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波斯卡，米兰昆德拉，略萨，马内亚，特雷弗，根特格拉斯，鲁西迪，里尔克，帕慕克，阿兰达蒂·洛维...他们都是我们熟悉的作家。当我们阅读它们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文本表达的常见和不同的世界。
我们今天带给你的是Hussan的评论集，从分心开始。在他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熟悉的作家开始表现出与以前认知不同的取向。
胡山的书评不仅有诗人的敏锐度，而且有学者的严谨性，在文本与现实、历史与想象、形式与价值之间自由穿梭，文本摇摆不定，也处处引导读者思考文学、生活与生活之间的静默联系。这不仅是一篇书评，更是探索文学是什么的思想的集合。
阅读建议
《从分心的头脑开始》
侯赛因
上海文学出版社
该书涵盖了辛波斯卡、米兰昆德拉、略萨、马内亚、特雷弗、根特·格拉斯、鲁西迪、里尔克、帕慕克、安达尔达蒂·洛等当代著名中外作家。在他的写作中，胡桑秉承纳博科夫的"文学演讲"阅读方法，深入文本质地，揭示文本写作的秘诀，为读者开辟了很多文学作品的路径。通过胡山的演绎，我们可以见证一个完整的精神世界，在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差异和竞争，最终可以调和。
写作从一个分散注意力的时刻开始
温/胡桑
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写信给我呢？写作只是如实写下你所过的生活？还是想重建自己，改变自己？还是过你现在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湖山是我的笔名，湖中的桑树，后者是我的家乡湖州的一种桑树种。房子后面有一片广阔的桑树林。我一直在漫游它。
我在大学时开始使用这个笔名，在异国他乡漫游，但我与家乡和解了。我不想以我原来的名字生活。笔名是对生命和溢出的补充。这种方法类似于写作。
写作始于分心，自我放纵，抵消和建构。不可避免地，这可以被误解为一种试图逃避，甚至缺乏责任感的写作。
但这个笔名还有另一个含义，我想把我的生活变成现在，而不是逃避。因为我保留了我的姓氏，这是我与我所爱的人，我的生活，我的家乡，我的土地的联系。
大卫·格罗斯曼（David Grossman）在接受采访时说："写作是我理解生活的好方法。只有通过写作，我才能理解生活。写信来理解你和你的家人所经历的不幸。通过写作正确理解生活状况。当你写作时，很多事情变得清晰起来，你写得越多，你就越觉得写作真的是处理损失、破坏和生存的最佳方式。"
通过写作，我了解自己和他人。那些幸运的、不幸的记忆可以化解在写作中，像梦一样发光，让我兴奋，和恍惚的迷恋。然而，最后，我收到了一个光明的一天的邀请。
作者通过他人成为自己，一个更丰富的自我，关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元自我。在我的写作中，我一直试图抵制顽固的原住民，地方和国家，我不想成为一个有地区或国家标签的作家。
当然，我并不把自己排除在区域或民族性格之外，而只是当我在需要一个开放的地区或民族性格时，才能让写作保持行走的流动性。我的散文集《在梦熙身边》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梦溪是我出生和长大的村庄。世界文学让我认识到自己的封闭和贫困，从而渴望开放和流动性。
只是当我错误地认为世界文学把我带到了另一个外部世界的时候。现在我回过头来，意识到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从现在的生活发展而来的世界，一个更具可塑性的世界，它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它是流动的，不是凝固的。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犹如明星，相互补齐，牵引力，共同打造世界文学空间。当然，这是一个乌托邦。目前的情况是，巴黎、伦敦、纽约或柏林是世界文学的权力中心。
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阅读巴黎、伦敦、纽约或柏林的文学作品，而且我们通过阅读别人会更富有，即使我们必须这样做，或者我们不得不在固化语言的井中傲慢和自封。这并不妨碍我们用中文写作，甚至不妨碍我们用中文写作。因为，通过中文，我们可以呈现这片土地上的生命，通过外语或中文翻译，我们可以让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有一个生活水平。
自我不是他人的影子，他人不是自我的镜子，他人是绝对的，永远保持陌生人，从而可以纠正自我贬低，打开封闭的自我。其他人，因为他们的异性，也让我们看到了残酷的生命法则，力量和克制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揭示，甚至抵抗，以驱散那些庞然大物。
