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和平北京朝阳》在微博上发布通知称，吴义凡因涉嫌强奸被朝阳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正在进一步调查案件。据报道，吴仪凡此前曾多次诱骗女性发生性关系，包括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有消息称，各大社交平台的网友们都仿佛新年笼罩着大观。这一事件的发酵过程也向我们表明，面对各种性别霸权言论和严峻形势，女性正变得越来越有发言权，愿意战斗。
事实上，这种斗争也发生在学术界。长期以来，女性一直被贴上不擅长科学研究、更擅长文科、不擅长科学、记忆力更强、但不擅长逻辑思维的标签......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并没有进一步思考，是否正是因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和大众观念，女性在科研领域面临更多的限制，更大的阻力？
"从1901年到2016年，有911人获得诺贝尔奖，其中只有48人是女性，其中16人是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14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科学记者安吉拉·赛尼（Angela Sayni）在她的书《科学为女性做错了什么》（What Science Have Wrong For Women）中说。
"皇家学会于1660年在伦敦成立，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机构之一，但直到1945年才选出正式的女性会员。Sayni继续说道。
作为回应，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科学史教授隆达·希宾格（Ronda Schibinger）打趣道："近三百年来，皇家学会中唯一永恒的女性存在是保存在社会解剖学储藏室中的女性骨骼。"
从任何角度来看，在科学发展史上，女性即使不是完全缺席，至少也不是唯一敢于发声的人。对于这种现象，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由于男女之间的天赋差异，或者是职业的差异：以理性、客观、进步为特征的科学事业无疑属于男性，而"情感、主观、情感"的女性更适合家庭、教育或服务职业。
另一方面，在男性科学研究领域（例如，皇家学会一次），研究人员只能看到并且只能承认男性的研究成果，而女性以另一种形式取得的成就和贡献被选择性地忽视并排除在所谓的"科学"之外。
从18世纪到19世纪，英国植物学和人体工程学的发展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女性科学爱好者被限制在其他领域，只留下植物学去探索;在《花神的女儿》一书中，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阿特金森学院妇女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安·席德尔（Ann Schiddle）使用翔实的证据来挽救女性在促进植物学和传播方面的努力和成就，并说明所谓的"科学"对女性的错误。
《花神的女儿》，作者：Ann Hildelle，翻译：江红，版本：Rolling Studios|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1年5月.
"花神的女儿"：
植物学是好妻子和好母亲的点缀
在欧洲启蒙运动期间，"科学"成为流行休闲文化的一部分，如时尚，国际象棋和茶点。而女性，就像时尚、象棋、茶点的消费者一样，也接受过成为科学知识消费者的训练，许多书籍和杂志都致力于"美女"来普及当时的科学知识。
科学倡导者向女性推荐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和自然科学作为她们的道德教育和体育活动。她们相信，科学可以治愈她们的轻浮，让她们远离危险的餐桌，学习科学的女性会更健谈，更成功。
在众多科学中，女性学习的最佳场所无疑是植物学。
一些作家在美学上认为，植物学符合女性的美丽，优雅或娇小的气质，绅士杂志的一位记者宣称"照顾外来植物不仅仅是女性更特殊的职责......女人柔韧、纤细的玉手可以比男人笨拙的手做得更好......这种精细的工作与绅士的关怀程度是很难实现的";
其他人则从教育的角度认为，植物学是实现虔诚和健康的方法，也是远离肤浅活动的一种方式，使女性更适合"在田野，树林和父亲的花园里学习......这也更有利于他们的体育锻炼";
其他人则将植物学比作探索昆虫和动物，认为植物学没有残酷的杀戮和解剖学......
