世的轨道之上；是他劝说英宗释建庶人之系复胡皇后之号，使可法后世盛德之事留诸史册。成化三年冬天，李贤病逝，终年五十九岁，赠太师，谥文达。

他的一生十功一过，瑕不掩瑜，他的功绩堪得明史对他的评价“伟哉！宰相才也！”，也同样堪得后人曾给与于谦的评价“保障须凭柱石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