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共同富裕三途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

蔡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

随着新发展阶段的到来，共同繁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35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愿景要基本实现，包括"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取得更加切实和实质性的进展"。在最近召开的中央财经委第十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在我们迈向第二个世纪目标之际，党中央召开会议，扎实研究促进共同富裕问题，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方式有很多种，但鉴于当前的挑战，可以通过以下三条路径加快共同繁荣的进程。

首先，做一个大蛋糕，把蛋糕分开

要做一个大蛋糕，把蛋糕分开，你需要做以下三点。

第一，将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内。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和基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愿景，包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充分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所有潜力。

根据中国潜在增长能力预测，未来15年保持4.8%至5.2%的年均增长率是可行的。根据这样的增长潜力，到"十四五"规划结束时，我国人均GDP将达到1.3万至1.4万美元，能够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将达到2.2万至2.3万美元，基本达到中发达国家的水平。高预测是基于一些必要改革的潜在增长率效应。可见，改革是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的基本保障。

第二，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和家庭收入增长普遍同步，但不同时期同步存在差异。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GDP增长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步明显增强，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跟上步伐意味着人均GDP的增长可以转化为家庭收入的增加，到2035年，我们的人民将能够享受中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

为此，要继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收入和报酬的比重。同时，还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

第三，初始分配和再分配应该叠加。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基尼系数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趋势现已趋于平稳。基尼系数代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分配，价值越低，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分配越均匀。基尼系数0.4在国际上经常被用作收入分配差距的"红线"。

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0.46左右，进入徘徊状态。这表明，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还不够合理。事实上，初始分配的作用是有限的，不太可能将收入差距缩小到0.4以下。从经合组织集团国家的经验来看，初始分布后的基尼系数大多在0.4以上，有的甚至超过0.5。最终的分配结果低于0.4，有些甚至低于0.3，因为再分配是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来实现的。

因此，要将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到合理水平，最终需要依靠再分配。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再分配应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手段。而且，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虽然经济增长、技术变革和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自然没有划分蛋糕的机制，因此必须采用再分配。

促进和扩大社会流动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要打破阻碍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流动的体制机制的缺陷。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流多流，主要是横向流动，如农民工从原来的农业产业流向非农业产业，以进入小城镇、中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区。当然，横向流动中也存在垂直流动性，如收入、身份、地位提升、就业提升等。这是因为：一是教育整体水平提高很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大学入学率使更多的人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随着中国进入中高速或中速增长期，劳动力流动速度明显放缓。此时，应更加注意向上的垂直流动。没有实际手段，社会流动性很容易变成零和博弈，相当于挤满一辆公交车，你挤起来又摔倒，这种现象就会发生，也会产生社会凝聚力的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核心是加速社会流动性。

如果按收入将人口分为五组，从宏观角度来看，每个群体的收入都需要继续增加，这必须在未来得到保证，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在微观层面，每个家庭的收入也应该增加，这是过去的重要特征，而避免未来零和博弈的现象意味着一些家庭的收入增长速度不能明显慢于其他家庭。从这个角度来看，许多家庭可以继续从低收入群体或次低收入群体向高收入群体迁移。收入群体的飞跃是社会流动性的内涵，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

如果我们提出实施"中等收入群体乘数计划"，我认为主要重点应该放在以下三个群体上。

"乘数"群体之一：扶贫后农村人口收入增加。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大约有1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脱贫，但他们仍然是低收入群体，应该利用乡村振兴和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两种手段，加快帮助他们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经合组织的相对贫困标准是家庭收入中位数的50%。2019年，中国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数为14，389元，其中50%为7，195元。这个数字在2020年再次上升。假设农村家庭收入的30%仍然低于这一标准，总数至少为1.53亿，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如果这部分人口能够被培育成中等收入群体，将创造又一个共同繁荣的奇迹。

"双"二组：农民工进城文明。

2020年农民工平均工资为4549元，已经是中等收入群体的较低水平。虽然大多数农民工也可以算作中等收入群体，但他们仍然面临着户籍制度这个"无形的墙"，即社会保障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取权并不平等。因此，只有把他们变成城市家庭，才能成为真正的中等收入群体，否则"中等收入群体"的地位就很不稳定。例如，到2020年，由于疫情爆发，外出和居住在城镇的农民工人数将下降3%。目前，中国约有1.7亿农民工，如果他们能被培养成中等收入群体，意义非常大，可以大大提升中等收入群体乘数计划的效果。

"双"三组：让老年人过上中等收入的生活。

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比原先想象的要多，老龄化程度也比原先想象的要高。目前，65岁及以上人口高达1.91亿，60岁及以上人口高达2.64亿，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庞大后备军。让老年人达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们实现老年和养老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确保消费需求能够持续支撑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本条件。

三、社会福利全覆盖平等

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在他的《竞争优势》（Competitive Advantage）一书中谈到了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因素驱动，依赖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第二个是因素驱动，依赖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第二个是因素驱动，依赖于资源、资本和劳动力;波特认为，在前三个阶段，经济增长一直在上升，在财富驱动的阶段，它必然会放缓和停滞。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的阶段，现在需要做的是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相结合。

长期以来，特别是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主要受供给侧因素制约，即潜在增长能力。随着中国接近零增长和负增长，对需求方的制约效应将越来越明显。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双面制约。根据迈克尔·波特的发展阶段，中国需要将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相结合，在供需两边同时工作，以保持创新驱动的势头，并学会随着财富的积累而增长。

在这个发展阶段，现代化建设是无法回避的一项任务，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在10，000美元至25，000美元之间的国家，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将从平均26%跃升至37%。

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于将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高到2.3万美元的阶段，应该遵循一般规则建立自己的福利制度。建立福利国家也是保障人的基本物质文化需求，实现社会政策触底，支持创造性破坏的必要条件。如果工人和家庭不能在宏观层面上得到保护，总有借口在微观层面上保护就业岗位，保护生产能力，保护企业，保护产业，最终结果是低效企业不能退出，降低整体生产率。

福利国家建设是将国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途径。当然，我们也要遵循尽力而为的原则，有中国特色。七个"东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生命周期的福利保障。每个内容还具有一般要求和特殊定位。例如，目前，目前特别努力降低三孩教育成本，学习提高工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竞争力，特别是劳动和收入，重点解决结构性就业困难，医疗疾病实现更平等的全民医疗保险，提高老年人寿险的包容性和平等性， 住房是指经济适用房作为一项基本的公共服务内容，对社会援助重点和解决相对贫困的支持力度较弱。

因此，在未来15年的这个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发展不仅要关注供给侧因素，保持潜在增长能力，还要关注需求侧因素，特别是要以促进共同繁荣为整体领导地位，确保消费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才能实现潜在增长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