这些研究植物学的女性被安·希尔代尔称为"花神的女儿"。
伦勃朗于1634年创作了这幅油画，其中花神的形象被打扮成他心爱的妻子。
花神弗洛拉是自然，生育和春天的象征，无论是在古罗马文学还是在宗教神话中。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称她为"花之母"，并称赞她的美丽，性和生殖能力。Flora在他的作品中代表了西方文化傳統中的主流觀念：女人與自然和身體有關，而男人與文化和精神有關。
同样，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女性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将她们与物质自然，生殖和母性以及自然与女性气质，谦逊和纯真的品质联系起来，这为女性参与各种植物活动铺平了道路。
在父母，老师和社会评论员的鼓励下，Flora的英国女儿积极参与植物学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兴趣。他们阅读植物学书籍，参加相关的公开讲座，与博物学家交流，收集本地蕨类植物，苔藓和海洋植物，绘制植物绘画，制作标本集进行深入研究，并了解显微镜的使用。当然，一旦有更重要的家务等着他们完成，他们必须立即把植物放在手里。
以夏洛特女王的名字命名，Strelitzia reginae。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妻子夏洛特王后是最突出的例子之一。她热爱花卉和园艺，接受过专业的植物学指导，共同赞助了邱园（皇家花园，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着名的植物园之一），拥有一个独特的标本博物馆，以及林奈学会（为纪念植物学家林奈而成立的协会，稍后将详细介绍）的主席应邀帮助夏洛特女王管理标本并指导女王和公主的植物学。甚至还有一个以夏洛特女王命名的浅滩，一种刚刚被引入英国的鹤，"向今天英国女王的植物学激情和知识致敬"。"
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的肖像。
就连法国思想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也为女性写了一本名为《植物学通讯》（Botany Communication）的书。在书中，他写了八封信，指示一位年轻的母亲学习植物学，这样她就可以教她的小女儿。这些信件对英国植物学文化尤为重要。出版商将其翻译成英文，使其"对美丽的英国女性和未受过教育的男性来说可读"。"
但在当时的英国图书市场上，除了卢梭或一些著名的男性植物学之外，更多与植物学相关的书籍或杂志都是由女性作家撰写的。他们特别擅长科普或入门书写作，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科普模型，在家庭氛围中呈现植物学，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对话，或者以姐妹般的信仰讲述植物学。植物学写作已成为一些没有结婚，独立生活或与丈夫离婚并不得不抚养孩子作为成年人的女性的重要而稳定的经济来源。
在18世纪，英国公开写作的女性人数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据估计，仅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三四百名女作家出版了宗教书籍，辩论文章，小说，儿童文学，歌剧和科普书籍。尽管他们看似丰富的主题，但他们的写作主题仍然受到当时性别意识形态的限制。为了被男性作家所接受，女性作家往往把重点放在"专属女性故事和体裁"上，将灌输道德故事融入到自己的叙事中。
最安全，最被接受的女性写作方法之一是以"母亲教育者"的身份发言。当时，英国试图"为新的家庭模式创造一个新的母亲形象，通过改变女性来改变国家。"母亲"被提升到社会文化的优先地位，赋予了"教育者"崇高的地位。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植物学写作中母子对话的形式广受欢迎。母性和家庭意识问题为女作家提供了社会、知识和经济来源，使她们能够大声疾呼，并在教育系统和公共领域发挥更重要的社会作用。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这种气候下，女性被允许在植物学上写作，因为她们被排除在其他主题的写作之外。女性作为母亲获得的高地位是以牺牲她们作为独立的精神个体和有的爱的对象的地位为代价的。
女性和男性：
由性别塑造的植物学
同时，即使在"适合美女"、"温文雅"的植物学等领域，女性的禁区和争议也无处不在。
植物学在英国的普及是由于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建立的人工分类系统。Linnaeus的分类方法基于易于识别的植物花卉，即生殖器官。这种分类方法又称林奈系统，以植物生殖器官为分类的核心标准，以雄性（雄性器官）的数量和比例为"大纲"，以雌性（雌性器官）的数量和比例为次要"目标"。根据花朵的特征，可以找到植物的归属感。这种简单直观的方法大大降低了植物学家观察花草树木的门槛。
