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于1793年夏天开始撰写"美学教育简述"，并于1795年在"Horen"上出版。这些书已成为现代美学批评的第一批纲领性文献。席勒用康德哲学的概念来分析自身内部分的现代性，设计了一套审美乌托邦，赋予艺术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从这个角度来看，席勒的作品比谢林、黑格尔和霍尔德林在法兰克福对未来的愿景领先了一步，后者在图宾根成为了亲密的朋友。艺术应该能够取代宗教并发挥团结的力量，因为艺术被视为一种"中介"形式，深入到人类的主体间性关系中。席勒将艺术理解为一种沟通理性，在未来的"审美王国"中将得到实现。
在他的第二封信中，席勒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让美国在自由之前前进是否不合时宜，"因为今天，道德世界的事务有更相关的利害关系，而时代的现状迫切需要哲学精神来探索所有艺术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 也就是说，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
席勒的问题已经暗示了一个答案，即艺术本身就是通过灌输实现真正政治自由的中介。灌输的过程与个人无关，而是与民族集体生活的背景有关："只有在一个有能力和资格将强制国家转变为自由国家的国家中，才能找到品格的完整性"。如果艺术要能够完成统一分析的现代性的历史使命，就不应该执着于个人，而必须改变个人参与的生命形式。因此，席勒强调，艺术应该发挥沟通、同理心和团结的力量，即强调艺术的"公共身份"。席勒对现实的分析表明，在现代生活关系中，想要彼此分离和发展的个体力量必须以牺牲其完整性为代价。这样，古今之争就成为了批判性自我确认的起点。古希腊诗歌和艺术"虽然也打破了人性，放大了它，然后把它撒在了宏伟的神灵身上，但是。它不会把人性撕成碎片，而是以不同的方式混合在一起，因为每个神都不缺完整的人性。这与我们现代人完全不同！在我们的例子中，属的图像也被放大并分散在个体上 - 但它们被分成碎片，而不是不断变化的混合物，所以为了将属的完整性结合在一起，他们必须逐个询问个体。席勒批评资产阶级社会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制度"。他的话让人们想起了年轻的马克思。席勒认为，物质化的经济过程不仅像一个精致的时钟，将享受与劳动、手段和目的、努力和奖励脱节;它还将经济过程与劳动、手段和目的、努力和奖励脱节。在批判了被异化的劳动和官僚主义之后，席勒转向理性和过于专业化的科学，远离日常问题："当思想精神在概念世界中追求不可剥夺的财产时，它必须成为感官世界中的外星人，失去物质而形式。当实用主义精神被封闭在一个由各种对象组成的单调的圈子里，在这个被各种程序束缚的圈子里，必然会看到整个自由在他眼前褪色，其范围越来越差。......因此，抽象的思想家往往有一颗冷酷的心，因为他的任务是分析印象，只有当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时，这些印象才会触及灵魂;务实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因为他们的想象力被封闭在他职业的单调圈子里，无法延伸到别人想要的方式"。
然而，席勒认为这种异化是进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人类无法摆脱它并向前迈进。席勒与历史批判哲学一样坚信这一点。他甚至毫无保留地使用了康德的先验目的哲学的思想框架："只是因为人中的个体力量彼此孤立，他们都希望单独立法，这些个体力量才与事物的真相作斗争。并迫使通常因懒惰和自满而停止的外部现象的常识来探索事物的深度。与社会领域的工作精神一样，精神王国中的思想精神是分开的。这样，在社会和哲学中就形成了两种对立的立法形式。感性与知识、物质冲动与形式冲动主体之间的这种抽象对立，受到双重胁迫：自然物质胁迫和自由道德胁迫。主体越是试图毫无顾忌地控制外在本质及其内在本质，这两种力量就越明显。因此，自发的权力状态和理性的伦理状态最终落入了彼此的隔间;他们只在压制同理心方面始终如一，因为"权力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可能，因为它天生压制自然;伦理国家只能使社会（道德）不可避免，因为它使个人意志服从于普遍意志"。
