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于翔（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思想界的关键词，"超稳定"的中国文化结构被认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相应地，中国电影也热切呼吁电影语言现代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判，最典型的表现是第五代电影形象创新和"父亲"的冲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这种激进思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吴伟博1992年上映的《玉里家族》，通过一个家庭的代际冲突，反思了中国近代史上儒家伦理的毁灭，探讨了一个即将向世界开放的文明古国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
影片讲述了《玉里》的故事，也就是《孔子老》，关于春节期间，孔家的大儿子，多年出门回敬拜生活期间发生了一系列矛盾。这种叙事空间和角色设置清楚地表明了电影的主题方向。同一个金刚家族的五代人看似完整，但实际上却存在危机。老板让谭弃了妻子和儿子，投奔革命，建起了新家，成为国家的高级干部。虽然他对此"不后悔"，但他承认这"太昂贵了"。代价是家庭的破裂：房子倒塌（家庭破碎的象征），妻子想念早逝。他最大的代价是没有履行父亲的职责，"失去了当父亲的资格"，也得不到自己儿子的认可。
除了孔令谭（父亲）和孔德贤（儿子）之间的冲突外，影片中另一对矛盾的父子关系是孔德贤（父亲）和孔伟本（儿子）。孔伟本以爷爷为偶像，认为"好孩子在四重奏中，家又怎样"。不同的是，孔灵丹爷爷因为革命而离家出走，孔伟本一心想出国留学。毫无疑问，这种新的历史背景造成了新的家庭危机。因为童年的痛苦回忆——日复一日地和母亲在村里等着父亲回来，孔德贤强烈反对儿子出国留学，理由是孔家"不能再等别人了"。
影片在坚定捍卫家庭价值观的同时，含蓄地批评了孔德贤的育儿风格，指出他"太努力了"来维护家庭的完整性。他有时以自己是"家庭成员"而自豪，并试图在他父亲（男性）的权威下建立家庭的完整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传统的父权制文化也是家庭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他完全无视儿子的私欲，导致他暴力反抗，另一方面，他激烈反对革命的父亲，他认为他没有家庭责任感。整个家庭能否以传统的父权制为基础，是这部电影中提出的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时，影片也引导我们反思这个家庭中女性的命运。孔德贤的妻子，精湛的技艺，儿媳孝顺，她们是缓解父子矛盾、维护家庭完整的最重要力量。然而，这种传统的女性形象，从属的女性地位显然是以牺牲女性自身的价值观为代价的。孔德贤失踪的手将妻子推倒，导致妻子撞到额头，这是父权文化对女性无意识伤害的隐喻。
影片除了从不同世代和性别视角看待家庭价值观和父权道德外，还从西方人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申。孔家二世是一位非常重视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知识分子，他写了一本好手书法，贴了《大字报》呼吁重建古庙，家族珍藏清版《桃花扇》，对宋代无字纪念碑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孔祥熙所代表的正是美国游客安妮所感兴趣的。从来没见过父亲，她很羡慕孔家这样一个中国家庭，很难理解孔伟本为什么一心想出国。这样的人物和情节设置，以及影片中多次出现的隐喻性历史遗产孔家陵墓，无疑是导演激进的反传统思想的深刻反思。
在艺术上，《玉里人》出自吴卫博导演在《巴山夜雨》、《城南老物语》中确立了诗意的叙事风格和形象语言的写作。影片的场景设置和环境非常逼真，而情节则强调矛盾与冲突，树立了抑郁与坚强的新风格。遗憾的是，吴小晖对这种新风格的追求，被国际舞台上闪耀的第五代、第六代电影的光芒所掩盖，他对中国家庭、伦理、文化的思考是公正而稳重的，并没有引起占据现代性和现代话语主流地位的理论界的重视。在影片的最后，两代父亲走向和解、妥协和平衡，虽然是传统儒家温柔的遗物，但与评论家，尤其是西方电影节的口味不符。据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市电影人协会副会长石川教授介绍，《玉里人》是一部被严重忽视的杰作。重新熟悉这部电影，不仅能让我们看到新的吴卫博，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