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雲大經濟史》微信公衆号
20世紀末以來，已有不少于20篇關于宋史研究整體學術史的論文，對國内外宋史研究進行了系統總結，特别是包偉民對21世紀末以來南宋史的研究， 李華瑞、田曉忠等對宋代經濟史研究進行了全面或年度回顧，包括對南宋經濟史研究進行了系統梳理，表明南宋農業、手工業、商貿、海外貿易、交通等重要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這些研究成果揭示了南宋經濟的發展，改變了南宋經濟史研究相對薄弱的局面。在現有研究成果和學術史回顧的基礎上，總結了南宋經濟史研究中展現的三個重要問題：南宋經濟在背景中展開了一個什麼樣的時代？南宋經濟呈現出怎樣的格局和特點？南宋經濟研究的可能路徑是什麼？希望将有助于促進南宋經濟史的研究。
一、南宋經濟處于什麼樣的時代背景
一方面，在西秦嶺，東至淮河與黃金長期邊境對抗，最後與孟遠幾十年的對峙，加上内部政策在"複蘇"和反複變化之間的讨論，使其長期處于戰争狀态，面臨巨大的軍事和财政壓力。另一方面，南宋占據了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面朝大海，交通便利，具有發展經濟的勞動、技術和自然環境等方面的良好條件。面對與北宋不同的形勢和經濟發展環境，南宋有事業發展北宋的基本制度和發展道路，這構成了南宋經濟發展的背景。現有的研究對這個問題給出了深入的解釋。
張邦軒提出，南宋大局是長期戰時狀态還是準戰時狀态，戰時狀态，救援圖景是了解南宋曆史的"牛鼻子"，影響和制約南宋社會的方方面面。北宋的主題是和平發展，統治集團總是争論法律的改變。南宋的主題是地圖的生存，統治集團總是圍繞着和諧，戰争，保持辯論。南宋經濟被迫下海、片面發展、大規模紙币、重稅、個人依賴和強化等（《戰時狀态：南宋史大局》，《光明日報》，2013年9月9日;《系統意識：以唐宋變遷與南宋認知為例》，《史學集》2017年第3期）。另一方面，南宋長期面臨軍事威脅和軍費壓力，深刻影響着金融體系和其他經濟體系的設計。王毅認為，宋朝商業政策變化、商業稅增長、加強對發行鈔票的禁令等最重要的原因是征兵制度給國家财政帶來的壓力，導緻統治者改變政策和觀念，而南宋的紙币成為彌補财政赤字的手段（《《兩宋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南宋的金融體系設計比北宋的金融特征更為突出。南宋從四川、陝西到淮河，加上臨安的防線，形成了五大軍事防禦區。每一條路稅被劃分為五大防衛區，由家庭部和四名将軍負責，各自相對獨立的收支劃分。南宋的财政供應和稅收必須處于這種軍事供應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更清晰的認識（王勝軒，《兩歌金融史》，中國圖書局，1995年）。黃春燕，《宋代金融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
經濟重心向南轉移，構成了南宋經濟發展的另一種背景。由于張家璇提出了經濟重心南移問題，相關研究非常豐富，對經濟重心何時完成南移有不同的看法，但共同點是南宋經濟重心已經完成。程民生認為，北宋、南北經濟各有特色，經濟重心在向南移動的過程中，尚未完成（宋朝區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鄭學林指出，北宋晚期經濟重心的轉移在南宋已經反映出來，并得到了充分的實作（《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與唐松南經濟研究》，嶽麓讀書會，2003年）。經濟重心向南轉移對南宋經濟産生了許多影響：一是人口增長，南宋南部人口在北宋的基礎上進一步超過北方，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二是促進技術發展，農業生産力大大提高，水稻集約化耕作技術與水稻和小麥有待進一步發展;三是風俗變遷，大量北方移民進入南方，帶來北方風俗，促進南方小麥種植牧羊發展（吳松笛《北方移民與南宋社會變遷》，文進出版社，1993年;《南宋人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韓茂利論北方移民的農業技術與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中國曆史研究》，2013年第4期;四是海上貿易空前繁榮，經濟重心南移，造船和海運技術進步，積極開放的貿易政策推動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海上貿易的空前發展（陳高華，吳泰，"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 黃春燕，《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造船觀下的宋代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租賃合同制度和土地出讓的進一步發展，也是南宋經濟的基本背景。