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57年对哥穆尔卡说过：“苏联有多少力量，你我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到10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任何外国的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我们党一贯的鲜明立场。
赫鲁晓夫曾多次责怪埋怨尤金不会办事，现在这样收场大约也感到不好下台，想了想又建议：“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等等？”
“不行！”毛泽东断然拒绝，把手从里向外挥开，“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正在互相合作，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赫鲁晓夫微露愤懑，他在不高兴和愤怒时，眼睛便眯成一条线，目光像被聚光之后凝成犀利的一束。
毛泽东反而坦然了，甚至轻悠悠地吸起了香烟。大概他的目的达到了：弄清了苏联人的真实想法，并且抓住时机把态度明确告诉他们，涉及主权的大事是不行的！赫鲁晓夫已经不再眯眼，表情恢复了平和。毕竟是位大国领导人，他的意志也足够坚强，他突然一笑：“为了合情理，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作基地。”
“不要！”毛泽东吮吮下唇，淡淡一笑，换了一种慢条斯理的声音说：“我们不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里搞什么名堂。”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赫鲁晓夫表示：“你们不理解，我们也不提了。不同意就不同意吧。”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但心里又憋得发胀，兀自用抱怨的口气嘟哝着：“为什么要这样误解我们呢？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帮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顺港归还中国，放弃在新疆成立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了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
“这是另一个问题。”毛泽东的口气也变得缓和了，“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颐年堂的这次会谈是一下飞机就开始的，可见毛泽东的重视。他对中国主权问题毕生都格外重视。
有了李越然的这段回忆，我们对赫鲁晓夫这次来华便有一个大致的印象。但同一件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自然就有不同的结论，作为当事人之一的赫鲁晓夫对他这次来华也有一段描述，我们不妨也抄录下来，相信读者会从中品出一些味道来的。
值得提醒读者诸君的是，这一件事情他们的说法有着惊人的相似。
赫鲁晓夫回忆说：
我记得很清楚，1958年毛泽东是如何断然拒绝我们要求在军事方面进行合作的努力的。根据一项协定我们的飞机可以在中国的机场停留和加油。我们的远程潜艇服役以后，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与我们的舰队保持联络。顺便说一句，在此以前，中国人已提出要我们把舰艇的设计图纸交给他们，并教会他们建造潜水艇的技术。所以我们认为，提出让我们在中国建一个无线电台是件合情合理的事。但是他们说不行。不久我收到了尤金的密码电报，报告了中国领导人的反苏态度。
我对我的同志们说：“照礼节，现在该轮到毛泽东到我们这里作国事访问了，然后我们才能再到他们那儿去。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还是最好到他那儿去谈。这次最好作为私人会晤，以便能找出我们同中国同志的分歧有多大。”
这是我最后一次访问中国。那是在1959年。（作者注：这系赫鲁晓夫晚年叙述回忆录时的口误，实际上1958年，是第二次访华，而并非最后一次。）我们的会谈是友好的，但没有具体成果。在讨论的事情中，我们又提起无线电台的问题。我说：“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甚至愿意把这个电台送给你们，但希望这个电台能尽快建立起来，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都不能达成协议？”
“不能！”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动怒。为了合乎情理，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说：“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克作基地。”
“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儿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始终也没有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潜水艇基地。
读了他的这一段回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的说法和李越然的说法是何等的相似。如果不是他们在写作时相互借鉴的话，就是说明他们对当时的情景记忆太深刻了，否则，怎么能连说话的文字都一样呢？
如果我们想要研究透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关系，那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则早就是有些眉目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后来集中反映在对待斯大林等问题上，依笔者的看法，这里面还是既有他们性格上的因素，也有非性格的因素。
分歧并不是从哪一天开始的，是很长时间积累起来的。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分歧集中起来，这样读者就会更加一目了然。
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根本就不同意这样的提法。他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赫鲁晓夫却认为在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根本就谈不来，毛泽东也就不想再谈这个问题，就叫邓小平去和他们谈。
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他们的看法也不一致。毛泽东问赫鲁晓夫：“如果敌人使用核武器，我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这是十足的赫鲁晓夫性格。“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他什么时候放？”毛泽东就是爱唱个反调。
赫鲁晓夫说：“我们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受到攻击，我们都要立即还击。”
毛泽东又不高兴了，他说：“这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了没有。”
……取自《钓鱼台往事追踪报告》，作者系董保存