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云大经济史》微信公众号
20世纪末以来，已有不少于20篇关于宋史研究整体学术史的论文，对国内外宋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总结，特别是包伟民对21世纪末以来南宋史的研究， 李华瑞、田晓忠等对宋代经济史研究进行了全面或年度回顾，包括对南宋经济史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表明南宋农业、手工业、商贸、海外贸易、交通等重要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南宋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南宋经济史研究相对薄弱的局面。在现有研究成果和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南宋经济史研究中体现的三个重要问题：南宋经济在背景中展开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南宋经济呈现出怎样的格局和特点？南宋经济研究的可能路径是什么？希望将有助于促进南宋经济史的研究。
一、南宋经济处于什么样的时代背景
一方面，在西秦岭，东至淮河与黄金长期边境对抗，最后与孟远几十年的对峙，加上内部政策在"复苏"和反复变化之间的讨论，使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面临巨大的军事和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南宋占据了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面朝大海，交通便利，具有发展经济的劳动、技术和自然环境等方面的良好条件。面对与北宋不同的形势和经济发展环境，南宋有事业发展北宋的基本制度和发展道路，这构成了南宋经济发展的背景。现有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深入的解释。
张邦轩提出，南宋大局是长期战时状态还是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救援图景是了解南宋历史的"牛鼻子"，影响和制约南宋社会的方方面面。北宋的主题是和平发展，统治集团总是争论法律的改变。南宋的主题是地图的生存，统治集团总是围绕着和谐，战争，保持辩论。南宋经济被迫下海、片面发展、大规模纸币、重税、个人依赖和强化等（《战时状态：南宋史大局》，《光明日报》，2013年9月9日;《系统意识：以唐宋变迁与南宋认知为例》，《史学集》2017年第3期）。另一方面，南宋长期面临军事威胁和军费压力，深刻影响着金融体系和其他经济体系的设计。王毅认为，宋朝商业政策变化、商业税增长、加强对发行钞票的禁令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征兵制度给国家财政带来的压力，导致统治者改变政策和观念，而南宋的纸币成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两宋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南宋的金融体系设计比北宋的金融特征更为突出。南宋从四川、陕西到淮河，加上临安的防线，形成了五大军事防御区。每一条路税被划分为五大防卫区，由家庭部和四名将军负责，各自相对独立的收支划分。南宋的财政供应和税收必须处于这种军事供应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更清晰的认识（王胜轩，《两歌金融史》，中国图书局，1995年）。黄春燕，《宋代金融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经济重心向南转移，构成了南宋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背景。由于张家璇提出了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对经济重心何时完成南移有不同的看法，但共同点是南宋经济重心已经完成。程民生认为，北宋、南北经济各有特色，经济重心在向南移动的过程中，尚未完成（宋朝区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郑学林指出，北宋晚期经济重心的转移在南宋已经反映出来，并得到了充分的实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松南经济研究》，岳麓读书会，2003年）。经济重心向南转移对南宋经济产生了许多影响：一是人口增长，南宋南部人口在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过北方，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二是促进技术发展，农业生产力大大提高，水稻集约化耕作技术与水稻和小麦有待进一步发展;三是风俗变迁，大量北方移民进入南方，带来北方风俗，促进南方小麦种植牧羊发展（吴松笛《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文进出版社，1993年;《南宋人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韩茂利论北方移民的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四是海上贸易空前繁荣，经济重心南移，造船和海运技术进步，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推动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海上贸易的空前发展（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 黄春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造船观下的宋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租赁合同制度和土地出让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南宋经济的基本背景。梁伟将租赁合同，包括贷款关系，视为南宋农村社会的协调机制，南宋农村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盛行，商业逐步发展，导致耕地不足，土地集中，贫富差距扩大， 这导致农村动乱和冲突因素。2006）.在宋代，土地权和土地出让出现了各种形式和形式，第一次出现了永裕权和田面权，经典权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熟，为土地流通、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特别是在南宋， 独立地表权的出现，永久权属的出现，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一般可以分开，其实"一田两主制"与国家税收需要的一个田地制，降低了管理成本，促进了土地流通和商品经济。激发产权所属各方的经营和生产积极性（戴建国《宋代民俗经典销售》《一域两主系统》，《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从佃户到田面大师：宋代地产形态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二、南宋经济有哪些新特点