梁偉将租賃合同，包括貸款關系，視為南宋農村社會的協調機制，南宋農村人口增加，土地兼并盛行，商業逐漸發展，導緻耕地不足，土地集中，貧富差距擴大， 這導緻農村動亂和沖突因素。2006）.在宋代，土地權和土地出讓出現了各種形式和形式，第一次出現了永裕權和田面權，經典權利之間的關系越來越成熟，為土地流通、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特别是在南宋， 獨立地表權的出現，永久權屬的出現，土地所有權和土地使用權一般可以分開，其實"一田兩主制"與國家稅收需要的一個田地制，降低了管理成本，促進了土地流通和商品經濟。激發産權所屬各方的經營和生産積極性（戴建國《宋代民俗經典銷售》《一域兩主系統》，《曆史研究》2011年第6期;《從佃戶到田面大師：宋代地産形态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3期）。
二、南宋經濟有哪些新特點
南北宋在政治、經濟、文化發展上表現出很大差異。與北宋相比，南宋經濟也經曆了一些重大變化，可見這些變化是認識南宋經濟發展特點和曆史地位的重要依據。
對南宋經濟發展總體特征的認識有三種不同的觀點：經濟革命、整體衰落和片面發展。有學者認為，宋代包括農業革命、水運革命、商業革命、貨币革命、市場結構和城市化革命的革命以及科技革命的"經濟革命"，核心是江南農業革命（馬克·埃爾文，《中國過去的格局》，加利福尼亞：斯坦福聯合出版社， 1973;《北宋社會經濟》，收錄于《世界史系——中國史》第3卷，《山川出版社》1997年。所謂"煤鐵革命"以北宋為例，而"農業革命"則主要講南宋（張邦軒的《南宋戰争狀态與社會簡史》，《西北大學學報》2014年第1期）。李克強認為，"宋代經濟革命"不是事實，而是"選"、"收藏"的研究方法（《選選》、《收藏》和《宋代江南農業革命：傳統經濟史研究方法綜述》，《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1期）所引起的"虛拟形象"。何仲立雖然不主張經濟革命，但認為南宋社會經濟繁榮，農業生産實作了快速增長，手工業有了長足的進步，一步高，同時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南宋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河北學報，2006年第5期）。
程民生認為，南宋經濟不容高估，不能算是可持續發展，與北宋發達經濟相比，南宋經濟出現了全面衰退，呈現出順風順風，直到危機接近崩潰，而南宋經濟衰退預示着封建社會從巅峰走向衰落（試試南宋的衰落）。《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3期）。張邦軒以"片面發展"為總結，認為北宋經濟發展比較全面，南宋比較片面：礦業冶金業蕭條，但農業發展迅速;鑄造業勉強維持，但武器生産規模巨大;造船業引領世界，但煤鐵産量不如北宋（戰國和南宋學會）。葛金芳指出了南宋手工業發展的不平衡，認為一方面，南宋經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成就，商品經濟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制度創新、生産力發展等因素使南宋經濟有其他朝代沒有發展活力;另一方面，戰争環境、稅收過高等因素使得經濟發展的潛力顯示出局限性。他總結了南宋手工業發展不平衡為蕭條的礦山冶金業，世界領先的造船業，絲綢和亞麻織造業的可持續發展，棉紡織業的初步崛起，南宋手工業的大部分工業制造中心轉移到東南沿海地區， 形成了輕工業發展超過重工業的"超輕結構"。農業的發展在商品農業的快速發展中得到了突出展現。商品經濟也有新的發展，表現為江南城鎮的興起，城市網絡的形成，城鎮化程序的加快，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的擴大（《農商社會觀點的南宋經濟再評價》，《國際科學學報（中文版）2016年第3期;《南宋手工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南宋經濟時代特征》，載《農商社》，《國際社會科學學報（中文版）2009年第3期）。