通过世界文学，我开始重新审视现在，现在的生活。我所渴望的不是外在的生命，而是陌生的、畸形的内在生命，超越了日常认知中的生命束缚，不断地"转化"着生命。我还想说，这是对民族、民族、文明中心的一种"翻译"的反抗，不仅针对西方中心，而且针对中国中心。
写作，即转化和提炼现在的生活，不是屈服于倾向于中心的生活，而是揭示到中心并塑造它的生命。在这样的写作中，我开始爱上现在的生活。翻译，让坚不可摧的障碍、铁丝网、墙壁、战壕分崩离析，让语言流动，让每个人的生命向上流动。
写作使我们能够克服（而不是放弃）当下的现实，克服它的封闭和束缚，并让我们有可能想象一种不同的生活，构建另一种更加开放、无限和可移动的生活方式。
此时我们需要"世界文学"的概念。《世界文学》之所以能解放写作，正是因为它的异质性。它是在民族之间产生的，在翻译中形成的，它永远不能超越翻译，也不能在一个中心固化——趋势中心的翻译也应该是对中心的攻击，渗透、占有和栖息，是中心的崩溃，固有语法的破坏和扩散。
翻译意味着相互改变和塑造。没有一个中心可以凌驾于和盗用其余的语言、民族、民族和文明之上。世界文学是拥抱异质性的文学，而不是排除异质性的文学。我们需要世界文学。可能的生命不是排除当下的生命，而是要更好地理解、提炼、改造当下的现实生活，去瓦解其黑暗和模糊的那些约束性规律。我们需要一个可能的生活。写作是走向中心，走向相反，走向陌生，走向语言行动的可能生活。
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应该由作者来回答。如果文学可以是一切，那么就没有必要回答它，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从广义上讲，文学可以是所有表达，进一步说，是一种创造性的表达。文学对创造性表达有着天然的依恋。创意表达是什么意思？如果文学只能用固有的语法和词汇来写出一个具体的、静态的、不可改变的人生，它就会失去意义。文学总是纠正甚至超越某种生活，一种特定的写作。
文学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可以是政治的、哲学的和美学的。然而，无论如何，创造性表达本身是无法超越的。文学是语言形成的不断更新和超级克。一旦语言所传达的精神散去，它就不是无所不知的根除。
但是，汉语具有很强的变形能力，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明可以在现代彻底重启，而是汉语表现形式及其精神内容的建立不断转化。
汉语自古以来就是一种极其开放的语言，在吸收中不断变形，但并没有被任何一种外语所取代。变形和平移是在星-神经丛关系中完成的，而不是在向中心移动时懒惰地完成的，不能交出整个自身。
我们应该有勇气变形，而不是逃避。在实践中，对方的力量可以被吸收，但不能被复制。如果我们让文学只表达一种生活，并且总是以一种方式表达相同的生活，那么文学创造力就会消失，生活的顽固暴力就会变得无能为力。
我们也不能直接承载一种外在的生命。我们不能问一个作家他必须写什么样的生活。外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表达方式，表达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重新审视了同一种生活的不同生活方式，同时形成了认知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属于世界文学。
但是，如果外国文学成为写作的模板，一种固定的形式，那么它就背叛了世界文学。我从未拒绝专注于生活，也从未停止过对生活的热爱。无论你热爱什么样的生活，文学作为一种写作手段，一定有一种特殊的形式和方法，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热爱生活，首先是感受生活，深入了解生活的面貌。外国文学提供的方法，必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生活来转化和转化，必须浓缩成我们看待自己的生活、感受自己生活的能力。任何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都恢复而不是减少生活的复杂性，并表现出对生活本身的肆无忌惮的想象力。我们现在需要面对生活的伦理和政治。
除了能够写作之外，作家还需要履行生活所要求的其他责任：道德和政治责任。作家不应该只能够写作。
在"世界文学"的时代，写作似乎能够跨越国界，不仅跨越语言、民族、文明的界限，而且跨越阶级、年龄、性别的界限。这样，文字就浩瀚、开放，任意越过边界。
然而，归根结底，写作仍然是一件自由而自然的事情，源于一个人对语言和表达的热爱，一种爱，权利和幸福。只有当每个人都想探索写作的规模时，才需要调整与语言的关系，认识到自己的语言能力和特征，连接文学传统，活在当下，与他人及其社区建立关系，跨越许多界限，从外语及其文明中吸收潜力。
在这样的规模上，写作是一个可以讨论，甚至判断和争论的公共问题。但它仍然不会影响你的权利和幸福。正是这种权利和幸福一直激励着我去阅读和写作，写下我在阅读中的发现，写下日常生活中错综复杂的语法和规则，写下赋予我的生活节奏，写下我思想的起伏。
（本文摘自《大海，全水，依然承受雨水落下》，有删节）
信息：上海文学出版社
编辑：段鹏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