南北宋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表现出很大差异。与北宋相比，南宋经济也经历了一些重大变化，可见这些变化是认识南宋经济发展特点和历史地位的重要依据。
对南宋经济发展总体特征的认识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经济革命、整体衰落和片面发展。有学者认为，宋代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商业革命、货币革命、市场结构和城市化革命的革命以及科技革命的"经济革命"，核心是江南农业革命（马克·埃尔文，《中国过去的格局》，加利福尼亚：斯坦福联合出版社， 1973;《北宋社会经济》，收录于《世界史系——中国史》第3卷，《山川出版社》1997年。所谓"煤铁革命"以北宋为例，而"农业革命"则主要讲南宋（张邦轩的《南宋战争状态与社会简史》，《西北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李克强认为，"宋代经济革命"不是事实，而是"选"、"收藏"的研究方法（《选选》、《收藏》和《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综述》，《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所引起的"虚拟形象"。何仲立虽然不主张经济革命，但认为南宋社会经济繁荣，农业生产实现了快速增长，手工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步高，同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河北学报，2006年第5期）。
程民生认为，南宋经济不容高估，不能算是可持续发展，与北宋发达经济相比，南宋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呈现出顺风顺风，直到危机接近崩溃，而南宋经济衰退预示着封建社会从巅峰走向衰落（试试南宋的衰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3期）。张邦轩以"片面发展"为总结，认为北宋经济发展比较全面，南宋比较片面：矿业冶金业萧条，但农业发展迅速;铸造业勉强维持，但武器生产规模巨大;造船业引领世界，但煤铁产量不如北宋（战国和南宋学会）。葛金芳指出了南宋手工业发展的不平衡，认为一方面，南宋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商品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制度创新、生产力发展等因素使南宋经济有其他朝代没有发展活力;另一方面，战争环境、税收过高等因素使得经济发展的潜力显示出局限性。他总结了南宋手工业发展不平衡为萧条的矿山冶金业，世界领先的造船业，丝绸和亚麻织造业的可持续发展，棉纺织业的初步崛起，南宋手工业的大部分工业制造中心转移到东南沿海地区， 形成了轻工业发展超过重工业的"超轻结构"。农业的发展在商品农业的快速发展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商品经济也有新的发展，表现为江南城镇的兴起，城市网络的形成，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扩大（《农商社会观点的南宋经济再评价》，《国际科学学报（中文版）2016年第3期;《南宋手工艺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南宋经济时代特征》，载《农商社》，《国际社会科学学报（中文版）2009年第3期）。
海洋经济空前发展，也是南宋经济的一大特色。南宋利国江，面对大海，海上贸易政策比北宋更为活跃，海上贸易的发展规模和金融影响也大于北宋。葛金芳认为，南宋海外贸易的繁荣是汉北宋所无法企及的，南宋依靠对外贸易、面向大海的发展倾向更为强烈。在海外贸易的带动下，东南沿海地区逐步兴起开放市场经济，呈现出向海域发展的趋势，这是汉唐两代以来农业经济的重大变化，原来"头枕三江、面向西北"的陆海国家开始向南宋"头枕东南方向发展， 以海为本"以陆为本、以海为本的国家转型（南宋手工艺品史，"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张邦轩认为，葛金芳的概括并非不合理，但并不全面，他认为南宋海洋发展的经济趋势是"逼上大海"，不完全是南宋的自觉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摆脱财政困难造成的巨额军费开支，以及陆上丝绸之路难以开通，加紧建设海上陶瓷之路， 只能勉强被称为"半洋帝国"（战时国家和南宋社会）。
纸币这个大问题是南宋经济的另一大特点。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纸币为主要货币的朝代，南宋发行了各种纸币，如东南议会、湖会、淮通等，最初比较谨慎，随着战争成本的增加，开始乱发纸币，并陷入了依靠发行纸币来应对不断上升的军事需求的恶性循环。纸币滥发对南宋经济发展的金融、税收、市场、价格等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现象（刘森，《宋金钞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王胜轩《两宋史》）。
第三，南宋经济研究的可能路径是什么？
近四十年来，南宋经济史同其他研究问题一样，逐渐改变了学术话语和学术问题，理论建设越来越多样化，在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课题的探索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980年中国宋史研究会成立学术讨论，显示出研究话语和研究课题的转变特征。在会议上提交的42篇论文中，有19篇是经济史论文，这仍然是最受关注的领域。这些论文体现了强烈的实证取向，许多论文不再关注阶级分析和社会性质的壁垒，而是关注货币、商业税收、香料贸易等具体问题的经验证据。然而，大多数论文，特别是讨论和交流的焦点是1949年后历史研究的基本主题，如生产关系，阶级结构，社会性质等。已经讨论的主要研究课题和对话逻辑仍然是个人依恋、阶级矛盾、剥削方式、第二农奴制、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性格评价的进步与落后等。反映中国大陆宋史研究理论方法和研究课题的传承与转化（邓光明等《宋史研究论文集》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曾伟华《关于歌曲历史若干问题的讨论——歌曲历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旁注》，1981年第一期历史教学。《宋氏历史研究会人民学术讨论》，《学术月刊》1980年第12期）。