但基于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分类，不可避免的是，原来中性植物学引入了无限的性别想象。特别是这一理论的创始人林奈，在他的陈述和理论上一向严谨，但他对植物的性关系有着丰富的想象力，甚至还加了叶子来戏剧化当时的性政治。在他的口中，男性男性作为人类男性性器官是活跃的，而女性则像人类的女性性器官一样被被动接受。
照片 纪录片"植物王国"。
在将林奈系统引入英国后，英国植物学家和诗人伊拉斯谟·达尔文（进化论创始人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祖父）完美地继承了这一理论，并写下了"臭名昭着"的诗歌"植物之爱"。除了植物的纪律，这首诗更多的是唤起爱的冲动。通过与人类的类比，他用植物世界取代了人类的性，构思了"花花公子求美，得到植物之爱"的情节，充满激情和性幻想。
虽然达尔文在《植物之爱》中对女性的自由描写，但他的女性同行却不敢效仿。在当时的英国，仍然有人认为，即使仅仅传达性知识也不符合女性伦理，林奈将植物学与性联系起来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牧师诗人理查德·波尔韦尔（Richard Polwell）在他的诗歌《无性恋的女人》（The Asexual Woman）中谴责女性植物学家是"新哲学中的堂吉诃德"，女性作家公开展示自己的性取向，违反道德。在他的诗中，他写道：
植物学使他们欣喜若狂，他们的胸膛高耸入云，
（他们）还在采摘禁果，和夏娃的母亲在一起，
惊叹于青春萌芽的花朵的心跳，
或者，在不回避植物的荡妇的情况下，
解剖它的器官，被欲望玷污，
无辜地凝视着挑逗的粉末。
因此，尽管林奈的性分类系统简单而受欢迎，但英国出版商、教师、父母和翻译家对他的学说保持高度警惕，并对如何翻译他的作品存在分歧。
橡皮擦达尔文植物园的插图。
威廉·威瑟林（William Withering）是林奈学说最早的英语翻译者之一，他认为翻译需要深入，易于理解，以便女性可以快乐地阅读。但是，除了普通大众和他自己的女儿之外，他应该如何处理书中他所面对的女性读者的性描写呢？如何把握细节和生动程度？玄克的副本是否对植物王国中的一夫多妻制授粉提出了淫秽的解释？在凋零的眼中，女性显然不恰当地（或应该）谦逊和纯洁，毫无顾忌地向她们展示植物性爱。因此，他将与性相关的术语和标题翻译成英语，并避免所有与性相关的单词。在不了解林奈理论的读者眼中，很难找到书中女性和男性的重要位置。
这种做法一方面阻止了没有拉丁语阅读能力的女性植物学家学习"真正的"林奈学说，另一方面，即使是熟悉林奈理论的女性植物学家也不敢写作，将自己束缚在一个有限的、允许的表达领域。结果，不懂拉丁语或缺乏古典教育的人（包括大多数英国女性）无法进入林奈植物学的核心领域。
当时著名的女性植物学家伊丽莎白·肯特（Elizabeth Kent）在书中写道，"女孩的自然探索不被鼓励，甚至被禁止"：在年轻时，老师们将天真与无知混为一谈，让她们远离书籍，因为它们的内容"要么令人厌恶，要么激励女孩谈论问题......满足这种好奇心是不好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女性害怕面对科学术语和拉丁语，因为她们"担心被称为学校的可怕名字"。
直到19世纪20年代，植物学才在一个更专业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植物学家放弃了林奈对植物生殖器官的分类，并采用了由巴黎的Yusu和日内瓦的Decando建立的"自然系统"分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能够阅读高级期刊的群体中，在公众眼中，林奈成为儿童，初学者和女性更容易获得的理论。
埃斯科拉·皮奥斯，弗洛拉，赛勒斯和丘比特围绕着林奈半身像。
当植物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时，
女性很难进入大厅
"英国的漂亮女孩热情地参与植物学研究，这为她们赢得了最大的尊重，并显着提高了科学的声望。虽然她们可能没有为这一主题做出杰出贡献，但至少使它成为一种流行和时尚趋势——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妇女不适合接受学术和专业培训，但这一科学分支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成果，这一事实得益于如此多的妇女的参与， 这有力地证明了女性与生俱来的宽容和宽容。"
查尔斯·阿博特，贝德福德郡植物学，1798年
女性对植物学的宽容是慷慨的，并没有改变植物学对女性的平等接受和欢迎。从1760年到1830年，性植物学文化为女性打开了大门，但从那时起，同样的性别态度阻止了她们继续参与植物学研究。他们首先被推入，然后被赶出。