海洋經濟空前發展，也是南宋經濟的一大特色。南宋利國江，面對大海，海上貿易政策比北宋更為活躍，海上貿易的發展規模和金融影響也大于北宋。葛金芳認為，南宋海外貿易的繁榮是漢北宋所無法企及的，南宋依靠對外貿易、面向大海的發展傾向更為強烈。在海外貿易的帶動下，東南沿海地區逐漸興起開放市場經濟，呈現出向海域發展的趨勢，這是漢唐兩代以來農業經濟的重大變化，原來"頭枕三江、面向西北"的陸海國家開始向南宋"頭枕東南方向發展， 以海為本"以陸為本、以海為本的國家轉型（南宋手工藝品史，"從'農商社會'看南宋經濟的時代特征）。張邦軒認為，葛金芳的概括并非不合理，但并不全面，他認為南宋海洋發展的經濟趨勢是"逼上大海"，不完全是南宋的自覺選擇，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擺脫财政困難造成的巨額軍費開支，以及陸上絲綢之路難以開通，加緊建設海上陶瓷之路， 隻能勉強被稱為"半洋帝國"（戰時國家和南宋社會）。
紙币這個大問題是南宋經濟的另一大特點。南宋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以紙币為主要貨币的朝代，南宋發行了各種紙币，如東南議會、湖會、淮通等，最初比較謹慎，随着戰争成本的增加，開始亂發紙币，并陷入了依靠發行紙币來應對不斷上升的軍事需求的惡性循環。紙币濫發對南宋經濟發展的金融、稅收、市場、價格等許多方面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是影響社會經濟發展的突出現象（劉森，《宋金鈔史》，中國金融出版社，1993年）。王勝軒《兩宋史》）。
第三，南宋經濟研究的可能路徑是什麼？
近四十年來，南宋經濟史同其他研究問題一樣，逐漸改變了學術話語和學術問題，理論建設越來越多樣化，在理論、研究方法和研究課題的探索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績。1980年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學術讨論，顯示出研究話語和研究課題的轉變特征。在會議上送出的42篇論文中，有19篇是經濟史論文，這仍然是最受關注的領域。這些論文展現了強烈的實證取向，許多論文不再關注階級分析和社會性質的壁壘，而是關注貨币、商業稅收、香料貿易等具體問題的經驗證據。然而，大多數論文，特别是讨論和交流的焦點是1949年後曆史研究的基本主題，如生産關系，階級結構，社會性質等。已經讨論的主要研究課題和對話邏輯仍然是個人依戀、階級沖突、剝削方式、第二農奴制、農民起義、資本主義萌芽、民族戰争的正義與非正義、性格評價的進步與落後等。反映中國大陸宋史研究理論方法和研究課題的傳承與轉化（鄧光明等《宋史研究論文集》主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曾偉華《關于歌曲曆史若幹問題的讨論——歌曲曆史研究會成立大會旁注》，1981年第一期曆史教學。《宋氏曆史研究會人民學術讨論》，《學術月刊》1980年第12期）。
葛金芳提出了農商社會理論，主要着陸點是南宋經濟，通過"農商社會"看南宋經濟特點，"農商社會"願景的南宋商品農業理論（與劉平生合著，《雲南社會科學》2017年第6期）， 《農商社會對南宋經濟的評價》等論文系統闡述了南宋經濟發展的主要觀點。華北地區較為局限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态，而南方則因商品經濟的興起而加快發展速度，從古代農業社會開始步入"農商社會"，可視為南宋農商社會的形成時期。林文勳提出的富人社會理論也特别關注南宋經濟，認為南宋社會的富人以"富好儒"為基礎和必然選擇，在發展家庭文化教育的同時，也緻力于農村社會對農村黨的學習， 倡導耕作方式 讀代傳人文化新潮流成為農村社會文化教育大發展的前提和動力（林文勳、李志剛《南宋富人發展與農村文化教育》、《國際科學學報（中文版）》2011年第4期）。這些理論探索拓展了研究南宋史的視野，揭示了南宋經濟發展的新面貌。
王瑞來關于宋元轉變的理論和李氏關于中古以來南北兩條曆史發展線索的理論，都印證了南宋在中國曆史傳承和演化中的重要性。王瑞來指出，唐宋變遷揭示了從唐改成宋的變遷，宋朝與元明清乃至近代的聯系可以用宋元變解，南宋開啟了中國曆史的新一輪變革。宋元的《變化理論》着眼于中國如何通過時間（南宋）、土地（江南）和人（聖人）三種元素的互相作用走向現代（從近代到現代——宋元的《變化論》，史學集，2015年第4期）。李認為，從南北朝到唐初，有兩條平行的發展線索或兩種制度，從制度的角度，特别是經濟制度的角度強調了南宋的曆史作用，以及北方民族政權在10世紀和13世紀北方因素的加強， 江南經濟仍沿唐宋變遷的模式發展繁榮，元明南沿襲南宋經濟體制（《兩個南北朝與中世紀以來的曆史發展線索》，《文學史與哲學》2009年第6期）。