葛金芳提出了农商社会理论，主要着陆点是南宋经济，通过"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特点，"农商社会"愿景的南宋商品农业理论（与刘平生合著，《云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 《农商社会对南宋经济的评价》等论文系统阐述了南宋经济发展的主要观点。华北地区较为局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而南方则因商品经济的兴起而加快发展速度，从古代农业社会开始步入"农商社会"，可视为南宋农商社会的形成时期。林文勋提出的富人社会理论也特别关注南宋经济，认为南宋社会的富人以"富好儒"为基础和必然选择，在发展家庭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农村社会对农村党的学习， 倡导耕作方式 读代传人文化新潮流成为农村社会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前提和动力（林文勋、李志刚《南宋富人发展与农村文化教育》、《国际科学学报（中文版）》2011年第4期）。这些理论探索拓展了研究南宋史的视野，揭示了南宋经济发展的新面貌。
王瑞来关于宋元转变的理论和李氏关于中古以来南北两条历史发展线索的理论，都印证了南宋在中国历史传承和演化中的重要性。王瑞来指出，唐宋变迁揭示了从唐改成宋的变迁，宋朝与元明清乃至近代的联系可以用宋元变解，南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轮变革。宋元的《变化理论》着眼于中国如何通过时间（南宋）、土地（江南）和人（圣人）三种元素的相互作用走向现代（从近代到现代——宋元的《变化论》，史学集，2015年第4期）。李认为，从南北朝到唐初，有两条平行的发展线索或两种制度，从制度的角度，特别是经济制度的角度强调了南宋的历史作用，以及北方民族政权在10世纪和13世纪北方因素的加强， 江南经济仍沿唐宋变迁的模式发展繁荣，元明南沿袭南宋经济体制（《两个南北朝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线索》，《文学史与哲学》2009年第6期）。
作为研究南宋史的依据，南宋的数据数量和类型也与北宋不同，因此南宋史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有合适的路径。张邦轩主张，南北宋的研究不能"锅里煮"，这意味着南宋相对于北宋的变化不容忽视，但也包含了研究方法和问题意识的特征。鲍伟民说，南宋的历史研究资料，特别是其后期，生存的信息太少，对学术研究有负面影响，但所谓的生存信息太少是比较的，学术界对于处理前一时期印刷的历史资料没有普及， 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如果能认真参考、学习、更细致、深入研究世界文本，南宋研究形势就会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南宋与北宋相比的历史资料也有其特点，一些南宋晚期的藏品、地理剖图、笔记、考古资料等明显多于北宋和南宋初期，有学者使用过这些藏品， 方志等材料做了清晰的演示。与数据较丰富的时期相比，讨论南宋中后期的历史需要更多的研究者知识和毅力投入（《新世纪南宋史回顾与展望》，《唐宋史评》系列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40年来，南宋史的研究课题不仅加深了以前备受关注的土地制度、金融问题、商品经济和个人依附性等基本问题，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和研究视角。这里，以土地研究和"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为例进行说明。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在个人依恋、剥削模式和阶级关系的论述下讨论土地制度，从地主阶级贪婪本质的逻辑出发，宋朝的"田间制度站不住脚"、"不打压兼并"在南宋被解释为土地兼并的不断增长。近年来，关注的焦点转向了"田间制度站不住脚"的含义分析，回顾了宋代土地制度研究的话语体系，以及"无约束合并"是否可以被视为宋朝的基本国策，探讨土地集中和分散趋势如何共存和相互作用， 注重产权的形成、经济关系的产生及其在维护农村社会秩序运行和国家统治实施中的作用。江南地区经济史研究是南宋经济史研究的代表性课题，南宋对农业生产力（特别是亩产量）和水稻小麦再植的讨论大多以"江南"为例。《江南》的研究一方面意在揭示南宋经济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赋予探索南宋如何影响子孙后代的意义。对南宋的农业生产力、土地开发、水利组织、社会制度、城市经济等都有深入研究。
王瑞来、李静、何忠礼的研究都指出，以江南为代表的南宋经济，对后世特别是南方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鲍为民认为，元明和清对南宋文化的传承主要在南方地区（主要是江南），明清统一国家的发展巩固尤其不可能没有南宋文化的影响，但"南宋模式"早已不复存在， 与简单而孤立地强调南宋对子孙后代的历史影响相比，最好将这种影响转化为南北融合的具体证据和最终走向"南宋"的趋势，这也是从来回观察南宋历史的重要研究路径（宋朝经济： 《历史观察的时代背景》，《光明日报》2017年1月2日）。
四、残余理论
近四十年来，南宋经济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术研究往往是新的，永无止境的。现有研究为继续研究南宋经济史提供了重要参考，有助于研究南宋经济史，找出问题，明确方向。综上所述，现有成果可以为继续推进南宋经济史研究的四个方面提供启示。一是要树立学术研究的整体意识，明确南宋经济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什么样的总体特征，才能使研究具体问题有更清晰的定位，更好地揭示具体研究的整体意义。第二，要树立更清晰的变化意识，不仅要认识南北宋的经济发展，避免对两宋经济的研究，包括其他历史问题对"一锅炒菜"的研究，还要关注南宋经济制度、经济格局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不同地区的差异， 避免南宋经济学。第三，树立长远调查意识，探索南宋经济对子孙后代的影响，进一步明确南宋经济对元明清经济影响的因素、方式、程度和范围，更好地认识南宋经济在中国历史长期演进中的地位。第四，树立理论意识，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索新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路径，从更丰富的视角解读南宋经济，充分探索南宋的历史资料，探索接近南宋历史资料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张邦轩、包维民、寺地尊等学者在南宋经济史研究中所倡导的问题和建设制度的深入研究，从而避免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中，迷失在"局部细化研究"中， "从平面到三维"。
（原载于《中国历史研究动态》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