出于这个原因，席勒将理性的实现想象成对被破坏的感觉的复兴。它不能仅仅由任何一个自然和自由形成，而只能在灌输的过程中形成。为了结束立法机关的斗争，灌输过程必须一方面将物质特征从任意性的外部性质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将道德性从自由意志中解放出来。灌输过程的中介是艺术，因为艺术产生了一种"中立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心灵既不是身体上的，也不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是以两种方式行事"。随着理性的进步，现代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强大的需求体系和抽象的道德规范中;然而，艺术可以赋予这种分裂的完整性"一种社会身份"，因为艺术涉及这两项立法："在可怕的权力王国和神圣的法律王国之间，审美创造在不知不觉中建立了第三个王国，游戏和幻想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创造美学的冲动消除了所有关系的束缚，使人们摆脱了所有所谓的胁迫，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道德的。
美学乌托邦一直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键，甚至是整个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卢卡奇和马尔库塞的关键。有了这个美学乌托邦，席勒将艺术理解为沟通理性的真正体现。当然，康德的《判断论批判》也促成了它进入一种沉思的唯心主义，但这种唯心主义并不满足于知识与感性、自由与必然性、精神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划分，因为它瞥见了现代生活之间关系的分裂的表达。在黑格尔和谢林看来，反映判断的中介能力只是通往智力思想的桥梁，而理智应该得到绝对的统一同意。席勒相对克制，他坚持审美判断的有限意义，以便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加以利用。在这里，他悄悄地将康德的判断概念与传统的判断概念混为一谈。传统的判断观念传统上与亚里士多德（直到哈娜·阿伦特）的相同感觉的政治概念联系在一起。因此，席勒能够从根本上将艺术视为一种"中介"形式，并期望它能"给社会带来和谐"："所有其他形式的表象都分裂了社会，因为它们要么与个体成员的私人感情完全相关，要么与个体成员的私人技能完全相关，从而与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有关，只有美丽的中介才能统一社会， 因为它涉及所有成员的共同点"。
然后，席勒在主体间的两种相反变形的背景下建立了独立性的理想形式，即个性化和普及化。异类的私人生活方式已经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系，他们已成为外部性的对象;这种极端形式的异化和融合也对完整性构成了威胁。席勒对两者之间的平衡更加浪漫，他认为一个由美学团结的社会必须产生一种互动的结构，"只有当他在自己的小屋里时，每个人都会安静地对自己说话，一旦他走出小屋，他就会和每个人交谈"。
然而，席勒建立了审美乌托邦，其目的不是让生活关系变得审美，而是改变生活关系的关系。超现实主义者要求艺术在他们的平台上融入生活，达达主义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正在挑衅地强调它;他也希望审美幻觉的快感，能在"全情味"上引发一场"彻底的革命"。但是，只要缺乏实际支撑，错觉就永远是纯粹的审美幻觉。像席勒一样，马尔库塞后来定义了艺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由于社会不仅在人类意识中重新生产，而且在人类感官中重新产生，意识的解放必须基于感官的解放 - "放弃对给定客观世界的强制性接近"。尽管如此，艺术还是不能满足超现实主义者的指示，艺术也不应该放弃其高贵的品格，转向生活："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我们才能想象出'艺术的终结'，在这种终结中，人们再也无法区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这可能是文明达到极端时造成的完全野蛮"。后来，马尔库塞重复了席勒关于生命直接审美化的警告：审美幻觉作为一种统一的力量，仅限于"人们在理论上严重抑制自己肯定幻觉存在于实践中，而不是用幻觉来给予它们"的情况。
这一警告早在席勒认为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价值观有其固有的规律之前就被隐藏了，这些规律后来被埃米尔·拉斯克和韦伯吹捧。这些地区似乎已经解放，他们"很高兴他们享有绝对的豁免权，免受人类的任意任意性"。政治立法者可以关闭这些领域，但他们不能在其中进行统治"。如果我们不考虑文化的特征，并试图打破审美幻觉容器，那么它的内涵将不可避免地模糊不清——失去高贵特征的意义和散落的框架的形式将无法发挥解放的力量。对于席勒来说，只有当艺术被用作中介，一个中介，分散的部分重建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并起催化作用时，生命世界的审美化才是合法的。只有当艺术在现代分裂的一切事物——不断扩大的需求体系、官僚主义国家、抽象的理性道德和专家科学——的同理心的开放天空下，展现出美和品味的社会特征时，美和品味的社会特征才能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