19世纪初，科学和文化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公众与专家、人气和学术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世纪30年代，与科学和文化中的绅士礼仪和娱乐相关的活动不再被接受，社会反而支持"严肃，实用，非娱乐的科学文化"。务实文化的发言人声称："科学角色的专业化是政治需要，国家应该支持科学 - 不是因为它可以培养一个识字的阶级或与优雅的文化相容，而是为公民社会带来物质效用。"
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的肖像，1848年。
这样，曾经为了培养出"更优雅的淑女、更成功的母亲"而向女性敞开的植物学之门，显得不合时宜。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第一任植物学教授约翰·林德利（John Lindley）在1829年的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植物学在英国受到诽谤，被严重低估，正是因为"植物学被视为女性的消遣，而不是头脑冷静的男人的职业"。"
林德利对"科学"和"温柔技能"的区分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英国引发了一场革命，植物学从中成为"绅士的学科"，并开始了"去女性化"的过程。许多学科的历史重复了19世纪植物学文化的模式：不同的群体区分不同的实践方式，让专业研究人员脱离爱好，划分参与者的层次，讲道和水平适当的演讲，等等。
精英们的自我认同和科学实践是排他性的，她们在女性和植物学文化的历史叙事中具有侵略性和侵略性。
男性的"专家文化"剥夺了早期女性情感和经验的权威价值。如信、对话等"亲切的风格"，原本最受推崇的女作家写作模式，甚至是公认的模式，也引领了英国出版市场的潮流，伴随着成千上万的英国儿童长大，为条件有限的植物学爱好者提供介绍;好奇的人憎恨这种写作，当被迫阅读这种模棱两可的东西时，一个喋喋不休的老妇人或一个博学的处女成为虚构沟通中更权威的基础知识大师。"
在浪漫文化中，科学女性受到批评，在科学文化中，女性被排除在研究植物园之外。
艾格尼丝·伊比松（Agnes Ibison）是所有伟大的人之一，并非没有女性植物学家以严谨的科学方式探索新的植物学理论。她结合观察和实验，在显微镜和解剖学的帮助下研究植物。她还在植物生理学方面取得了许多发现，并在各种科学期刊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一些已被翻译成瑞士，法国和意大利的科学期刊。1810年，《柯蒂斯植物学杂志》（Curtis Journal of Botany）的主编以她的名字命名了沿海蜂蜜茶树，并称赞她发表了几篇"关于植物生理学的非常原创和启发性的论文"。
即便如此，Ibison的科学研究之路仍充满困难，男性当局对其进行了冷落和压制。她渴望自己的原创研究被认真对待，她的想法被人知道，但她年纪大了，远离大都市，没有正式的导师，因为女性身份更不可能加入科学社会。她不得不独自战斗。
Ibison多次写信给詹姆斯·史密斯爵士，介绍他的研究成果，希望得到他的推荐和帮助，但史密斯一再无视她的要求。当林德利写了一篇论文讨论推荐法国植物学家的理论时，Ibison发现自己在12年前就注意到了，并发现他的观点与他自己的观点相似。作为回应，她叹了口气："理论家的名字是多么容易有偏见！"
花神弗洛拉（Flora）装扮着大地（摘自《林奈系统的新插图》）。
感受到性别歧视，Ibison在为学术期刊撰稿时故意改名写作，误以为他是"先生"，直到第三篇文章才澄清错误。100年前，在18世纪初，是男性使用女性化名为《女性杂志》撰稿，普及他们的数学知识。
现在，200年过去了，女科学家的处境似乎有所改善，至少女性可以在与"严谨的科学写作"相同的领域与男性竞争，并且已被证明有助于让女性有机会在专业和非女性化的科学文化中以平等的方式参与主流科学。但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承认一个由男性主导、男性构建的科学体系，该体系使用男性模型来构建远离家庭、母性和情境思维以及其他被性别化为"女权主义"的文化因素的科学。
这样，女性就不能以"女性"的身份，而只能作为"中立"甚至"男性"的地位进行学术研究。
与此同时，曾经困扰和制约女性参与英国科研和取得成就的障碍并没有完全消失，女性仍然以某种隐蔽但有效的方式被囚禁。例如，似乎妇女在社会和文化优先事项中处于优先地位，"妇女的堕落导致国家的堕落"，妇女被推入家庭和母亲工作的陷阱，受到赞扬和赞扬，然后这种工作的价值和意义随后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被忽视， 或者说，女性适合读文科，男性适合科学的结论是根据这种社会现实的后果反过来推导出来的。
"花神的女儿"的历史还在继续。
编写|肖淑轩
编辑|张伟;王青
校对|张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