作為研究南宋史的依據，南宋的資料數量和類型也與北宋不同，是以南宋史在研究方法上也需要有合适的路徑。張邦軒主張，南北宋的研究不能"鍋裡煮"，這意味着南宋相對于北宋的變化不容忽視，但也包含了研究方法和問題意識的特征。鮑偉民說，南宋的曆史研究資料，特别是其後期，生存的資訊太少，對學術研究有負面影響，但所謂的生存資訊太少是比較的，學術界對于處理前一時期印刷的曆史資料沒有普及， 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如果能認真參考、學習、更細緻、深入研究世界文本，南宋研究形勢就會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南宋與北宋相比的曆史資料也有其特點，一些南宋晚期的藏品、地理剖圖、筆記、考古資料等明顯多于北宋和南宋初期，有學者使用過這些藏品， 方志等材料做了清晰的示範。與資料較豐富的時期相比，讨論南宋中後期的曆史需要更多的研究者知識和毅力投入（《新世紀南宋史回顧與展望》，《唐宋史評》系列2，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40年來，南宋史的研究課題不僅加深了以前備受關注的土地制度、金融問題、商品經濟和個人依附性等基本問題，而且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和研究視角。這裡，以土地研究和"江南"區域經濟史研究為例進行說明。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在個人依戀、剝削模式和階級關系的論述下讨論土地制度，從地主階級貪婪本質的邏輯出發，宋朝的"田間制度站不住腳"、"不打壓兼并"在南宋被解釋為土地兼并的不斷增長。近年來，關注的焦點轉向了"田間制度站不住腳"的含義分析，回顧了宋代土地制度研究的話語體系，以及"無限制合并"是否可以被視為宋朝的基本國策，探讨土地集中和分散趨勢如何共存和互相作用， 注重産權的形成、經濟關系的産生及其在維護農村社會秩序運作和國家統治實施中的作用。江南地區經濟史研究是南宋經濟史研究的代表性課題，南宋對農業生産力（特别是畝産量）和水稻小麥再植的讨論大多以"江南"為例。《江南》的研究一方面意在揭示南宋經濟發展的特點，另一方面，又賦予探索南宋如何影響子孫後代的意義。對南宋的農業生産力、土地開發、水利組織、社會制度、城市經濟等都有深入研究。
王瑞來、李靜、何忠禮的研究都指出，以江南為代表的南宋經濟，對後世特别是南方的經濟發展産生了深遠的影響。鮑為民認為，元明和清對南宋文化的傳承主要在南方地區（主要是江南），明清統一國家的發展鞏固尤其不可能沒有南宋文化的影響，但"南宋模式"早已不複存在， 與簡單而孤立地強調南宋對子孫後代的曆史影響相比，最好将這種影響轉化為南北融合的具體證據和最終走向"南宋"的趨勢，這也是從來回觀察南宋曆史的重要研究路徑（宋朝經濟： 《曆史觀察的時代背景》，《光明日報》2017年1月2日）。
四、殘餘理論
近四十年來，南宋經濟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學術研究往往是新的，永無止境的。現有研究為繼續研究南宋經濟史提供了重要參考，有助于研究南宋經濟史，找出問題，明确方向。綜上所述，現有成果可以為繼續推進南宋經濟史研究的四個方面提供啟示。一是要樹立學術研究的整體意識，明确南宋經濟在什麼樣的時代背景下，什麼樣的總體特征，才能使研究具體問題有更清晰的定位，更好地揭示具體研究的整體意義。第二，要樹立更清晰的變化意識，不僅要認識南北宋的經濟發展，避免對兩宋經濟的研究，包括其他曆史問題對"一鍋炒菜"的研究，還要關注南宋經濟制度、經濟格局在不同時期的變化和不同地區的差異， 避免南宋經濟學。第三，樹立長遠調查意識，探索南宋經濟對子孫後代的影響，進一步明确南宋經濟對元明清經濟影響的因素、方式、程度和範圍，更好地認識南宋經濟在中國曆史長期演進中的地位。第四，樹立理論意識，在實證研究的基礎上，探索新的理論架構和研究路徑，從更豐富的視角解讀南宋經濟，充分探索南宋的曆史資料，探索接近南宋曆史資料的研究方法。隻有這樣，才能實作張邦軒、包維民、寺地尊等學者在南宋經濟史研究中所倡導的問題和建設制度的深入研究，進而避免停留在對現象的描述中，迷失在"局部細化研究"中， "從平面到三維"。
（原載于《中國曆史研究動态》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